陳旭麓先生以思辨和文筆見稱學界，被公認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執(zhí)牛耳者，但又是全國唯一的三級副教授。在我的母校華東師大當了幾十年的副教授，有關他的遭遇說來話長。 　　剛進大學時，雖然陳先生的大名如雷貫耳，但因我的興趣在中國古代史，也就沒有太多地關注他。后來在《歷史研究》上經常看到他的論文，每每被他氣勢如虹的文筆和精細入微的分析所吸引，很想去認識這位沒有給我們上過課的老師。同學間有傳說，陳旭麓在“文革”中犯了政治錯誤，是“問題人物”。雖然我似信非信，但終究沒有去拜訪他。讀研究生時，史學研究所的青年教師告訴我：所長吳澤最痛恨的就是陳旭麓。和陳先生或他的學生來往過密都會遭猜疑。
　　我生來就不愿受任何拘束，不能公開地去求教，就偷偷去拜訪陳先生。第一次去他家，陳先生一口濃重的湖南話，幾乎聽不懂他在講什么，卻讓人有如沐春風的感覺。他聽過師生間有關我桀驁不馴的種種風言風語，對我說了很多鼓勵話。
　　我和陳先生比較多的來往是在畢業(yè)后。在幾次學術會議上都能見到陳先生。尤其是我到市委宣傳部出任研究室主任后，組織上海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討論，特地邀請陳先生參加“海派文化特征學術討論會”。陳先生還專門提交了論文《說“海派”》。那是討論會上質量最高的學術成果。也就在這段時間里，我慢慢了解了陳先生的具體的遭遇。
　　陳旭麓先生24歲就寫出了《初中本國史》。1940年代后期開始在上海大夏大學和圣約翰大學授課，已經是副教授了。50年代初，兩校合并為華東師大后，陳先生就一直沒有離開過歷史系。五六十年代，當多數前輩學者沉默的時候，陳旭麓的寫作熱情卻很高。從1949年10月至1965年8月，他在各類學術刊物上發(fā)表了59篇論文。其中關于辛亥革命及中華民國史的研究，以及近代精英思想與思潮演進的剖析，多屬拓荒之作。這些論著大多融義理、考據、詞章于一爐。不僅其論域之廣和成果之多，更重要的是由于思辨的深邃和識見的卓特。
　　在“文革”中，陳旭麓受邀參加上海市委寫作班為毛澤東標點注釋古文的工作，就此為他招來晚年的橫禍。在史學界有權勢的紅色教授們出于嫉妒想把他打成“三種人”（即所謂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從校系到國務院評審委員會，這伙人一次次壓著他不能提教授職稱，不能帶博士生。陳旭麓就此成為永遠的副教授。
　　我很為陳先生鳴不平，曾經問過他有沒有可以幫上忙的地方，畢竟當時手上還有點權力。陳先生苦笑著婉言謝絕。其實，此時的陳先生對職稱一類的事早已“味同嚼蠟，亦視之如雞肋，不愿問聞了”�！拔乙蝗纹渥匀�，決不向任何人乞求，亦不欲為此事與他們再說一句話。古往今來這種排斥的事情太多了，也實在太下作了。”盡管如此，但他那種孤憤的心境是可以想見的。
　　他在《浮想錄》中寫道：“公平是從殘酷的不公平中得來的。分享艱苦比分享歡樂更懂得時代的腳步。在困難中認識了他人，也檢閱了自己�！薄澳樕暇`開笑容、心里卻在哭泣的人們永遠不會消失�！薄昂萌�，只有在最困難的時候才有可能遇到。了解他的人、為他的遭際憤憤不平的人那么多，使他感到安慰，受到鼓舞。”
　　在逆境中的陳旭麓到了晚年，不僅沒有被“老境侵奪”，反而把自己的學術與思想推向一生中的巔峰。他以“大史震”比擬“文革”給他們這一代學人所造成的心靈痛楚和精神震撼�！八恼鸩ㄆ仁刮覀內フJ識社會、認識歷史，遠遠地超過了唐山大地震迫使我們去認識自然。”1978年后，他以“新陳代謝說”為旨歸，致力于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研究，突破了三十余年近代史的既成格局，構建了一個嶄新的分析框架。
　　他的遺作《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被學界譽為新時期“中國本土史學的標志性文本”。記得拿到這本書的時候，我還在UCLA的校園里，幾乎是徹夜未眠一口氣把書讀完。先生的字里行間閃爍著智慧之光，給我?guī)砻土业乃枷霙_擊。
　　我有時候會這樣想：如果陳旭麓先生的黃昏歲月不是那么蒼涼，也許他最后的生命會被耗盡在那些沒完沒了的政治表態(tài)、行政會議和人事應酬中。他不幸被冷落、被排擠，對于中國學術界和先生個人來說，也許反而是一種幸運。
　　二十多年過去了，先生的名字依然灼灼生輝，可是當初那些紅極一時的人物還有幾個被提及？行文及此，陳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斷在我腦海里浮現。他曾經說過：“什么叫知識分子?應該說，他們是站起來思考著的人�！蔽揖囱鲫愋衤聪壬�，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站起來思考著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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