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讓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2點45分,崔占峰在牛津大學工程系的餐廳里出現(xiàn)。他花了2.3鎊購買一只漢堡和一袋薯條后,匆匆離去。材料系的一名博士后看著崔占峰的背影對我說,“來到牛津,你可以不知道彭定康,但你不能不知道崔占峰�！�
　　2000年10月1日,崔占峰被牛津大學聘為生物工程教授。這張聘書為他帶來了牛津大學建校800多年以來的第一位華人教授的身份。
　　以下為其口述。
　　現(xiàn)在,在這邊讀本科的學生家庭要么是商人,要么是當官的,普通老百姓哪里來得了。如果家里沒錢還要湊錢來讀的,我就告訴他們千萬別來,因為沒這個必要。其實,進不進牛津讀書不是問題的根本。我們國內老是把虛的東西看得比較重。有人覺得,“我兒子是牛津大學畢業(yè)的�！� 那又怎么樣?我有一些學生來了以后,我問他們?yōu)槭裁醋x博士啊,他們說,我爸爸媽媽要我讀的。這樣的學生做不好。
　　 我認為中國教育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讓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問中學生,“你想要做什么?”很少有人能說出來。要是在英國,從小學開始老師就會問你想干啥。學校每年都有職業(yè)生涯測試,老師會告訴你適合做什么,不適合做什么。下一年又有測試,老師會一直關注你的變化,告訴你什么是你最合適的方向。這里的孩子會想,我要做什么,而不是說我想上牛津,想上劍橋。這一點是挺明顯的區(qū)別。
　　牛津是學院制,招生是由學院的導師負責。在招生時,我們首先會判斷學生能不能跟上,有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夠不夠聰明,能不能接受腦力上的挑戰(zhàn),足夠成熟去接受壓力。面試的時候主要看的還是潛力。我們會有一系列的測試,通過交談,來看這個學生的反應。例如我們會給一些學術問題,這個問題你肯定沒有學過,就要看你的解決能力。
　　我覺得國內過來的博士生與其他學生的一個差別,可能是獨立性和成熟程度不同。不能說所有人,但大部分國內過來的博士生都老想著別人告訴他干什么,怎么干。如果在這邊讀本科的學生,就會稍微好一些。
　　最近幾年中國也有派出來很多公費的研究生。分為兩種,很小部分是全額公費出國讀博士學位的,大部分是在國內注冊了博士,出國一年“聯(lián)合培養(yǎng)”。因為中國的項目要求是名師、名校、名專業(yè),不是隨便去個學校就給錢,所以給牛津這樣的學校造成很大壓力。每年想來的博士生太多了,而這些人來了又不交學費。中國將他們定義為“訪問學生”,將這種合作方式定義為“聯(lián)合培養(yǎng)”。但是,牛津是不認的。因為你不是這里的學生,如果你是學生,那你就得交每年一萬五千鎊的學費。所以,你來到這里只能算訪問,我們都給的是訪問學者(的簽證)。目前牛津正在想一些政策,做一些限制。
　　不過,中國的公派留學始終都是好事,可以讓更多的人,讓普通人能夠不用自己掏腰包到海外求學。
　　目前國內的學術界是以論文作為衡量學術水平的一個指標。我覺得這是因為國內還是人太多了,必須要有這么一個不能改的、量化的指標。因為國內的人為因素實在是太多了。
　　在英國,評價一個人是很簡潔的。比如我說這個人水平不行,他就是不行,什么情況下我都會說不行。如果你找英國人給你寫推薦信,他可能不寫。如果他給你寫,就會真實地寫。因為他有自己的聲譽,他推薦你不行,影響他自己名譽。
　　但國內不一樣,今天不見明天見,慢慢地吃吃飯,熱鬧熱鬧,最后就行了。因此,國內需要一些不能改的標準。文章發(fā)表了就是你了,不會改的。不過國內很好玩的是,你說發(fā)表了文章還不行,還得打印出來,還得接受檢查。
　　這里就有一個評價習慣的問題。在英國,每個人都有一個view。首先他們會假定你是個好人,當發(fā)現(xiàn)你有一些不好,這個不好的view就很難改了。但在中國,大家首先會覺得這個人不怎么地,不信任你,然后要費很大勁才能讓別人信任。
　　在日常的工作內容上,我們跟國內的教授也有一點差別。上課、科研、搞些討論會都是一樣的,但我們花在搞經費的時間少。上次國內來了一個教授,問我每天的安排。我告訴他后,他非常驚訝,說:“你們不出去跑錢?”在這里,沒人跑錢,跑也沒地方跑。假如你跑了,反而會影響你的view。
　　很多中國的教育的問題,包括科學界的問題,我們在外面唱高調,很好說,但是回去做一做,其實不容易的。所以我覺得需要越來越多的人真正做點實事,哪怕是一點點,哪怕就幫助一個孩子。
　　所以現(xiàn)在我想做一些切實能幫到一些人的事情。所以,我回中國經常去的地方是工廠。我把這個工廠的一些問題解決,你就能幫上這個工廠里的人,他們還有家人,你就幫了很多人。雖然沒法寫成論文,也沒有錢拿,但我覺得幫到很多人,這就夠了。
　　(實習記者袁誠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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