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首位因在任期間綁架、屠殺無辜民眾而獲“侵犯人權罪”的民選總統(tǒng)，他的入罪，也給全球當權者提供了一個鮮活的教訓 　　 　　4月7日，秘魯高等法院在15個月的審判后，以“侵犯人權罪”判處現(xiàn)年70歲的秘魯前總統(tǒng)藤森25年徒刑。2000年下野，在流亡日本、智利7年后被引渡回國的他，終于無法逃脫法律的懲處。由于藤森仍有一定數(shù)量的支持者，這一判決引發(fā)了秘魯國內(nèi)強烈的對立情緒，為該國2011年的總統(tǒng)大選留下了隱患。
　　但無論如何，這都是秘魯政治史上一樁里程碑式的事件，經(jīng)過近十年反思，秘魯人終于有勇氣面對過去的政治創(chuàng)傷。作為首位因在任期間綁架、屠殺無辜民眾而獲罪的民選總統(tǒng)，他的入罪，也給全球政治當權者提供了一個鮮活的教訓。
　　
　　
　　在安全的名義下
　　
　　和所有涉嫌在任職期間侵犯人權的高層政客一樣，藤森一直辯稱自己無罪，“所謂的傷亡只不過是清剿反政府武裝的副產(chǎn)品”，他出臺的政策都是“為了維護秩序穩(wěn)定和國民安全”。用其辯護律師的話說就是，“作為一國總統(tǒng)，他只對政策而不是政策帶來的效果負責”。 而且他對這些侵犯人權的案子毫不知情。
　　然而，從法庭和人權機構調(diào)查取證的大量資料以及解密的藤森時期的政府文件來看，他的詭辯完全站不住腳。秘魯全國人權協(xié)調(diào)委員會的數(shù)據(jù)顯示：從1980年到1992年，秘魯人有26149人死于政治暴力，其中47％死于“光輝道路”和“阿馬魯”這兩大恐怖組織之手，另外更多的53％死于政府軍隊。美國司法部的報告顯示：在1992-1994年間，“光輝道路”造成民眾傷亡的比例已大幅降低，大部分傷亡是警察部隊的濫用權力。
　　官方軍隊在剿滅反政府分子的同時，也瞄準了那些他們認為是“支持反政府武裝”的組織和個人，很多法官、律師、教授、學生以及人權活動家等遭到迫害，甚至被處死（當時的軍方領袖已于2007年11月26日“藤森1992年自我政變”一案中，以“侵犯國家民主制度和人權自由罪”被判刑）。
　　除了對這些人權案件負有間接責任外，藤森于1991年授權成立的名為“小山丘”的準軍事組織被證明與三起命案有直接關系，這也是此次判刑的依據(jù)。分別是：1991年，該組織在首都利馬市中心一居民區(qū)的燒烤聚會上槍殺了15人，其中包括一名8歲男孩；1992年，在利馬東郊的拉坎圖塔大學綁架并殺害了9名學生和1名教師；同年，還綁架并殺害了一名反對派商人和一名批評總統(tǒng)的記者，其罪名都是“涉嫌支持反政府武裝”。
　　這些人除了被當場槍殺的之外，其余都被帶到國防部的拘留所關押審問。藤森的前妻蘇珊娜自從公開揭露藤森的獨裁暴行后也被收押于此。當時藤森就住在國防部大樓里，安全部門還定期向他匯報審訊情況。
　　
　　人權的制度硬傷
　　
　　遍覽藤森的辯護詞，他總是詭辯說“當時處在剿匪的特殊時期”，“自己的行動具有合法性”。實際上，他的辯解部分來自于他早已為自己提前設置好了法律保護傘：時任總統(tǒng)的他，廢止了1979年憲法中的保障國民基本人權的條款。
　　1992年4月，藤森以“需要集中權力、進行反恐”為名，發(fā)動“自我政變”，宣布國家權力集中在行政部門手中，并辭退了上百名前政府公務人員。當年5月到11月，藤森通過其重組后控制的國會頒布了11部反恐法，這些法律無一例外地剔除了1979年憲法中關于保護國民免受政府權力侵擾的條款。
　　這些法律都使用寬泛而模糊的語言，為軍人“執(zhí)法”留下了很大的解釋余地。比如1992年5月頒發(fā)的法律中對“恐怖主義”的解釋，和8月頒發(fā)的法律中對“叛國罪”的定義基本相同。新憲法中還規(guī)定，所有“恐怖主義犯罪以及叛國罪”都將移交給軍事法庭審理，強調(diào)對“恐怖主義犯罪”要判處死刑。
　　此外，藤森還從組織上保證讓民眾訴冤無門。“自我政變”后他辭退了幾百名法官。留任人員在準軍事政權的高壓下只敢裝聾作啞。1992年拉坎圖塔大學綁架師生案中，在軍方已成為主要嫌疑的情況下，政府仍然讓軍方開展調(diào)查，最后向聯(lián)合國人權中心匯報說：“無論如何，這些人都不是被軍方逮捕的�！�
　　2000年離任前夕，藤森建議向軍警領袖提供赦免權，并獲準通過。按照這一法律，曾被指控迫害反對派和無辜民眾的軍警頭目，均可獲得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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