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秋天的音樂節(jié),或者在南鑼鼓巷的“江湖”酒吧,有時會遇到戴著一副眼鏡,看起來溫文爾雅的臺灣人張鐵志。2008年在內地出版《聲音與憤怒》之后,他又出版了《時代的噪音》。有時會和他的文化人朋友們一起座談討論網絡、新聞與民主,有時在推特上結交“異見分子”,旁觀中國內地的各種事件,有時也會去拜訪被本刊評為“青年領袖”的民謠歌手周云蓬。他語速不快,觀點也不激進,如果你聆聽得夠久,他是可以越說越豪放的。
　　他的書中頻頻出現(xiàn)“反抗”、“憤怒”等字眼,卻是由來已久。他所在的臺大,過去傅斯年從北大來擔任校長,帶入一些自由學風。1949年春天,臺大和師大學生鬧起學潮,要求“反內戰(zhàn)、反饑餓”,學生因此遭到逮捕、處死,史稱“四六事件”。這是1949年后,臺灣學生運動的濫觴。
　　“不能說天生叛逆,但我會去質疑主流和權威�！睆堣F志在1990年代初的大學時期完成了他“憤怒”的轉型期,那也是臺灣解嚴后不久,劇烈變動的民主化時期,搖滾樂成為這種青春躁動的出口,他聽齊柏林飛船、披頭四、皇后、深紫、迪倫等等。他們解密經書般研讀馬恩選集(那是許多臺灣人最初接觸的簡體字書籍)、葛蘭西與�？�,激辯臺灣的政治經濟性質,或者在校園門口遞傳單給同學們,讓大家來認識那些不公正, “終日和社團朋友們辯論、思考關于臺灣、兩岸以及世界的問題,包括教育改革、環(huán)保、女性主義”,成為“體制的叛徒”。
　　1993年12月,為了爭取權益,學生們主張修改“大學法”。這個法是要在“立法院”審查的。“審查那一天,我們大約有兩百多名學生在立法院門前抗議,然后沖進立法院里面和警察的人墻對峙,混亂之中,因為我是運動領導人,所以被警察拖走要拉到廁所私下毆打我,還好路上被一個記者看到,罵他們說不能這樣對學生,但我已經嘴巴都出血。”
　　當時退休的“行政院長”郝柏村來臺大演講。因為反對他在政時的威權措施,所以學生要去反對他演講。為尊重其言論自由,只在他演講到一半時,張鐵志們舉起布條靜默地抗議。
　　1993年,臺大附近一家小咖啡館“甜蜜蜜”成為臺北地下音樂、邊緣藝術、學運分子的基地。張鐵志亦出沒其中,“確實在那些荒誕、狂暴、惡搞的音樂、行為中看到與學運之間的共通性�！碑厴I(yè)后,他繼續(xù)去探訪那些地下音樂的秘密基地,雖然那些live house大都活不久,但獨立樂隊卻越來越熱鬧,也有更多創(chuàng)作專輯出版,包括后來為內地熟知的魔巖的楊乃文、張震岳,以及陳綺貞等。
　　畢業(yè)后他做了兩年記者,又當兵。30歲那年,去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而后,他對“發(fā)多少paper,討論的問題與現(xiàn)實無關,全是象牙塔里彼此的對話”的博士生涯有所倦怠,甚至對拿不拿學位都開始無所謂了。
　　《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是他出國念博士前寫的,想用一本書告別青春搖滾歲月。2004年在臺灣出版,當年被《聯(lián)合報》選為年度好書之一,竟然“在臺灣奇怪地暢銷”。臺灣一本書賣到兩三千本是常事,他的書賣到一萬冊,印刷到第十版。
　　大陸已經成為臺灣生活中重要的“他者”�！百Y本家們”早已向大陸前仆后繼,但是兩岸公共領域的交往仍然薄弱。張鐵志渴望為這部分的交流付出努力。
　　“越來越多媒體人、文化人進入大陸。但一部分人選擇與大陸的權力/財富集團站在一起,把大陸純粹當作賺錢的商業(yè)樂園、或者享受在大陸高規(guī)格的待遇,以至于不論是出于個人利益,或是因為信息限制,他們多半是只為大陸熱烈歡呼�！倍鴱堣F志可能更多地選擇與大陸的公民社會力量站在一起。
　　試圖推動臺灣社會的人權教育、關注人權問題。他們也與臺灣獨立音樂人合作,組織演唱會來進行人權教育;他還在“守護臺灣民主平臺”的組織擔任執(zhí)行委員,關注與監(jiān)督臺灣的民主;“外省臺灣人協(xié)會”是張鐵志參與的另一機構,“這個組織希望促進臺灣的族群之間有更多的彼此理解,因為族群的政治矛盾是過去臺灣二十多年民主化最嚴重的威脅�！�
　　張鐵志大概算是臺灣最年輕的政治與文化評論者之一�！巴瑯拥哪挲g,朋友們都物質生活富裕,我還是騎著大學畢業(yè)時買的摩托車,沒有多少存款�！�
　　張鐵志與內地關系密切,不僅是因為新近女友是一個大陸人。追溯淵源,張鐵志的外公黃埔軍校畢業(yè),1949年后去臺灣,與內地音信斷絕。大陸開放以后,他的母親和她的兄弟姐妹們才踏上了探親之旅。最近,張鐵志遠在南京的素不相識的表妹突然給他寫了封信,告訴他她一直在看他的文章。他被這樣的戲劇性給震撼了: “她的爺爺與我的外公是兄弟,他爺爺加入共產黨,我外公進黃埔軍校。同樣雷人的是,因為我母親、外公姓仲,原來是孔子的弟子之一,仲由(字子路)的后代�！�
　　搖滾與政治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搖滾樂在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
　　張鐵志:搖滾樂從一開始就是以一個反叛的姿態(tài)誕生,從青少年對成人世界的反叛,到一種對抗主流體制與文化的反叛。但是,搖滾樂作為一種商品,又無可避免地成為文化工業(yè)的一環(huán)。于是,我們看到不同的搖滾人不斷在市場、名聲、明星體制中掙扎,有人被這個體制吞噬,有人則得以維持創(chuàng)作的尊嚴。
　　在國外,正是因為搖滾樂與商業(yè)體制的緊密結合,它確實對青年文化影響深遠。它不僅影響許多聽者的個人生命與態(tài)度,也可能沖擊這個時代。如1985年的援助非洲饑荒的Live Aid,2005年支持非洲發(fā)展的Live 8活動,我們都見到搖滾樂如何動員青年人一起創(chuàng)造歷史。
　　人物周刊:你如何開始寫樂評的?如何理解音樂和政治之間的關系?
　　張鐵志:1997年左右,有雜志知道我對這個感興趣,邀請我來寫。當時我剛剛知道這樣一件事:英國首相布萊爾上臺的時候,英國的一本音樂雜志《NME》邀請很多樂隊抨擊布萊爾,說他的新中間路線其實是偏向右派的,譬如說刪減單親媽媽津貼、教育津貼,等等。本來我以為搖滾巨星沒有太深刻的政治意識,可看到我喜歡的那些音樂人,全都反應那么強烈,我被震撼到了。當然后來知道因為英國的搖滾人多是工人階級出身,所以偏向工黨。
　　美國上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我發(fā)現(xiàn)音樂可以說是時代的原聲帶,很多人通過音樂去了解社會議題,譬如黑白民權問題、反越戰(zhàn)等。這都讓我看到了音樂和政治結合的可能性。每個時代的代表性樂隊都關注時代的矛盾。60年代Beatles、 Bob Dylan,80年代至今的U2、REM、radiohead,美國的Bruce Sprinsting……都是這幾年最重要的音樂人,他們都深度參與社會。
　　人物周刊:音樂真的有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嗎?
　　張鐵志:歷史中確實是有的,從迪倫到U2,他們確實都喚起許多人對某些問題的關注。
　　音樂人或藝術家重要的是去提出問題,反思我們的處境,并刺激人們思考,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推動了社會進步。
　　歌曲的美學價值還是很重要,政治性要通過這個來表現(xiàn),如果只是政治的話,那不就變成革命歌曲了嗎?羅大佑早年蠻搖滾的,李宗盛早期是民謠的形式,不那么流行時挺好的,很真誠的。我認為,崔健比羅大佑有更多藝術的堅持。
　　人物周刊:你寫的兩本書,談的都是過去國外的老搖滾歌手,這些書對中國當下有什么幫助呢?
　　張鐵志:我寫的時候,并不是思考對當下的中國有什么幫助。但是確實有不少朋友跟我說,這些文字讓他們更確信搖滾的力量,也知道搖滾沖擊體制的這種可能,而不會犬儒下去。我喜歡崔健說的一句話:如果文藝沒有批判的精神,就只是娛樂。這個社會并不缺更多的娛樂。
　　人物周刊:你的書中有“反抗”兩個字。
　　張鐵志:我對搖滾樂的關注和政治反抗的關注,其實背后都是一樣的,亦即希望有另一個世界的可能,現(xiàn)實中可以有不同的聲音。比如說我們反對好萊塢電影,是反對只有一種主流美學;我們反對大唱片公司,所以推動獨立音樂。主流不是罪惡,獨立也不是比較好聽,卻是為了能夠多元化。
　　政治上也是一樣,現(xiàn)實政治體制和主流體制使得其他聲音出來的可能性變少,所以我們打開這個空間,讓更多不同聲音出來。民主讓世界有更多可能性。
　　大陸搖滾與臺灣搖滾
　　人物周刊:如何評價大陸的搖滾樂?同時談談臺灣的搖滾。
　　張鐵志:大陸的大城市已經有相當?shù)某鞘鞋F(xiàn)代性,但還沒有表現(xiàn)在文化產品如音樂和電影上。我特別欣賞大陸的搖滾樂中有一股強悍的生命力,生猛的能量,尤其是那些從90年代末期出現(xiàn),至今仍然活躍的,80前時代的音樂人。是臺灣所欠缺的,或者已被馴服的。不過對年輕一代來說,臺灣和內地都活在全球化時代,接觸的信息也接近,因此越來越少本質上的區(qū)別。
　　臺灣搖滾樂,有比較商業(yè)化、主流化的,也有比較獨立性、實驗性的�，F(xiàn)在臺灣搖滾的形式可能比過去更豐富,卻不一定更有思想。
　　臺灣搖滾樂我喜歡的有:濁水溪公社、交工、1976。他們是獨立的搖滾樂隊。大陸的搖滾樂的歌詞水平比臺灣高。
　　人物周刊:你覺得自己是否喜歡扮演“批評者”的角色?
　　張鐵志:批判權力,不論是政治權力還是商業(yè)權力,為那些微小或異議的聲音發(fā)出更多聲音,是一個評論者不可回避的道德責任。
　　(實習記者史衛(wèi)燕對本文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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