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音樂野史有兩支樂隊經(jīng)得起內(nèi)地樂迷遲到的探究和挑剔，一支是搖滾行為主義樂隊“濁水溪公社”，其行為主義朋克惡搞的一面堪稱上�！绊敇堑鸟R戲團”的前輩，另一支就是客家民謠樂隊“交工”，但是我不知道他們是內(nèi)地哪一支樂隊的前輩。
　　因為內(nèi)地根本沒有這樣的樂隊。內(nèi)地沒有什么樂隊是像濁水溪公社或交工那樣，具體參與到社運中去的。因為大家甚至都不大明白什么叫“社運”，很多憤青只知道抽象的“革命”和空洞的“反叛”，只知道格瓦拉――甚至只知道格瓦拉T恤。到了2007年，內(nèi)地有了社運的萌芽，比如廈門市民的散步和上海市民的散步，都涉及到環(huán)保議題。經(jīng)過那一事件，廈門政府也在進步，至少他們現(xiàn)在開始知道在美麗的海岸辦音樂節(jié)總比辦石化廠要好。1990年代后期。臺灣轟轟烈烈的反美濃水庫運動伴隨著交工樂隊的歌。假如人們在抗議的時候。也沒有喪失歌唱的能力，在憤怒的時候，也沒有淡忘愛，那么一首美麗的鄉(xiāng)謠就是對故土最好的捍衛(wèi)。下一次在海灘辦音樂節(jié)的時候，廈門人應(yīng)該嘗試唱出自己的民謠，像對岸的同胞那樣。
　　當(dāng)然我們從來都不缺少革命大喇叭，輪番將格瓦拉和王洛賓的帽子扣在自己頭上的小丑似乎也能吸引沾滿淚水的花手絹；我們也不缺乏音樂環(huán)�？谔�，迷笛音樂節(jié)年年都跟環(huán)保掛鉤，但除了冠名“綠色和平”，卻并無音樂介入環(huán)保的具體實踐；至于動輒呼天搶地獻歌“綠色奧運”的那些朋友，我只能恭祝他們早日殺上春晚。說到底，音樂介入環(huán)保等社會議題，在我們這兒還只停留在姿態(tài)和口號。
　　直到周云蓬唱出《中國孩子》，唱出《買房子》和《Something in the Way》(他戲稱那是Nirvana為北京奧運寫的歌)，人們才驚覺內(nèi)地風(fēng)起云涌的民謠熱潮在面對社會現(xiàn)實時其實是多么蒼白。南嶺國家森林公園在做完周云蓬的社區(qū)音樂會后，又請來客家女歌手羅思容和交工靈魂人物林生祥。被雪災(zāi)重創(chuàng)的南嶺森林，迎來了一個名為“每日?種樹”的音樂會。類似Woody Guthrle、Pete Seeger、Billy Bragg這樣的民謠傳統(tǒng)，在臺灣猶有交工、黑手那卡西(一支工運民謠樂隊)這樣的悠遠回聲。內(nèi)地的新民謠，也理應(yīng)從《中國孩子》開始，讓良知在大地上生根。
　　然而把音樂和社運搞在一起，難免要面對政治宣傳與藝術(shù)品質(zhì)、道德與美學(xué)之間的古老悖論。令《中國孩子》得以流傳的，首先還是因為音樂，因為一段旋律之美。同樣，交工和林生祥的政治意識和社會正義感，仍然是落到音樂實處的。交工的兩，張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和《菊花夜行軍》，尤其是后者，在音樂史上無疑堪稱經(jīng)典。即使你完全聽不懂客家話不了解歌詞也能被打動，這就是音樂本身的力量。交工的音樂汲取客家民謠、恒春民謠，又能站在當(dāng)代音樂的高度，去努力企及羅大佑和崔健所奠定的經(jīng)典標(biāo)準(zhǔn)。交工對中國民族打擊樂(廟鼓、八音鼓、鈸、鑼、云鑼等)的運用與崔健異曲同工，對嗩吶的運用也是傳續(xù)《亞細亞的孤兒》和《一無所有》之神。交工解散后林生祥音樂上的最大新意和貢獻就是學(xué)習(xí)、移植了沖繩民謠中的三弦一在日本是三味線――有別于北海道等地枯澀蒼涼的風(fēng)格，沖繩三味線婉約明亮顯然更契合臺灣的氣質(zhì)，而三弦這個樂器在中國當(dāng)代樂壇被淡忘已久，似乎只是在何勇的《鐘鼓樓》和左小祖咒最近的《野合萬事興》中偶露崢嶸。
　　交工的《菊花夜行軍》專輯打破了抗議民謠易犯的直白有余、韻味不足的毛病，較好地平衡了野性與精致、慷慨與婉約，更難得的是在悲涼與激昂之外，像《菊花夜行軍》這樣的歌還能透出一份幽默。
　　最近一次在廣州演出，周云蓬最后情不自禁唱起《國際歌》，而在《菊花夜行軍》中，交工用嗩吶吹出了《國際歌》――這是向WTO進軍的菊花夜行軍。此次林生祥等赴京，再次吸引一度曾有“新左大本營”之稱的《讀書》雜志召開座談會。新左的議題與農(nóng)民的命運固然是燃眉之急，然而“菊花夜行軍”的鞋上除了沾滿血淚，也閃爍著黎明的露珠，正如約翰?伯格在致墨西哥薩巴塔游擊隊副司令馬科斯的信中，在討論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和墨西哥農(nóng)民的命運之前，先抒寫春天的蒼鷺，交工歌中的菊花既象征了大地的苦難。也代表了大地的詩意。對民謠音樂來說，總該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詩意，超越于新左或自由主義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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