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想活著回家”的心酸歌聲背后,需要的反思是多方面的 　　 　　刀和槍,哪個更可怕?一般看來,槍更厲害,傷害效率更高。中國和美國,一個禁槍,一個不禁槍,刀和槍,分別是兩國最常見的行兇工具,那么,中國的犯罪,是否就比美國的犯罪更輕微、更人道呢?
　　并非如此。刀和槍只是工具,最近國內的校園慘案頻發(fā),讓我們領會到,比工具更可怕的,是人。
　　55秒內,8個孩子死亡,5個孩子重傷,刀的效率,會比槍低嗎?4月28日上午,福建南平校園慘案兇手鄭民生伏法,槍聲剛落,當天下午3時許,廣東雷州教師陳康炳潛入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學,用水果刀砍傷16名學生和1名教師;次日,29日上午9時40分,江蘇泰興本地一名無業(yè)人員徐玉元潛入該市泰興鎮(zhèn)中心幼兒園,持刀砍傷32人,其中學生29名;再次日,4月30日早上7點40分左右,山東濰坊市坊子區(qū)45歲的尚莊村村民王永來闖入尚莊小學,用鐵錘打傷5名學前班學生,然后將汽油澆在自己身上并抱住兩名學生點燃,學校老師奮力將學生搶出,王永來當場燒死;加上4月12日,廣西合浦縣西場鎮(zhèn)西鎮(zhèn)小學兩死眾傷事件,不到一個半月里,發(fā)生了5起群死群傷的校園慘案。
　　兇手令人發(fā)指之處在于,他們的屠刀所向,基本上是不滿10歲、毫無還手之力的小學生、幼兒園的孩子。
　　“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魯迅在1925年《雜感》中的一句話,倒更像是為80年后的中國書寫的讖言。作家鄭淵潔一生為兒童寫作,這次他寫的不是童話,是歌詞:“親愛的爸爸媽媽/我上學去啦/希望這不是永別/我要活著回家……”
　　5月2日,民謠歌手川子在迷笛音樂節(jié)上唱起鄭淵潔作詞的這首歌時,臺下很多觀眾忍不住流下眼淚。
　　
　　中美校園慘案的不同
　　
　　在美國的中小學校園槍擊案中,兇手多為學生,受害者則多為同齡學生或更年長的教師。針對1998至2001年美國17起校園血案的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兇手的年齡普遍較低,最大的才18歲,最小的僅6歲,20名兇手的平均年齡是14.8歲,這個年齡段,在生理和心理上尚未成熟,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均未定型。而中國眼下的校園慘劇,基本上是校外的成年人向他們子輩甚至孫輩的孩子下手。
　　事實上,在美國形形色色的犯罪中,兒童都是較少受侵害的群體。根據(jù)美國聯(lián)邦調查局的統(tǒng)計,2008年全美有14180人死于兇殺,16歲以下的比例少于1%。一個客觀的參照系是:2008年,在美國的謀殺案中,17-34歲之間的被害人數(shù)量是16歲及以下的6.5倍。校園內兇殺案更是少見,在校內遇害的孩子比在校外遇害的要少得多。由于針對兒童的謀殺以及兒童死亡事件如此稀少,以至很難針對謀殺兒童的犯罪找出什么共性和有用的結論,美國約翰•杰伊犯罪與司法學院心理學教授托馬斯•孔切斯基說。
　　就作案動機來說,美國校園槍擊案的兇手,或因精神錯亂,或因早戀失戀,或因舞會爭風,或因同桌不滿,將槍口對準自己的同學和師長,兇手與受害人往往生活在同一校園環(huán)境中,受害者與兇手自身通常有關聯(lián)性;而中國當前的校園慘案受害者(主要是學生)與兇手的生活基本沒有交集,更談不上是兇手困境的相關人。
　　“在中國最近的校園慘案中,罪犯可能并非故意針對兒童,選擇校園只不過是因為校園是封閉、缺乏保護和人群聚集之地。”美國東北大學沖突與暴力研究中心主任Jack Levin說。兇手更多的是在自身陷入生活和精神困境情形下,出于對社會不滿而濫殺無辜,而且是針對比自己弱小得多的易引起人憐憫之心的低齡兒童下手,斥其為喪心病狂和懦夫并無不當。
　　從更高層面總結,美國的校園慘案更多呈現(xiàn)出犯罪的一般原因,比如青春期沖動、槍支泛濫、精神疾患等等;而中國的校園慘案更多呈現(xiàn)的是有中國特色的原因,比如轉型期的社會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社會保障的不健全、民間社會自我疏導功能和心理安撫機構(包括宗教場所)的缺失,導致大量集聚在個體身上的挫敗感轉化為仇恨感和心理失衡,在破罐子破摔的心態(tài)下報復社會,拉人墊背。
　　個體因素與社會因素誰占主導?
　　“社會總會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社會的原因是有,但絕不是全部,不能成為他們推脫責任的理由�！狈缸镄睦韺W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說,她反對一味地將最近頻發(fā)的校園慘案作案動機歸結為社會大環(huán)境。
　　李玫瑾談到心理學中的一個規(guī)律――歸因理論――好事一定是自己努力的結果,壞事一定是外部影響造就!犯罪人的歸因心理也符合這條規(guī)律。犯罪人在犯罪后一定會給人們一個理由,如果我們把這個“理由”當一回事,去研究透,那“結論”一定就全錯了,因為研究的起點就是錯的。李玫瑾強調,不懂心理學的學者們就犯罪人的理由討論改造社會問題,一定會失望。
　　“鄭民生確實存在諸如失戀和無房等問題,但失戀與無房并不是犯罪的理由,而且很多窮人雖然身居陋室,但家庭生活仍很溫馨,親人之間仍然相親�！崩蠲佃�說,“從目前來看,我們大致判斷一定是其家庭支持系統(tǒng)出了問題。如果家庭親人之間相互扶持、幫助,關系很融洽,就不會出現(xiàn)如此瘋狂的行為。”
　　“鄭民生符合心結類犯罪的心理特征,就是情感創(chuàng)傷,沒有依戀,沒有牽掛,沒有一個愛他的和他愛的人,這就很可怕�！崩蠲佃�說,鄭民生不是精神病人,但又讓人感覺很瘋,與他的心結和情緒創(chuàng)傷有關。
　　 “在分析具體的心理歷程中,發(fā)現(xiàn)問題后還要找到有效的解決途徑�！崩蠲佃�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在某些國家,如果發(fā)現(xiàn)家庭出了問題,社會就會啟動“家庭干預機制”,不只是為了幫助一個孩子,更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安全。
　　由于我國暫時沒有家庭干預機制,發(fā)現(xiàn)危險人格或者異常家庭時,李玫瑾建議,無論在社區(qū)還是在學校,對青少年的異常表現(xiàn)和行為,都應給予更多的關注,包括關心、幫助、交流、及時懲罰等。李玫瑾贊成適當?shù)膽土P教育,當然前提是不造成身體傷害,“我們必須讓青少年知道:做錯事,就要付出代價,形成對做壞事的恐懼感。”
　　與李玫瑾等專家學者將鄭案主要歸結為個人因素,并從個體角度尋找應對之道不同,公眾與社會輿論更多聚焦于鄭民生們產(chǎn)生的社會因素。一家門戶網(wǎng)站的調查顯示,64%的網(wǎng)友認為此案最根本的原因是社會貧富分化,19%的網(wǎng)民認為是鄭民生性格原因。
　　
　　校園安保應為長效機制
　　
　　日前,針對連續(xù)發(fā)生的校園慘案,公安部已下達了緊急通知,要求部署加強學校、幼兒園的安全保衛(wèi)工作。
　　事后補牢之舉,無妨人們問責,作為安全和秩序等公共產(chǎn)品的提供者,此前發(fā)生的系列慘案,政府的失職在哪里?校園為什么不能駐警?泰興幼兒園慘案中,警察本來4分鐘就可趕到現(xiàn)場,為何用了20分鐘?
　　如同財富經(jīng)濟領域的嚴重貧富不均一樣,中國在政府公共服務領域的資源也存在嚴重分配不均。以警力資源來說,一方面是警力絕對數(shù)量不足,世界各國警察與人口數(shù)量的平均比例是35名/萬人,而中國的這個數(shù)字是12名/萬人;另一方面,治安資源的社會分配嚴重不均,服務于社會公共安全和平民階層的警力卻嚴重不足。
　　警界人士分析,一方面是嚴峻的治安形勢產(chǎn)生的警力不足,另一方面過多的非警務活動“挪用”了大量警力。盡管從中央到地方都一直強調公安機關不得從事非警務活動,但在基層受行政干預的影響下,仍有大量警力被挪做他用。尤其是基層派出所,某些行政部門一遇有棘手問題,便亮出“公安”招牌,調用警力協(xié)助其開展各項工作,諸如征地拆遷、村委會選舉、村民分地、計劃生育等工作都調用公安機關“保衛(wèi)”、“助威”,使基層單位每年都得拿出一定的警力來應付各種非正常警務活動。
　　從公安內部來看,基層民警超負荷的工作造成有警無力。基本上所有的公安工作都需要基層所隊去落實,往往是一個“戰(zhàn)役”尚未結束,另幾個“戰(zhàn)役”已經(jīng)開始。因些,基層的有限警力被迫面對什么工作都要抓、什么任務都要完成的局面,往往是一人身兼數(shù)職,同時肩負多項任務,不得不超負荷工作,經(jīng)常加班加點,晝夜作戰(zhàn),疲于應付,最終造成有警無力。
　　中國的家長們,期盼著這次整治不再是以往常見的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而是從制度上真正將校園的安全保衛(wèi)工作,變成一種長效機制。這方面,美國和日本已經(jīng)做出了榜樣。
　　為紀念科羅拉多校園槍擊慘案一周年,2000年4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宣布為司法部制訂的“校警計劃”,提供超過6000萬美元的資助,在多所學校部署更多的警官,現(xiàn)已在1000多個社區(qū)安置了2200多名校園警官,并將雇傭更多顧問對小學生的安全問題進行指導。2001年3月6日,布什也呼吁美國的教育工作者教育孩子“明辨是非,尊重生命”,避免美國中小學校校園一再發(fā)生惡性槍擊案件。
　　2001年6月8日,日本大阪的池田小學闖入一名男子,制造了一起慘絕人寰的兇殺案,8名學生慘遭殺害,13名學生與老師受傷。慘案發(fā)生后,不僅日本文部省為遇難者家屬提供了賠償金,更重要的是,引起了日本政府對校園安全問題的高度關注,及時總結教訓,開始執(zhí)行嚴格的“日本校園安保方案”,從根本上防止慘劇再次發(fā)生的可能。
　　
　　媒體報道的倫理反思
　　
　　南平案發(fā)生后,連續(xù)有多起類似案件重演,“示范效應”是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一個詞。有論者認為,社會底層情緒郁積已久,媒體的過度渲染容易對他們形成示范效應,導致更多無辜的孩子處于危險之中。 以此主張對此類案件不要報道。
　　作為資深犯罪心理學專家,李玫瑾不愿深入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動機,早在南平案時,她就多次拒絕采訪,因為“不想從客觀上幫助作案人擴大他希望達到的恐怖效應”。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心理研究所馬皚曾經(jīng)關注過以跳樓為要挾討薪的相關案例。他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說,第一起成功后,這類案件呈遞增趨勢,多到?jīng)]有人理會的時候,就開始有人起哄,“以此類推,南平案對其他作案人是具有效仿效應的。”
　　“犯罪模仿肯定會發(fā)生,”杰弗里• 伊恩• 羅斯說,他是美國巴爾蒂摩大學的犯罪學學者�！捌鹱饔玫木褪前凳镜牧α�。面臨同樣挫折的人,會有相同的心結――當他們聽說外地有某種解決之道時,他們會受到鼓舞�！�
　　與其說媒體對犯罪的關注引發(fā)了效仿者,不如說這種關注更像一個指南,它指導潛在的罪犯選擇特定的犯罪方式。新聞報道既非鼓動犯罪的必要條件,也非鼓動犯罪的充分條件,否則的話,犯罪就不會發(fā)生了。在這幾起校園慘案中,罪犯如果不殺害學生的話,他們似乎也會干點別的。
　　“新聞報道只是提供了一個額外的渠道,”羅斯說,它提供了一種可選擇的犯罪方式。”
　　媒體人張平反對禁止報道。他認為,媒體報道的確可能對潛在的殺人者有示范作用,讓他們了解到自己的“冤屈”或者其他情緒可以通過濫殺無辜進行發(fā)泄。不過以此理由阻止媒體報道的人,只看到了媒體報道的這個作用。媒體報道的社會效應是多樣共存的,我們必須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影響,然后才能作出合理的結論。張平說,社會公眾擁有知情權,他們希望了解自己的生存環(huán)境,需要知道身邊發(fā)生了什么新聞,從而發(fā)現(xiàn)這個社會存在什么問題。國家固然存在不讓公眾知情的機密,但是太多的秘密會讓社會變形。
　　“媒體報道起著警示作用,尤其會對社會管理者形成壓力,迫使大家去反思既存的社會問題,疏導底層不滿情緒,檢視幼兒園、學校等地的安保措施,以求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對潛在的殺人者來說,媒體報道不僅有示范作用,同時也有警示和譴責的功效。無辜受害者的痛苦,有可能喚醒其中的良知尚存者。社會公眾的強烈憤慨,也有可能讓他們覺得此種發(fā)泄得不償失。人們很難知道,有多少人因為媒體報道而激發(fā)了惡念,又有多少人因為媒體報道而收起了屠刀�！�
　　在反對屏蔽這類報道的同時,張平也同意不能對犯罪細節(jié)過度渲染。這點同李玫瑾是一致的。
　　“刑事案件的報道是把雙刃劍,它擺脫不掉消極的負面效果�！崩蠲佃�說,犯罪目的、作案手法都是“可學”的,因此,這種案件的報道不應細化,作案動機、作案手段等都不要深挖細說,否則,不但客觀上幫他擴大了影響,還會在社會上造成恐慌�！�
　　“毫無疑問,媒體應該更加小心,如果它不想助紂為虐的話�！绷_斯說,“報道必須遵循一定的指導,力避鼓舞犯罪。”
　　新聞報道必須避免“任何抬高罪犯形象的內容”。另一位美國法律學者雷•蘇蒂說,“當你在發(fā)布照片和罪犯的遺言,還有當你想描寫社會裂痕和所受的傷害之際,你不能鼓勵犯罪,你不能展示犯罪技巧。”
　　(蔡任峰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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