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幾乎對每家前來采訪的媒體都強調(diào)，要提高官員的媒介素養(yǎng)，“要知道、認識、利用、批判媒體” 　　 　　早在6月25日之前，一些跑教育的記者就接到了王旭明的電話：“你能不能來參加25號的例行新聞發(fā)布會？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次了�！�
　　
　　似乎有默契地，沒有人搶發(fā)消息，直到7月17日，《中國青年報》副社長謝湘看到將于20日首播的教育政策談論節(jié)目《問教》片花中，王旭明的身份已變?yōu)椤敖逃�部原發(fā)言人”。她立刻決定，稿件明日見報。廣告部希望上廣告，主任親自要求換版，被否，“平時可以，今天不可能”。
　　
　　7月18日
　　
　　上午10點，教育部吹風會，王旭明本不想?yún)⒓�，被領導要求主持，介紹今年國家資助困難學生的狀況，場面已然別意濃濃。
　　11點半結束，吃了幾口漢堡，往中關村趕。做客新浪，聊《問教》，實則聊自己。
　　下午2點半，國新辦新聞發(fā)言人會議，最后一次作為教育部新聞發(fā)言人參加，敲定奧運期間教育部新聞發(fā)布會相關問題。
　　下午3點半，雍和宮“錢柜”。《中國青年報》40多位記者為他送行，改編版《十年》的音樂聲中，笑聲不斷，淚水盈盈�！按蛩牢乙蚕氩坏健保�這家他最喜歡的報紙，當日為他單出了一張別版，印量一份。收到這份禮物，眼淚控制不住，“當時就覺得，付出的一切都值了……比我官大的、錢多的、美女如云的人多得是，我都比不上，但我收獲了一份與媒體交往的真情，這是最重的禮物�！�
　　晚上8點多，北京兩家都市報的記者打電話來，催他審稿：《中國青年報》已經(jīng)搶發(fā)了，無論如何我們明天要發(fā)！
　　晚上9點50分，才到央視大門口�；瘖y，跟著就進了直播間，10點整，《新聞1+1》開始，接受白巖松采訪，自我打分：謙虛一點60，自戀一點80。
　　晚上12點，手機里200多條短消息等待回復。
　　
　　國家政策我是從骨頭里覺得好啊
　　
　　次日下午，離約定的兩點還有1分鐘，他乘坐的出租車停在了教育部辦公樓前。“你們太殘忍了！周六的下午還把我抓來做采訪！”他就嚷開了。
　　走進朝北的一間辦公室。書架已經(jīng)全空，床和地板則被雜物和紙箱占滿，辦公桌上有幾束鮮花。
　　他首先關心了我們的個人問題，并對男女比例失衡表示了憂慮，繼而提出了他的“解決辦法”――以教育部新聞發(fā)言人的標準，這個解決方法是絕對的“導向錯誤”。15分鐘后，他把身子坐正：我們談正題吧！
　　“新聞發(fā)言人，涉及到他與媒體、與政府、與公眾的關系，可說的太多，你們不寫書吧？那我就先談談和媒體的關系，這是我感受最深、自覺做得最好的一方面�！�
　　“發(fā)言人就是搭橋人，橋兩頭是政府和公眾，橋搭得好，媒體才愿意上來走�！�
　　1984年，他畢業(yè)于首師大中文系，“托關系”去豐臺七中教書，1991年赴《中國教育報》，從記者干到總編室主任，1998年，開始“新聞官”的10年，歷任教育部辦公廳新聞處處長、辦公廳副主任，2003年起任新聞發(fā)言人。
　　10年間，中國的市場化媒體崛起，體制內(nèi)媒體出身的王旭明對此經(jīng)歷了一個鄙視、輕視、重視的過程，現(xiàn)在的態(tài)度是“越來越喜歡”，因為市場化媒體“發(fā)布會上積極提問，報道角度靈活多樣”。
　　但仍有困惑，直到卸任還沒明白：“我是多么渴望媒體能宣傳先進教師、優(yōu)秀教師啊，但一出來個強奸學生的、出來個丟下學生跑的，媒體就一窩蜂地爆炒……”
　　2004年，舉辦32場新聞發(fā)布會，“在量上實現(xiàn)了突破”；2005年，增加招待會、吹風會；2006年，三部委定時定點新聞發(fā)布會啟動，“形成了制度上的規(guī)定”……然后發(fā)現(xiàn)，國家的助學政策“就是下不去，公眾就是不知道”，于是在發(fā)布會上指責媒體：一味地搞“悲情報道”，呼吁社會各界伸出援助之手，“這往淺了說是無知，往深了說是對國家政策的漠視�！�
　　是為“媒體無知論”。
　　關于這段并不久遠的往事，他首先承認，當時他就意識到，“（說媒體無知和漠視國家政策）已經(jīng)有扣帽子的嫌疑”，但還是忍不住要說，“國家政策我是從骨頭里覺得好�。�為什么不宣傳？！”然后他又批評了一通“悲情報道”，稍有不同的是，這次他還連帶著批評了“喜情報道”，“都是弱智型報道”。
　　
　　缺什么嚷什么
　　
　　一些常跑教育口的記者贈他“皇上”的綽號，他不但笑納，而且把“宮中人”安排得有聲有色。他努力讓每一位記者喜歡他。他手機里存著一兩百位媒體人的電話。他樂于助人，也能夠助人，“中國是人情大國，我很喜歡這種追求和維持著朋友的感覺。”
　　說著，他又起身為我們加茶，半開玩笑地解釋：“是不是親自倒水，這效果就是不一樣。”
　　緊接著他又幾次糾正：“我可從來沒說過‘媒體傷害了我’��！”――和媒體打交道吃過的虧，讓他格外警惕媒體的總結歸納和“借人口說己話”。
　　對于一些人來說，王旭明留下的是一段段“高論”――“媒體無知論”之外，還有“上大學如買衣服論”、“名校生養(yǎng)豬論”、“新聞發(fā)言人熊貓論”等等。
　　一位記者說，他們的報道在網(wǎng)上被總結為“上大學如買衣服論”后，王旭明受到了廣泛、持續(xù)、猛烈的攻擊，網(wǎng)上評論不說，一封封寄給王的信件中，批評和謾罵就占了多數(shù)。“那篇三人共同完成的報道，使王又多記住了兩位原本不熟悉的記者的名字。沒想到，王后來看到那位第一作者的另一篇報道，大為感動，對我說：此人是有良知有正義感的記者，請一定轉達我對他的敬意，歡迎他有時間參加我的發(fā)布會�！边@位記者回憶。
　　“是的，這些比喻大部分是我自己想的�！蓖跣衩饔X得，作為教育部的新聞發(fā)言人，不能做簡單的傳聲筒，“你回答問題的時候，就是要調(diào)動你的積累嘛，僅僅依靠口徑是很原始的�！�
　　王旭明總希望媒體認識問題更“深刻”些，記者提問提不到“點子”上，他比記者還著急。他的朋友謝湘笑言：“他自己就不是一個深刻的人，所以我老對他說，你是缺什么嚷嚷什么……不過你當眾和他爭吵，他倒也不記仇�！�
　　他的另一個朋友，《法制日報》記者十年砍柴說：“王旭明是由一個文學青年成長而來的一個文學中年，很可惜，他的文學思維還冷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那些被意識形態(tài)強化的崇高感被無情地解構后，帶有那個時代痕跡的激情、宏大敘事反而會呈現(xiàn)出一種滑稽的反諷效果。而中學語文教師出身的旭明，發(fā)言喜歡用《茶花賦》、《大堰河，我的保姆》、《青紗帳-甘蔗林》那樣的語言言說，在現(xiàn)今的語境下，本來就容易產(chǎn)生娛樂化的效果�！�
　　
　　把我當靶子，挺好的
　　
　　一位都市報記者評價，王旭明至少在做以下工作：其一，動員官員出來說話；其二，建議領導出來說話；其三，建議領導重視新聞媒體的作用。
　　王旭明自我評價，新聞發(fā)言人也是一種“官兒”，但又是一種“特殊的官兒”――不能只懂媒體的語言，也得懂官員的語言和思維方式，并在兩種語言的轉換中發(fā)揮“催化劑”的作用。他覺得在過去的5年里，自己和本部門官員的溝通“比較成功”。
　　他也承認，有時候某位官員對某項政策是否發(fā)布、如何發(fā)布有不同看法，他便會盡力勸說對方（常常是他的上級），“切磋的結果，可能是發(fā)布了，也可能是沒發(fā)布�！�
　　對于這切磋的過程，他開始笑著打哈哈：你知道，咱們中國最擅長的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
　　然而這不易，有人看在眼里。一位參加了教育部第三期新聞發(fā)言人培訓班的人士說，當時主講人吳建民問臺下教育部大小官員，今天愿意接受媒體采訪的請舉手，“結果，沒有一個人舉�！�
　　王旭明幾乎對每家前來采訪的媒體都強調(diào)，要提高官員的媒介素養(yǎng)，“要知道、認識、利用、批判媒體”，他甚至認為，公務員考試和提拔官員，都應該考察這一項。
　　“接受采訪、做客網(wǎng)站，我告訴你，只要是有一分可能由別人出場，我就不會露面，凡是我出場，一定是不得已而為之�！彼�以，5月1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實施，“沒有比這更高興的事兒了”。
　　一年多以前，王旭明對媒體說，“希望媒體能像保護大熊貓一樣保護我，這也是在保護媒體的朋友，也是在保護媒體自己。”他后來解釋，這是因為中國以新聞發(fā)言人為核心的新聞發(fā)布制度剛處于雛形階段，媒體保護的是以新聞發(fā)言人為核心的新聞發(fā)布制度。
　　至于他自己，在一個被允許批評的領域成為問題的集中承擔者，“把我當靶子，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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