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財長面臨著怎樣的挑戰(zhàn)？考慮到他的個性，他在國稅總局的行事風格，以及他在金融專業(yè)方面的背景，他將走出怎樣的格局？ 　　 　　謝旭人，1947年生，大專學歷。在文憑商業(yè)化時代，以謝旭人職位之高，完全可以讓自己的學歷花團錦簇，但他沒有。這是一個從基層上來的務實派官員的作風，他因為清廉、踏實、有大局觀而獲好評。
　　謝旭人不是學者型官員，也不愿拋頭露面，據(jù)說只參加每年一度的中國財稅論壇，因此他并沒有多少讓人記憶深刻的話語，以他名字命名的就是他擔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不到一年，在2003年11月的中國財稅論壇上，拋出可以視作他的工作綱領的七條稅改意見，人稱“謝七條”。
　　
　　從謝旭人的經(jīng)歷看，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財稅專家，與他成長的年代一起經(jīng)歷了從計劃經(jīng)濟到市場經(jīng)濟的蛻變，也經(jīng)歷了十年一次的稅務大變革，從1994年分稅制改革，到2003年稅務體制改革，謝旭人都參與其中。但此類高官，謝旭人恐怕會是最后一人，新一代官員的成長背景、教育背景將與他有很大不同，直白地說，此后的謝旭人們不可能有他這樣的幸運，成為這個最大新興經(jīng)濟體的最高稅務官與財長。
　　這位新晉財長，面臨的是深化公共財政體制改革的重任，這與稅收的結構性改革一樣，都是異常艱巨的任務。
　　
　　最大的功績是創(chuàng)收
　　
　　事實上，在謝旭人2003年擔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以前，人們對他在財政部、農(nóng)業(yè)發(fā)展銀行、國家經(jīng)貿委等任職經(jīng)歷并無特殊印象，這亦屬常態(tài)，他既無可能在這些任上以一司之職或者行長之職做出驚人業(yè)績，也無王雪冰式的驚天大案，震驚業(yè)界的農(nóng)發(fā)行總行案案發(fā)雖在謝行長任上，因其清廉而未受波及。
　　但在擔任稅務總局局長后，謝旭人卻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
　　這不僅因為位高權重，更因為時值稅改大關，種種稅制改革涉及到深層次的利益分配，波及到所有民眾的利益，不能不引起社會廣泛爭議，舉凡個人所得稅調整、遲遲難以推出的燃油稅與物業(yè)稅等，聚集了分配與激勵過程的所有矛盾，也涉及到成千上萬人的就業(yè)、以及行業(yè)的發(fā)展前景，必然成為社會的中心議題。
　　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盡管謝旭人是最大的稅務官，是稅收改革的一線督戰(zhàn)員，但這些爭論并未像通常一樣，將戰(zhàn)火蔓延至這位前線指揮官，也可見這位指揮官之刻意低調。
　　謝旭人最大的功績、被人屢屢提及，想來上級也十分滿意的就是上任之后，稅收快速增長，勢頭之猛烈前所未有。
　　中國的稅收總收入占中國財政收入的比重超過95%，而財政收入近幾年幾乎每年上一個萬億臺階，2003年超過2萬億，2004年中國的財政總收入為2.6萬億元，2005年為3.1萬億元；2006年接近4萬億元，為39343億元；而2007年前7個月，全國財政收入增長30.3%,增收7280億元，增收部分已超過1995年全年的財政。不能不說是這位前國稅總局局長的最大功績。
　　將視線轉向分稅制實行之前，我們就能理解這位國稅總局局長為何如此心掛中央財政收入。
　　1992年，全國財政收入3500億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億元，地方收入2500億元，中央財政支出2000億元，赤字1000億元，當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銀行掛賬。1993年3月朱?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親兼人民銀行行長，以解決通脹、赤字等一連串經(jīng)濟痼疾。也就是在當年，分稅制被正式提上議事日程，在經(jīng)過與各地政府艱難的博弈之后，分稅制正式實施。親身經(jīng)歷了這一重要歷史進程的謝旭人不可能對此無動于衷，因此，他出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之后，雖然有種種改革措施出臺，惟有圍繞著征稅增稅的措施最見成效。
　　他因此成為新中國成立以后征稅措施最見成效、對中央財政貢獻最大的國稅局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謝旭人曾有如下陳述：汽車開得越快越難開，爬山爬得越高越難爬�，F(xiàn)在再讓稅收增長一個百分點難度要比四年前大很多，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現(xiàn)在再增長一個百分點，它代表的成績也要比以前大，內涵更豐富�？梢娺@位最高稅務官須臾不會忘記，他的最大責任是征稅。
　　
　　技術派官員的改革局限
　　
　　也許這位前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解釋最多的就是，稅基的擴大、產(chǎn)業(yè)結構的調整對于稅收收入有正面影響，通過科學化與精細化的技術手段達到稅收收入增長的目的，而非胡亂斂財，同時，稅務部門的研究者也不時拋出國際稅負痛苦指數(shù)的自我評價體系，以示稅負程度不高。無奈，還是被各方批評不休。
　　有一點是事實，謝旭人是個務實的技術性官員，他不僅時常到基層走訪，卸任稅務局長之前，今年6月還去了武漢，并且在下基層時不僅輕車簡從、深居簡出、還會到稅務窗口體會一線服務。
　　而謝在稅務總局大力推進依法治稅、納稅服務，精細化管理及“金稅工種”等信息化建設，對稅收增收、征納和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知情人士稱，“謝甚至對稅務系統(tǒng)后勤工作，都提出了開展科學化、精細化管理的要求，甚至每一個措施具體到每一個細節(jié)，都有詳細規(guī)定，非常具有可操作性�！�
　　這些品質實屬難得，但對于一個從上至下寄托以稅改重托，希望以稅收制度既建立起公平的二次分配體系，又對經(jīng)濟帶來正面激勵的人而言，這樣的傳統(tǒng)美德還遠遠不夠。
　　作為稅改要訣的“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以嚴征管落實得最為徹底，對征稅的檢查、杜絕不規(guī)范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針對土地增值稅等的專項整治時有耳聞，其次是寬稅基，拓寬征稅基礎，而簡稅制與低稅率由于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進展遲緩。
　　謝旭人任上能夠在歷史上留下一筆的稅制改革舉措是取消了延續(xù)數(shù)千年的農(nóng)業(yè)稅，這標志著中國再也不以農(nóng)業(yè)與農(nóng)民作為基礎稅基來養(yǎng)活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另一個成功的改革舉措是順應稅負平等要求，統(tǒng)一中外企業(yè)所得稅，改變了在本國內資反遭歧視的不公平狀況。
　　盤點作為前國稅總局局長施政綱領的“謝七條”，多數(shù)涉及體制性改革的稅改只開了一個頭，謝旭人打開特定的畫冊，有待后來者添上重彩。
　　指責這位官員不懂法治稅收原則過于苛刻，但顯然他不愿意現(xiàn)在就超前實行法治稅收，做半夜雞叫之事，也或者他對此也無能為力。比如燃油稅之事，就涉及起碼四五個部委，交通系統(tǒng)職工的就業(yè)問題，搞得不好就是地雷陣中的犧牲品。
　　于是，我們就看到了一位兢兢業(yè)業(yè)在技術細節(jié)上予以改進的稅務局長，雖然將依法治稅與積極穩(wěn)妥推進稅收體制改革排在發(fā)言稿的最前端，但所急之務卻是技術改良。這就是改革過渡期歷史人物的典型特征，他們敏感地探測到全面改革的土壤尚未成熟，因此寧愿在邊緣地帶清掃戰(zhàn)場，以待后來者推進核心領域的改革。
　　
　　
　　新財長的使命
　　
　　2007年8月30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經(jīng)表決決定，免去金人慶的財政部部長職務，任命謝旭人為財政部部長。謝旭人面臨更重大的責任與更艱巨的挑戰(zhàn)。最根本的挑戰(zhàn)來源是，如何將起始于1998年的建立公共財政體系的倡議從理論落實到行動，并形成組織框架。
　　我國目前的財政軟約束，預決算隨意不透明，各級政府事權財權不清，行政支出過大缺乏有效監(jiān)管等，最關鍵的問題就在于，公共財政體制的建立仍未真正啟動。我國今年的全年財政增收預算為15%，而前6個月同比增收為30.6%，預算基本流于形式。
　　建立公共財政要點包括，在人大建立公共財政預算委員會，實行實時審核，財政部實行決算硬約束，以減少不必要的支出與冗員，同時，密切關注財政的使用效率，而不是如目前一樣只要轉移支付、賬面上到錢就萬事大吉，無視公共財政的使用效率，造成垃圾GDP四溢。
　　在經(jīng)濟過熱的情況下，財政部的重要責任還包括如何在稅收法治原則下，實行稅收緊縮政策或者發(fā)行國債的同時，不對經(jīng)濟造成傷害，這考驗的是新財長的勇氣、對經(jīng)濟的把握、以及在技術上的成熟度。
　　當然，同樣重要的是，如何在財政部整肅自身隊伍，國家審計局歷年審計風暴，財政部問題不少，而此前，也是財政部下屬公司營私，使中國債券期權交易戛然而止。相比而言，財政部看管的是政府的“天下糧倉”，在公共財政未建立的情況下，掌握著很大的財政分配權，如此之大的權力，新財長將如何約束部下？
　　可以預計，我們會看到財政支出逐漸透明，財政資源分配向民生傾斜，對于使用效率的監(jiān)督也將提到重要位置。
　　謝旭人的角色仍然十分關鍵，他見證參與了1993那次重要的金融改革，也將參與并在前線指揮即將到來的重大的財政體制改革。不管怎樣，希望他成功，奉獻給國人類似于取消農(nóng)業(yè)稅這樣的成就，雖然他并非當時政策出臺的主導，然而他是有力的推動者。這樣的成功是中國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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