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民意代表在微博上談到“調高個稅起征點”時，無論是提議起征點從3000元起征，還是到1萬元起，甚至2萬元起，都無一例外受到網民的熱烈追捧和四處轉發(fā)。 　　 　　“對老百姓就放一馬”
　　“兩會”才開到第四天，甘連舫就請假去海南了，他對媒體說，“我要躲得遠遠的。”
　　他點響了一個“炮”：“我建議多收我們點稅�！比珖�“兩會”分組討論的第一天，這位23年前還在北京郊區(qū)務農的全國政協委員、胡潤中國富豪榜上排名第426名的富豪，兩名中國著名臺球選手的義父直率地說，“把個稅的起征點從2000元一次性調高到5000元。把我們這樣的管好了，對老百姓就放一馬�！�
　　這個“異想天開”的建議給甘帶來了很多嘲笑，有評論說他“小氣”，因為5000元的個稅起征點還是太低了。還有人說他把“起征點”和“免稅額”的意義搞混了，正確的說法是“工資薪金所得減除費用標準”。
　　這是甘連續(xù)第三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在此之前，他的議案和建議主要集中在體育領域。這是他第一次在“兩會”上關注工薪族的“錢袋子”。
　　盯住“錢袋子”的代表與委員，甘連舫并不是唯一的一個。在他發(fā)言前一天，同為政協委員的央視主持人崔永元也提出，“一個煤礦工人掙了8000元，就不應該收稅，他那個是在玩命。他們將腦袋拴著褲腰帶上，進去就不一定能出來，我進演播室就一定能出來�！�
　　另一個比他們更早提出調整個稅意見的，是去年曾提出“關閉所有社會網吧”的全國政協委員嚴琦，他在“兩會”開幕前接受媒體采訪時，就表示要在會上建議將個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而在全國人大代表郭廣昌看來，年收入12萬元以下的納稅群體都應該減免個稅。
　　越來越多的代表與委員都發(fā)表了針對個稅調整的第一次建言。在“兩會”現場，一位不愿具名的媒體記者描述說，“幾乎每一天，在每一個分會場的小組討論，都會聽到這個話題�！�
　　自中國實行個人所得稅制以來，關于上調“免稅額”的建議幾乎每一年都有，但今年的呼聲來得更為猛烈。觀察者認為，這與民意受到總理溫家寶在“兩會”前釋放出來的信號所鼓舞有關。
　　2月27日，溫家寶接受中國政府網和新華網的訪談，一位網友提問：“我認為（個稅）起征點太低了，現在工薪階層成了中國納稅大戶，這不公平，應該收入多的多納稅、收入少的少納稅甚至不交稅，希望政府盡快解決這個問題。”溫家寶答復：“你方才提到的問題我非常理解，而且我明確地告訴你，這已經列入國務院的議事日程，禮拜三就討論�！�
　　3月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但“兩會”臨近尾聲時，這個草案仍未公開。
　　
　　民意涌動
　　一個多月前的大年初九，當全國人大代表、TCL董事長李東生在新浪微博寫下“為兩會征求提案”的消息時，絕沒有想到前后共收到了接近15000條回復。網民們甚至在主帖下掀起了一個“曬工資”的小高潮。比較典型的溝通是這樣的：
　　新疆網友：餐費600，房租200，網費30，水電70，話費50，交通費50，這是漲價前的。漲價后估計餐費得再加200，水電費至少再加50，出行費用再加50至100不等。加在一起估計得1500到2000了。目前居住在城中村。很無語啊，這還不包括朋友同事聚餐，生病什么的就更不說了。
　　李東生回復說：這位網友的基本生活成本已經要1500-2000元，如果加上生病和其他意外支出則更高。對你來說，不僅僅需要上調個稅起征點，還需要醫(yī)療保險等社保政策來減少后顧之憂，降低生活成本。
　　一個月后的“兩會”上，這位56歲的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關于個人所得稅法修改的議案》，并征求到了35位代表的簽名。
　　在這份議案中，李東生說，“據調研，目前在大中城市基本生活費用每月3500-5000元，不包括供養(yǎng)父母和子女的費用，中低收入人群負擔較重。雖然政府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鼓勵增加薪酬等措施，提高了勞動者，特別是中低階層的工資薪金收入；但在目前的物價和生活水平，以及政府公共服務不充分的條件下，政府應該通過個稅減免的措施，直接增加勞動者收入�！�
　　因此，他建議“提高工資薪金所得項目減除費用標準至5000元”。經過仔細的統(tǒng)計，李東生和他的粉絲們堅持認為，個稅起征點定在5000元起，是合適的。
　　小組討論時，他很感慨地說，“我的兩個提議內容，是有超過10萬網民的反饋意見之后做出來的，以前沒有這個手段，現在有這個手段了，希望民意基礎更好一點。”
　　在網絡上，民意如潮。今年騰訊拉到了100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開通微博，新浪則拉到了300多位，當這些民意代表在微博上談到“調高個稅起征點”時，無論是提議起征點從3000元起征，還是到1萬元起，甚至2萬元起，都無一例外受到網民的熱烈追捧和四處轉發(fā)。
　　對于25歲的楊悅來說，這幾乎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從頭到尾真正關注一次嚴格意義上的政治活動。不客氣地說，在此之前，他連“兩會”多久開一次都不知道。
　　作為一個月薪4500元、沒有女朋友、沒有房子的“北漂”，楊悅是標準的城市“夾心層”。他的生活是從“家”到公司的兩點一線，甚至包括周末，也不例外。他“暫住”的“家”位于北京北五環(huán)外，8平方米的合租房間里，沒有電視。他唯一的娛樂活動，就是晚上回家早時用電腦上網看看新聞，發(fā)發(fā)帖，看看電影。
　　總理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那天，正趕上公司搞兩周的封閉開發(fā)，楊悅回來已是“兩會”最后一天，打開電腦一看，正好看到甘連舫那條“向我征稅”，看得高興，隨手就轉發(fā)出去，“頂起！”
　　沒過幾分鐘，回復就來了，有人說“好樣的”，有人罵“太裝了”，楊悅又回頭看那條新聞，發(fā)了一條“工資3萬交稅9000元，嚇死！幸好我賺得不多�！本W上又有人發(fā)來一個據說“要在五一實施”的個稅改革方案，他按表格里的稅率一算，嚇了一跳，“一年省2100元？好幾個月的房租啊！”
　　接下來的整個晚上，楊悅都在轉發(fā)各位代表的提議，建議“按家庭征稅”的，在后面加上“贊”轉出去，建議“減免工薪族個稅”的，加個“給力”，跟網友你來我往聊得高興，他甚至還跟住同一小區(qū)的一個陌生女孩約好，等拿到減稅的第一個月工資，一起喝一杯。直到看到有代表建議“個稅起征點暫時不需動”時，他才頭一回有點迷糊，“不是都板上釘釘了嗎？怎么又不許動了？”
　　
　　民眾的“錢袋子”
　　那個夜晚同樣不眠的郭建東（化名）沒有楊悅那樣樂觀。個人年收入12萬以上自行申報個稅的截止日期，是這個月的月底，但個稅改革的草案，怎么看怎么也不像可以在月底實施的樣子。
　　“不是人大通過就可以實施了嗎？為什么“兩會”開完了，也沒聽說通過呢？”郭建東也有點迷糊。對這個34歲，有老有小，還背著60萬房貸的“70后”來說，漏稅可不是鬧著玩的。他白天決定去稅務局報稅。到稅務局一看，排隊的人人山人海，嚇了一跳，“現在有錢人這么多？”回家試試網上申報，那個密碼卻不是登錄不上去，就是后臺錯誤。
　　只好上網。他看到了一個數據，2010年全國個人所得稅收入總額約4800億元，而全國稅收總額約7.3萬億元。個稅收入只占全國稅收的6.5%左右，但是覆蓋面卻非常廣。
　　這個晚上，他都在寫一個長長的回復，想把它貼在一個人大代表在網上為個稅改革征求意見的帖子下面，他想表達的是：在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像他夫婦這樣家庭年收入只有18萬，接下來每年要還貸9萬元，還需要供養(yǎng)4個社會保障不完備的老人和一個孩子的家庭，不應按富人的標準繳稅。
　　但后來郭建東還是改變了主意：“這個人要求給外國專家減稅，可外國人的起征點已經是4500元了�！彼�悄悄躺回熟睡的老婆孩子身邊，內心卻好像有一百個人在高喊，“也許我該明天把它實名貼到人民網去。”
　　因為個人“錢袋子”不夠充實，郭建東和楊悅們對個稅調整充滿了渴望。調查數據顯示，我國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已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已從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此外，通貨膨脹也讓城市中產階層感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
　　而另一方面，政府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則由1998年的17.5%上升到2003年的20.2%。這也顯示政府有能力、有責任通過調整政府“錢袋子”的分配，讓民眾的“錢袋子”鼓起來。全國人大代表郭廣昌今年向“兩會”提交了一個建議：“制訂居民收入增長計劃”�！皬囊恍┌l(fā)達國家的經驗來看，日本自上個世紀60年代，制訂了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從而為日本經濟的持續(xù)高速發(fā)展提供了重要保障。”郭廣昌說，“中國可以通過制訂一個收入增長計劃，讓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fā)展同步，引導社會各方力量形成合力，造就中國經濟以內需消費為特征的黃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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