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郝蕾只是抽象地批評、否定甚至謾罵“河南人”群體,不構成任何意義上的法律侵權,她的言論不構成對任何一個具體“河南”籍人士的人格侮辱,倒是那些因此而謾罵郝蕾的人構成了對郝蕾的人格侮辱。任何人、組織也無權要求郝蕾向自己或者所謂“河南人”道歉。
　　
　　10月27日凌晨,電影明星郝蕾在其新浪微博中發(fā)表了31條微博,其中多條語涉對河南人的地域歧視性攻擊。此事引起廣泛爭議,河南報紙《東方今報》發(fā)表署名評論文章《你!必須向河南人道歉》,要求郝蕾道歉。
　　此事件激發(fā)了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地域歧視性言論到底是否屬于言論自由的范疇,在涉及地域歧視言論時如何理性對話。
　　人出生、生活于不同地域,產生厚此薄彼的本位心態(tài),這是普通、正常的人性。在此基礎上產生觀念以及外在的言論上的地域推崇或地域歧視,也是尋常之事。如果它僅僅停留在私人空間,人們很難改變它,一旦進入公共空間,它就變得需要進行公共辨析、討論。
　　微博是一個半私密半公共的言論空間,有許多影迷的郝蕾,她的微博比普通人更具公共性,也因此比普通微博更有義務檢點自己的言論。地域歧視性言論不妥,謾罵尤不應該。但郝蕾既非達官巨賈,亦非輿論領袖,只是個電影明星,無權無財無勢,不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執(zhí)行者,不可能在任何公共意義上損害具體河南人(例如就業(yè))。
　　與人數可變的群體“河南人”相比,郝蕾是弱者,她在微博上遞增強化的激憤言論是典型的弱者自我維護之聲:當一個人遭到多人圍攻時,若不肯服輸,必定是以更“強悍”的姿態(tài)示人,若無適當表現方式,“強悍”常常會異變?yōu)樗�橫。因此,網上對郝蕾的批評甚至痛罵,包括《東方今報》的評論對郝蕾的痛斥,脫離了具體語境,一味地單方面指責郝蕾,卻回避她所可能遭到的謾罵。這是不公正的。
　　郝蕾針對“shyd”率先說出“中國人分很好多種,不愧你是河南中國人,中國人里最討厭的中國人”。后續(xù)對“河南人”的歧視性言論就更多是非具體針對性的,雖然有些是受具體博友的言論刺激而發(fā)。
　　這一過程表明,郝蕾最初不滿于博友“shyd”的言論是整個事件的開端(但此前發(fā)生過什么外界并不知曉),郝蕾因“shyd”河南籍身份,以及罵戰(zhàn)過程中其他博友的刺激,引發(fā)了她接下來一系列鄙視“河南人”的言論,因此存在對“shyd”個人的人格損害,但由于“shyd”非實名,這種人格損害的程度被減弱。
　　由于微博已被刪除,網上的截屏圖片只能看到微博主文而無法見到評論,無從全面了解1:14到4:50這三個半小時的罵戰(zhàn)全貌。但在其語言使用方式從最初的鄙視到后來的憤激臟話的演變過程中,每個使用微博的新浪用戶都可以憑著自己的經驗推斷,郝蕾微博中可能出現過多少抗議、批評以及謾罵對她的刺激。在這樣的罵戰(zhàn)氛圍中,要讓任何一個人始終保持有風度的言論姿態(tài),本身就苛刻了。郝蕾從“最初”對“shyd”的言辭冒犯,演變?yōu)樵S多人對她的罵戰(zhàn)。
　　公民是個體概念,不是集體概念,公民之間交往所產生的法律關系,是特定人對特定人的。通常,群體不存在人格性權利,也就是說“河南人”這樣的集合概念沒有人格權。如果郝蕾只是抽象地批評、否定甚至謾罵“河南人”群體,不構成任何意義上的法律侵權,她的言論不構成對任何一個具體“河南”籍人士的人格侮辱,倒是那些因此而謾罵郝蕾的人構成了對郝蕾的人格侮辱。任何人、組織也無權要求郝蕾向自己或者所謂“河南人”道歉,不是因為全體“河南人”并未選舉他們作為代表與郝蕾交涉,而是因為“河南人”這樣的集合概念不享有群體人格權利,人格權從來都是個體而非集體的。
　　那些并未被郝蕾直接歧視的人如果認為郝蕾的言論傷害了自己的地域感情,就錯解了言論損害的救濟規(guī)則:唯有具體的直接被侵害人才有權向具體侵害者提出權利救濟主張,例如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被損害的人格權利。法律上不存在抽象侵權關系,沒有具體受害人的言論,言論者不但沒有道歉的義務,甚至有繼續(xù)發(fā)表的權利。
　　郝蕾此次言論,部分是針對“shyd”或其他具體博友的,部分是無具體對象的抽象性地域歧視言論,前者屬于需要承擔責任的侵權言論,后者依然屬于言論自由范疇。言論自由從來就包括發(fā)表錯誤言論的自由,如果只有正確的言論可以發(fā)表,那就不存在言論自由。你我都不是上帝,沒有對錯的終審權,可以給郝蕾建議、與她辯論,但沒有謾罵、剝奪她發(fā)表言論的自由。
　　郝蕾與博友(如“shyd”)互罵過程中因出現具體針對性的侵權言論,雙方可以自行相互道歉――但這不涉及公眾。郝蕾也沒有義務向不享有人格權的集合概念“河南人”道歉,更沒有人有權要求她向“河南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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