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中國低齡留學潮,以新貴和知識階層為主的第三波移民潮正在悄然興起。這波移民潮背后有著怎樣的考量?是什么原因讓他們甘愿舍棄國內既有的生存優(yōu)勢? 　　 　　劉宏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國務院僑辦專家咨詢委員。(文中簡稱“劉”)
　　
　　陳弘
　　華東師范大學亞太研究中心、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與潘興明教授合作編著的《轉型時代的移民問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文中簡稱“陳”)
　　
　　低齡留學只是放大了教育投資的“杠桿效應”
　　
　　南都周刊:84萬人放棄高考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其中有21%的人選擇了低齡留洋,對“棄考留學”現(xiàn)象,您怎么看?
　　陳:這是個人選擇的自由。據我所知,他們當中的一大部分從高中甚至初中教育之始,就準備去國外接受高等教育。一旦選擇進入“劍橋中心”、留學直通車等學校,就意味著告別了中國的教育體制,及早開始適應國外的教育方式。這也不排除另一部分人,則是為了免于受高考的摧殘,有一定的逃避心理,把國外大學想像成了“庇護所”。
　　南都周刊:這是否意味著有一部分人對中國高等教育失去了信心?
　　陳:國外的教育方式和中國是截然不同的,他們更注重對學生能力的培養(yǎng)。國外的高等教育作為一種優(yōu)勢資源,如果你認為自己能夠適應他們的教育方式,并且有能力承擔國外的教育成本,那么就可能走上一條低齡留學的道路。
　　南都周刊:低齡留學需要對未來生活的高額先期投入,如何看待這種風險?
　　劉:只要一個人有能力,又愿意承擔這種風險,這是無可厚非的。這畢竟是一項個人的選擇。
　　陳:培養(yǎng)一個孩子在國外完成從中學到大學階段的學業(yè),需要兩三百萬人民幣的投入。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家長具備了這樣的經濟條件,不局限于新富和中產階層,甚至大城市的工薪階層也愿意賣掉一套房子,作為孩子的教育投資。對他們來說,確實存在著一定的“風險”。
　　另一方面,在國內接受高等教育也是有“風險”的。從近幾年的就業(yè)市場看,即便從國內名牌大學畢業(yè),也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反之,從國外接受教育回來也不一定能在找工作的時候占據優(yōu)勢。留學國外只是放大了教育投資的“杠桿效應”。
　　
　　留學移民的吸引力在于,同時是一種文化資本獲得過程
　　
　　南都周刊:低齡留學海外,在國外的“扎根”能力就越強?
　　陳:留學海外的年齡越低,小孩子適應當地語言能力越強,這為他們融入當地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奠定了基礎。低齡留學海外也存在著一定的副作用,比如監(jiān)護人的不在場,如果孩子自制能力較差,容易學壞,非但沒有學到知識,反而揮霍了父母的資財。
　　但是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一個低齡留學海外的學生,將來在融入西方注重獨立思考、批判分析和實踐操作的教學模式方面,會有更大優(yōu)勢。出國念中學,也更容易銜接本科階段的學習。以往出國留學的主力人群是博士、碩士,就已經晚了,你可能獲得知識層面的提升,但思維模式卻已經固化了。
　　劉:我不太贊同,低齡留學的好處是語言適應和掌握能力快,但如果一個人缺乏基本的中華文化常識和為人處事的能力,未必能在國外真正扎根。
　　南都周刊:有能力承擔低齡留學投入的家庭,是否意味著他們占得了將來資源優(yōu)勢配置的先機?
　　陳:低齡留學客觀上為將來在國外定居創(chuàng)造了條件,但以此為移民手段的家長現(xiàn)在不是主流。大部分家長看得更加開通,孩子在國外求學和長期居住,更多是積累了融入西方社會的經驗,吸取一種更開放的思維方式,為人生做好長期儲備。
　　但不可否認,有一些所謂的“富二代”、“官二代”,海外留學和長期居住的經歷加高了他們的起點,其中也不乏人在國外亂加揮霍,成為“留學垃圾”,而回到國內卻能依仗家庭背景,仍有不錯的出路。這就凸顯了“公平”問題,但它本身“非低齡留學之罪”。
　　南都周刊:在投資移民的門檻越來越容易被國人接受的時候,留學型移民仍然是很多人的首選,是什么原因?
　　陳:國外的優(yōu)秀教育資源是很多人所看中的。為何投資移民呢,除了社會福利等因素,他們看中的還是可以給孩子更好的教育條件。當然,把低齡孩子送出國,這本身就是一種奢侈消費。
　　此外,目前“只投資不移民”的情況越發(fā)顯著。即便以投資移民的方式獲取了一個國外的身份,更多的人還是選擇了回到國內生活。因為在國外,他們并不能獲得像國內一樣寬松的發(fā)展環(huán)境,也沒有國內的優(yōu)越生活。
　　劉:留學型移民的吸引力在于,它同時也是一種獲得文化資本(包括海外學歷和經歷)的過程,而這種文化資本,對于留學生未來獲得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是一種有效的途徑(尤其是那些打算回國者),它同時也可能向移民的身份轉化。投資移民更多的是一種獲取海外身份的單向行為,而它在經濟上的回報并不顯著。
　　
　　從經濟考量到知識流動
　　
　　南都周刊:現(xiàn)代中國海外移民是怎么的軌跡?
　　陳:華人移民以往都是以經濟考量來改變他們的生活軌跡�！暗谝徊ā背霈F(xiàn)在20世紀70年代,福建、廣東一帶的移民,出國勞務,無非是為了一份更高的薪酬;“第二波”出現(xiàn)在20世紀90年代初,緣起是獲得海外長期居留權的華人,將大批親屬“過橋”到居留國,以使得全家人享受當地的社會福利。但是,現(xiàn)在“第三波”華人新移民,他們將以經濟因素考量為主轉變?yōu)橐灾�識流動為目的,國外的優(yōu)勢教育資源、技術資源才是吸引他們的真正原因。
　　南都周刊:前兩波移民海外的華人,多抱有“辛苦我一個,幸福后來人”的想法。第三波移民浪潮中,以前的這種觀念還盛行嗎?
　　劉:華人移民一直都是一個家庭而非個人的決定。隨著社會的變化,個人的因素更為顯著,過去的觀念有所減弱,但并沒有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
　　南都周刊:近十年國人申請技術移民的數量與投資移民相比,大約為20∶1。這批在國內已經取得了一定社會積累與地位的“精英”,其中不少人在移民國外后要面臨“一切歸零”和重新打拼的挑戰(zhàn),您認為是什么原因讓他們甘愿舍棄在國內既有的生存優(yōu)勢呢?
　　陳:確實有一批四十歲左右的人,在企業(yè)做到高管,或者是大學的知識分子,在國內的發(fā)展遇到瓶頸之后選擇技術移民。
　　他們在國外的代價可能是遠離了自己的專業(yè),放棄了自己的社會地位,我所知道的有一位外科醫(yī)生,在澳洲以勞務謀生,使手術刀的手揮起給鍋爐添煤的鐵鏟。但是,他覺得自己已經享受了當地的社會福利,并且做一個藍領工人在國外并不感到低人一等。此外,更多的原因,還是他們甘為下一代放棄在國內取得的地位。
　　劉:原因很復雜,既有個人和家庭的考量,也有單位和社會環(huán)境的因素。還有一些人可能對國外情況并不很了解,對國外的環(huán)境過于理想化。在西方經濟普遍面臨衰退和更為嚴苛的移民限制政策下,貿然放棄既有的生存優(yōu)勢,未必是個明智的選擇。我建議這些人多了解,甚至可以到想移民的對象國和機構親自去體驗一下。
　　南都周刊:一些外流的“精英”認為,盡管移民海外會暫時性喪失一定的社會地位,但為了長遠的“平等”待遇,值得。
　　劉:這是個人選擇,別人無權說三道四。但我希望這些人在做出這項決定前要三思而行。這種社會和經濟地位的喪失未必是暫時性的,它也完全有可能是永久性的和不可逆轉的。所謂的平等待遇只是相對而言,但你到一個新的語言和社會環(huán)境時,你必須比當地人做出更大的努力和付出,因此,這從一開始就不是在同一起跑線上的競爭,已無平等可言。
　　當一個人無法在新的環(huán)境下找到自己的經濟和社會立足點,在一定的年齡的時候還要從頭做起,這是很大的挑戰(zhàn)。過去幾年,我在曼徹斯特大學負責全球招聘十多名全職教師,申請者達數十倍之多,其中甚至有從國內出來的教授申請講師的位置,而他們卻未必符合招聘要求。
　　
　　不是“外流”,是“環(huán)流”
　　
　　南都周刊:臺灣的上一波人才流失發(fā)生在1979年,當年回流的留學生僅占8%。盡管如此,由于當時的亞洲以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為主,臺灣經濟并未因知識型人才外流而受挫,仍然能夠飛速發(fā)展。到1980年代中期,臺灣的產業(yè)結構調整促使了人才外流速度放緩,而1985至1990年間,留學生的回流比例則爬升至33%。對比臺灣,如何看待大陸現(xiàn)在“精英外流”的趨勢與社會轉型的關系?
　　陳:上世紀70年代末期,臺灣的人才外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島內政局變革。中國大陸20世紀90年代初,也爆發(fā)了一次移民潮,而這批人受教育程度較高,改變了中國海外僑民的結構。
　　另一方面,臺灣在1980年代迎來了產業(yè)結構調整,微電子和軟件工業(yè)開始興起,吸引了大量移居國外的知識型人才回流。大陸目前也正處在從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型產業(yè)轉軌的過程中,再加之中國內地的廣闊市場,海外人才的回流從長遠看,是大勢所趨。
　　事實上,目前有不少留學生在學成后,無論移民與否,選擇了回國尋找發(fā)展機會,這和中國目前社會體制、經濟形勢的改善有密切關系。因此,所謂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現(xiàn)象已經開始向人才獲取(brain gain)轉變。
　　劉:人才外流是第三世界在經濟和社會轉型期面臨的共同問題。目前大陸有一部分精英外流,這是正常的現(xiàn)象,但相對于中國的精英總人數來講,他們還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日趨明顯的回歸浪潮(目前回國人數已超過了出國人數),則可以抵消精英外流所帶來的沖擊。
　　另外,我們應該放棄“人才外流”這種觀念,目前的全球趨勢是“人才環(huán)流”。當前中國政府所實施的一系列旨在建立人才強國政策和措施,對于人才回歸和人才環(huán)流都起到了有益的推動作用。因此,不排除目前流出的這部分精英,在不遠的將來以某種形式回流或環(huán)流。
　　南都周刊:根據世界銀行的統(tǒng)計數據,印裔移民的僑匯多年來占據全球僑匯排行的榜首; 2000年《時代》周刊對美國各族裔移民進行評比,印度人被評為“最聰明的移民群體”,因為全美有超過20萬印裔富豪。對比印度,如何看待華裔移民的“知識化”轉變,會對中國在全球政治、文化格局中發(fā)揮的作用,帶來怎樣的影響?
　　陳:因為印度長期受到英國殖民的影響,印度裔移民在文化上受到西方的規(guī)訓和教化,在語言上也具有優(yōu)勢,這使得他們在英語國家,如美、加、澳,易于產生文化親近感。在最近十年當中,涌現(xiàn)出的印度裔人才,不管是人文還是科學領域,都成為了一種全球性的文化資源。
　　隨著中國海外移民結構的變化,越來越多人是看中國外的教育資源,進行一種知識性的人口流動。這樣勢必會提高中國海外移民的總體人口文化水平,也會有助于海外中國人獲得更廣泛的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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