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歷史上的危機時刻，人們的腦子里總是離不開一些定格的印記。比如，想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總是離不開黑色的記憶：資本主義的無序發(fā)展，導致股市動蕩，生產凋敝。然后總難免會出現(xiàn)拯救斯民于水火的英雄人物：政治家羅斯福以及理論鼓手凱恩斯。
　　然而，這終究是大歷史留在人們記憶中的痕跡。那些日常社會片斷則被光芒璀璨的大人物模糊為慘淡的背景。文化和日常的層面，以及不同層面的中間地帶，被忽略不計了。
　　其實，當政治家、商界領袖和經濟學家們?yōu)榱苏�救資本主義體系而絞盡腦汁的時候，普通人的日子并沒有因為制度的失敗而終止，重塑對這個令人絕望的世界的信念也從未停止。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經濟的頹敗與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變遷繁榮，形成了鮮明對比。由于經濟危機，緊衣縮食總是難免。但由于失業(yè)或者工作量減少，閑暇時間卻大大增加。如何填滿這些時間成了困擾大眾的重要問題。這樣的背景下，更為廉價的大眾娛樂和信息傳播載體，在經濟頹敗的時刻卻出現(xiàn)了一個小小的繁榮期。
　　最典型的例子是好萊塢電影的普及與發(fā)展。如今的好萊塢當年只是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地方電影聯(lián)合體。1929年明，當大蕭條即將席卷美國及全球時，好萊塢舉辦了第一屆奧斯卡頒獎典禮。
　　好萊塢電影業(yè)本身也和其他產業(yè)一樣，遭遇了經濟衰退帶來的巨大沖擊，好萊塢的債務在上世紀20年代末翻了三倍。為了應付危機，各大電影公司和院線推出各種措施吸引顧客，降低成本。但不可思議的是，即便在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時期，每周依然有6000萬至8000萬美國人去電影院。后來的史家們認為：面對蔓延無期的債務危機和絕望，電影作為一種現(xiàn)代大眾文化快餐的先驅形式，對維持國家和人民的士氣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資本主義挺過危機而得以新生的偉大成就，除了羅斯福新政的宏大敘事，作為大眾撫慰的電影也功不可沒。
　　如何解釋這種巨大的反差?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這是典型的逃避主義。越是危機的時刻，人們越需要―種溫暖的安慰劑來調節(jié)高度焦慮的神經，逃避無法忍受的現(xiàn)實。電影正好雪中送炭，通過溫情脈脈的或者訴諸感官刺激的小故事，不斷轉移著人們對重大制度和政策問題的注意力，強化著傳統(tǒng)的價值觀和社會秩序，為不斷高漲的激進訴求降溫。
　　這種闡釋似乎極大地簡化了現(xiàn)實。實際上，絕大部分大蕭條時期的電影多多少少都反映了時代背景，并不是簡單地奉行阿Q主義。
　　如今人們熟悉的好萊塢式樂觀主義，是經歷了曲折的過程才得以確立的。早期美國電影充滿了黑幫、匪徒、好色之徒、政治腐敗、商界黑幕等形象和情節(jié)，既是對現(xiàn)實的一種反映，也是一種煽動性和感官性訴求的市場策略。彼時剛處于發(fā)展初期的好萊塢，還像一頭桀驁不馴的烈馬，由著性子奔馳。但由于內容與人們的既有價值觀出現(xiàn)沖突，引發(fā)了宗教和道德團體的抗議，在社會上出現(xiàn)了針對電影和其他早期大眾文化的“道德恐慌”。1933年，羅馬教廷甚至派出一個代表團到美國，號召天主教徒聯(lián)合起來“凈化”電影業(yè)。
　　為了避免陷入被抵制的危險，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電影業(yè)加強了自我管理，大量可能引發(fā)過分消極情緒的內容基本上被過濾掉了。一種被理想化的美國人的自我想象開始出現(xiàn)了，活潑、可愛、勇敢、富有激情，但也可能會有點輕率和單純。一個普通人的英雄夢開始作為經典的主題被反復講述。人們認為，正是這個被反復講述的夢想，幫助美國人渡過了難關。
　　可見，作為“撫慰劑”的電影其實是宗教、政治、道德、市場、大眾需求等不同社會力量的中和物，而不是來自某個社會力量的粗暴操縱社會心理的過程。
　　與電影同期出現(xiàn)悖論式繁榮的還有廣播、小型游戲、公共圖書館等其他各類文化載體。其中，羅斯福總統(tǒng)的“爐邊談話”更以廣播時代的政治公關經典案例，成為廣播黃金時代的標桿。
　　顯然，一個危機中的市場體制需要這種文化載體來幫助人們重建已經破碎的意義世界，從而保持信心和勇氣。
　　這或許可以給今天同樣面臨危機的我們一個啟示：除了關注那些宏大的制度和政策，也應該把目光投向那些連接制度和人們的信念層面的文化建設。無論這個以市場為基石的制度是好是壞，無論應該如何懲罰那些欺世盜名的投機家，無論完美的制度設計是否真的存在，也無論危機時刻的大人物們如何靈光閃現(xiàn)、智慧無窮，能夠保持溝通的能力并且給人民以希望和信心，而不是簡單地操縱社會意識的人和制度，將是最終的勝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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