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寬容還不足以使他們寬恕有罪的人，非友即敵的敵意思維至今還籠罩在國人的心頭。如果這樣，中國人就永遠不能理解在韓國大學生趙承熙殺了32人之后，美國人在葬禮上升起的是33顆汽球。
　　
　　藥家鑫還沒有在大眾狂歡中被淡忘，他還沒有為他的行為付出生命，死者的親屬與網(wǎng)上數(shù)百萬跟帖的網(wǎng)民一起還在“期待”著他的死訊，等著那“大快人心”的行刑時刻，在完成這個以活人祭祀死者的儀式后，藥家鑫就會像馬家爵一樣被成功地釘在恥辱柱上。我困惑的是，國人為什么至今還癡迷于這種最原始的同態(tài)復仇，并以此為至高無上的目標?
　　
　　一
　　
　　藥家鑫案二審維持原判，終難逃一死。我把“駕車肇事致人死亡逃逸案件”做了一個分類，大致可分為六類，并對這六類案件肇事者的主觀惡性由輕到重做出排列。需要說明的是這些逃逸都是故意的，即意識到撞了人還是選擇逃逸，最后致人死亡。
　　第一種是肇事者把傷者拉到醫(yī)院后逃逸。這種人還算是有些良心，雖然不想承擔責任，但知道救命要緊。由于更多的人害怕在送醫(yī)過程中被扣住，這類情況發(fā)生的頻率不多，大多數(shù)人采取的是第二種方式。
　　第二種是肇事后直接逃逸。由于更多地受自護本能的驅(qū)使，在應激狀態(tài)下是很容易做出這種判斷的。所以這應當是發(fā)生頻率最高的一種類型。王志文主演的電視劇“說出你的秘密”講的就是這種情況。肇事逃逸的女主角忍受不了死者女兒舉牌尋找目擊證人的舉動，懷著罪惡感而最終選擇了自首。
　　第三種是撞人之后拖掛傷者逃逸、致人死亡。依然要排除司機確實不知車下有人的情況。這類案件的典型就是河南的張金柱，他是在撞人后逃逸一千米被人攔截才停下車的。與后三種情況相比，他被判死刑似乎重了些，這與當時傳媒的影響不能說沒有關系。14年前的1997年司法機關對輿情壓力的耐受力遠遠沒有現(xiàn)在這么堅強。
　　第四種是撞人后將傷者轉(zhuǎn)移到異地拋棄，致人死亡。由于搬運傷者必須在無人目擊的情況下來做，所以第四種情況發(fā)生頻率較小。
　　第五種是撞人后發(fā)現(xiàn)傷者未死，便開車碾軋。應當說碾軋的次數(shù)越多，主觀惡性就越大。這種情況近年來發(fā)生的頻率似乎越來越多，一方面受“撞傷不如撞死”這種偏見的影響，同時也折射出世風日下的力度。
　　第六種就是藥家鑫選擇的方式：撞人后下車用兇器殺死傷者滅口。這是惡性程度最高的一種情況。上述用車碾軋的情況可以被看作是駕駛方式的繼續(xù)，而使用兇器致人死亡就顯得格外惡毒，因為后者已經(jīng)變成赤裸裸的殺人。藥家鑫在事后由親屬陪同的投案情節(jié)，已不足以成為減輕刑罰的理由。
　　第四、第五、第六種方式都有滅口的動機，主觀惡性因此陡然凸顯。
　　
　　二
　　
　　人的逃避有兩種，一種是本能的逃避。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學里發(fā)現(xiàn)了人的自我防御機制，防御的目的就是讓人解除焦慮，恢復心理平衡，例如否認、投射、合理化、壓制、文飾和補償?shù)鹊�，這些防御機制是在壓力或挫折產(chǎn)生之時起自動生成的。
　　司機的自發(fā)逃逸就是一種本能的逃避――肇事后人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想一跑了之。逃逸就是要“否認”肇事的事實；把殺人的理由說成是因為“傷者想記住車牌”，于是殺人便成為一種“合理化”的解釋。當然，在“壓制”中對肇事情節(jié)進行選擇性的遺忘，“文飾”自己的罪行等等都是自我防御機制的體現(xiàn)。
　　并不是說人有了這種本能的逃避就可以不必承擔責任。人是理智的動物，會采取理性的逃避，逃避肇事后隨之而來的責任。反之，在有意識地決定逃逸的時候，人的良知會對這種無意或有意的逃逸動機加以阻止。這是人與動物逃避行為的最本質(zhì)的區(qū)別。很可惜，藥家鑫在他的社會化過程里沒有學會承擔責任，孱弱的良知沒有足夠的力量阻止他的惡行，于是他偏離了人性，顯得更加冷血。
　　逃逸就是拒絕承擔責任。我那輛可憐的汽車，在五年中被人撞過三次，而且三次對方居然都逃逸了。兩次是在停車場里有人倒車時撞了我的車就跑，撞得很慘，跑得很快。還有一次是一輛軍車撞掉了我的車前面的反光鏡后逃逸，因交通擁擠而被截獲。我的這一輛車就遭遇過三次被撞后逃逸的事件，請讀者朋友設想一下，在中國每天會發(fā)生多少類似的逃逸事件?其實，撞人或撞車這兩種肇事逃逸沒有多大區(qū)別，兩種肇事人的動機也不會有本質(zhì)性的差異。逃逸事件的大量存在，預示著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從逃逸的高發(fā)生率來看，我無法保持樂觀。
　　在有關藥家鑫案的講座上，我問在座的學生，如果你去打開水，碰倒并摔壞了他人放在水房里的暖瓶；如果你用球踢碎了一扇玻璃門，而此時周圍都沒有人，你們會做何選擇呢?你會在肇事地方留下你的姓名電話嗎?臺下幾乎沒有人能做肯定的回答。
　　中國人的國民性中深藏著一種逃避。從宏觀上講，在“大躍進”的浮夸風看到了荒謬絕倫的人造神話；在改革中看到了明知不可而為之的時弊；從微觀上講，在長途車上目睹了搶匪的罪惡，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了公然的循私舞弊，面對所有這些，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選擇的是：逃避。特別是在能夠保護自己、成功地逃避的情況下，有多少人會做出講出真話、說出真相、承擔損失、承擔責任的選擇呢?
　　
　　三
　　
　　別以為我們與藥家鑫是天各一方的兩類人，只不過他走得更遠、更為極端一些。與那些成千上萬逍遙法外的交通肇事逃逸者相比，藥家鑫終歸在他的親屬陪同下前去領刑，并可能在事實上用自己的生命償還這筆血債。那些逃逸者聽到藥家鑫的死訊時，會是一種什么心情呢?他們還能繼續(xù)為自己逃脫懲罰的可恥行為而慶幸嗎?
　　“撞了白撞”和“撞傷不如撞死”，竟然成為許多司機頑固不化的潛意識，成為他們肇事(殺人)逃逸的內(nèi)驅(qū)力，這無疑是對生命的極端漠視。同時，“怕藥家鑫不死”的網(wǎng)民如此同仇敵愾，對李玫瑾教授在犯罪原因方面的探究表現(xiàn)出極大的不容忍，不能允許任何人耽擱藥家鑫的死期，就好像是�？鹿P下那些簇擁在死刑柱下觀看酷刑的民眾，期待著劊子手立即動手但又要讓罪犯極度痛苦地慢慢死去。大家斥責被告律師“激情殺人”的辯護，但他們不知道自己也在“激情殺人”――試圖用民憤殺死藥家鑫。
　　中國的重刑主義、死刑主義和報復刑主義不止是官方的任性，而是有著深重的群眾基礎，否則中國就不可能保留引世人關注的死刑記錄。在面對罪惡的時候，情感邏輯替代了理性邏輯，報復的沖動替代了中立的審判，功利的算計替代了價值的考量，從民間到官方概莫能外。
　　在藥家鑫揮動的尖刀上我們看到了兩個字：仇恨。民眾對藥家鑫死刑的期待同樣是一種仇恨。美國人蓋林認為憎恨是一種依附和認同，通過憎恨，形成對被憎恨者的一種敵視，所有憎恨者因此都成了自己人，以此來劃分不同群體之間的分界線。對藥家鑫喊殺的人，不僅是在表達仇恨，也在表示我們與他(指藥家鑫)絕不是一類人。但是，只要當這個世界中還存在著仇恨，即使是兩種對立的仇恨之間也存在著相似與相通。
　　這里體現(xiàn)的是中國人的生命觀。中國人的寬容還不足以使他們寬恕有罪的人，也就是說，中國人絕不同情有罪的生命。非友即敵的敵意思維至今還籠罩在國人的心頭。如果這樣，中國人就永遠不能理解在韓國大學生趙承熙殺了32人之后，美國人在葬禮上升起的是33顆汽球；就永遠不能理解為什么有那么多國家要廢除死刑，讓那么多殺人犯繼續(xù)活下去；就永遠不能理解為什么人類不能去吃掉所有可以吃掉的動物和植物。
　　藥家鑫的冷漠不是他與生俱來的冷漠，也不是他一個人特有的冷漠。這冷漠就來源于幾代人從小所受的仇恨教育，來自于不懂底線價值只懂功利主義，來自于“莫問國事，只問自我；不問素質(zhì)，只問高分”的應試教育，來自于只盡義務卻不敢承擔責任的教化之中。
　　言說至此，必須重申這一點，藥家鑫之死絕不止是為那無辜的張妙女士抵命那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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