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1966年，隨著《五一六通知》在“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上同時公布，史無前例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在那個特殊時期，報紙的編輯成了熱鍋上的螞蟻，惶惶不可終日，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
　　那時報紙的“要聞”特別多，時間性特別強。不是“最高指示”，就是“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的聲音”�！白罡咧甘尽焙苊鞔_，天天登、版版有，每條文字稿中，都會出現(xiàn)幾句或幾行黑體字（引用毛主席的話，都要用黑體字，以示區(qū)別和重視。全國的大小出版物都是如此）�！盁o產(chǎn)階級司令部的聲音”，就讓人猜不透、吃不準了。許多大干部、老干部，知識分子，模范標(biāo)兵，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叛徒、特務(wù)和“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罷官、囚禁、關(guān)牛棚，甚至死于非命。因此，這段時間的編輯，除了守著長途電話、找大報對版面，甚至還要對標(biāo)題，已經(jīng)到了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恐怖”境地。
　　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與破“四舊”同步開展，結(jié)合起來大揭大批大斗。幾百萬“紅衛(wèi)兵”全國串連，多地的造反派開始打砸搶抄，街頭巷尾紅旗飄飄，墻壁上涂滿了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之類的標(biāo)語口號。
　　怎么革命？怎么造反？怎么拉下馬？那就相互大揭發(fā)、大辯論和大批判。清查報紙是一種渠道，也是重點。把每一期報紙的來稿、編稿和發(fā)排的大樣、清樣都翻出來，一遍又一遍地查黑文章，找反革命。我就是因為出于編輯的本能和責(zé)任在清樣上改了一個字，一夜之間就變成了“三反分子”。
　　那是在1965年，編輯一篇稿件，文中有一句“毛澤東思想是當(dāng)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我在看清樣時覺得這句話不準確，不科學(xué)，到了頂峰，就不能再豐富、再發(fā)展了，甚至?xí)�走下坡路。于是紅筆一揮，把“頂峰”改為“高峰”，因為留有空間，可以一高、再高，繼續(xù)發(fā)展，永無止境。沒想到，這次查出那張清樣，不僅是我把“頂峰”改為“高峰”，還有看完清樣的簽名。白紙黑字，罪證確鑿，早在一年多以前，我就篡改林副統(tǒng)帥的指示，反對毛澤東思想。
　　在報紙的組版工作上，也能查出重大政治問題。時間比上面的“篡改”還早一年（1964年）。我負責(zé)的一期副刊上，在刊登國畫家李琦的國畫《毛主席走遍全國》旁邊，還刊登了一位知名詩人的一首民歌，其中有“高山翻不過，走到山腳轉(zhuǎn)回來；大河涉不過，走到河邊轉(zhuǎn)回來”（其實后面還有想辦法克服困難，達到目標(biāo)的十多句）。就認為這是典型的影射和指桑罵槐，是惡毒攻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為了發(fā)動群眾、掀起高潮，證明“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的重大意義與緊迫性，報社給我辦了一個“某某某罪證展覽”，配備解說員，組織機關(guān)單位的干部，輪流參觀、口誅筆伐，報社挖出了一顆“定時炸彈”！我被打入“牛棚”，隨時接受造反派和革命群眾的批判斗爭。
　　幾年以后，雖然平反了，但作為一個編輯，對文字的把握推敲卻添了幾分莫名的謹慎。光陰荏苒，如今更令我感慨的是報紙雜志為吸引眼球而采取的各種花樣翻新的不實之語，這在我的職業(yè)生涯時期是完全不敢想象的！當(dāng)然，也有欣慰之處，做個編輯不用那么心驚膽戰(zhà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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