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何曉波15年前來到廣東打工的時候，人生最大的夢想是能用上一臺大哥大，15年后，他由一名工傷者，成為了佛山首家外來工NGO“何曉波工作室”的負責人�，F(xiàn)在他的人生夢想是通過法律咨詢和培訓，幫助更多的工傷工友們合法獲取賠償。
　　他最近在微博上發(fā)出了一張圖片，圖片里顯示了一摞摞的雜志和書，他在微博上說，感謝給他籌建外來工圖書室捐書的朋友。他希望，他的何曉波工作室和外來工圖書室能成為外來工朋友在佛山的第二個家。
　　何曉波只是來到廣東的民工大潮中的一員�，F(xiàn)廣東已成為農(nóng)民工第一大省，截至今年8月份，廣東省流動人口高達3128.2萬，約占全省實有人數(shù)的1/3。
　　
　　重新尋找“組織”
　　 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里曾經(jīng)說，鄉(xiāng)村社會中是差序格局，在這個格局中，從己向外推以構(gòu)成的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lián)系，每根繩子被一種道德要素維持著。也就是說，是典型的熟人社會。但進入城市之后，這些繩子多數(shù)都斷掉，都失去了。
　　進入城市，其社會結(jié)構(gòu)和制度，都較原來的鄉(xiāng)土社會復雜得多，一方面讓外來工們小心謹慎地在城市里生存，而另外一方面，卻又容易成為一些個體失去平衡感鋌而走險的重要原因，因為個體無法承受這種制度帶來的疏離和重壓。2006年，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就公布了一批外來工殺人案件，這些案件中，外來工犯命案多為“情”和“薪”，多因背井離鄉(xiāng)，生活無著，感情不穩(wěn)定，以及討薪成本太高而造成。
　　而這種失去“組織”后所遭受到的社會的“冷漠感”，又會從一些外來人口身上投射到社會本身。今年，南海所發(fā)生的小悅悅事件即為一例，路人“冷漠”不施以援手的南海黃岐五金城，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外來商戶，此間許多人對鄰居亦毫不相識。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夏學鑾認為，廣佛五金城屬于“陌生人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人與人之間很陌生，感情上較為疏離，有時甚至還有反感。他們之間彼此獨立，不相互依賴，沒有認同感，處于一種“連接但不黏著”的狀態(tài)，而這種連接往往是十分脆弱的，稍有震動就會斷掉。
　　而這種連接的功能，在熟人社會里，本應由親友這些強大的私人關(guān)系網(wǎng)連接而成，但在人口大規(guī)模向城市流動的時候，這個網(wǎng)支離破碎，外來工們也失去了可依靠的“組織”，即使外來工們在外經(jīng)常依賴的“老鄉(xiāng)關(guān)系”，其作用和可靠性也遠遠小于在家鄉(xiāng)之時。
　　在東莞打工3年后，1998年，何曉波回到了老家河南，在老家一國營電子廠工作至2006年3月，應前同事兼老鄉(xiāng)的邀請，前往佛山打工。此時他已掌握了做電容器的技術(shù)，是技術(shù)工人，月薪可以拿到三四千。
　　“家里人都反對我出來，但當時覺得這邊掙錢快，我想來3個月掙1萬多元就趕緊回家去。”但到佛山僅兩個月，他就出事了，他的左手被沖壓機沖掉了3個手指�！爱敃r我已經(jīng)連著上班36個小時，而沖壓機也沒有人教過我怎么用，都是自己學的。”何曉波開始向“前同事兼老鄉(xiāng)”討說法，而對方卻翻臉了。這時候，“老鄉(xiāng)關(guān)系”蕩然無存。
　　7個月的拉鋸后，跟對方協(xié)商，他拿到了6萬多的賠償，而如果根據(jù)他的實際工資，他應該可以拿到12萬多的賠償，因為對方發(fā)工資的時候有兩張工資單，一張是何曉波本人簽字的月薪800元的工資單，而另外一張是月薪3000多元的工資單，卻掌握在老鄉(xiāng)老板手里。
　　“我以前認為按道理該給我多少就是多少，后來接觸到番禺打工族服務部之后，我才知道法律就是法律，非常嚴格，講求證據(jù)，我拿不到證據(jù)，只能爭取到這么一個結(jié)果。”何曉波所說的番禺打工族服務部成立于1998年，是國內(nèi)首家外來工NGO。
　　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總干事曾飛洋起初只是應邀加盟，豈料后來合作伙伴一一退出，最困難的時候，服務部5個同事的伙食費控制在每天15元內(nèi)，每天吃青菜、豆腐。
　　但他們最終堅持了下來，并將業(yè)務范圍從廣州擴展至佛山、東莞、中山。何曉波就是在2006年探訪工傷病友時，碰到了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義工，自此踏上了從事外來工NGO之旅。
　　曾飛洋說，除去為外來工提供法律咨詢，打工族服務部還希望能促進外來工融入本地社區(qū)。2003年，他們曾經(jīng)在番禺設立了打工者文化服務部，提供各項文體設施、培訓及聯(lián)誼活動，并有電腦班、舞蹈班、英語班等短期課程，目的是豐富農(nóng)民工的學習和生活，希望他們在這個城市里擁有更多歸屬感。
　　
　　自發(fā)建立“組織”
　　“在離開故鄉(xiāng)后，他們所有的社會關(guān)系都沒有了。”曾飛洋說，沒有“組織”，進入城市的外來工普遍缺乏被接納感，以個體來應對復雜的城市，看不到職業(yè)發(fā)展、前途等等，融入特別艱難。何曉波對這種融入的“失落感”感受很深。在初受工傷的時候，他很消沉：“以前我是個健全的人，可以靠雙手勞動掙錢，現(xiàn)在我就成為了一個廢人了，以后怎么辦？我怎么留在廣東生活？”曾飛洋正是寄望于NGO能發(fā)揮這種“組織”的功能，讓外來工自我學習和成長，有序地融入城市。
　　本來城市里的工青團婦組織可以更好地承擔這個“組織”外來工有序融入的任務，但何曉波觀察到，工青團婦這方面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曾經(jīng)有一位女工傷工友去找南海獅山松崗的婦聯(lián)部門，卻被對方以“只管本地人”的理由搪塞過去。而他們有事向佛山本地工會尋求幫助的時候，往往看到的是對方的官僚作風。何曉波總結(jié)，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些工青團婦部門多是財政撥款，對上負責，而不是對外來工們負責，假如把外來工相關(guān)工作列為考核其工作的標準之一，相信情況會大有不同。
　　另外，工青團婦作為群團組織，在公務員系統(tǒng)中，與職能單位相比，亦屬于“無錢無權(quán)”部門，影響力有限。
　　在2006年成為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全職義工之后，2007年，何曉波來到了佛山，開設了何曉波工作室，實際上就是番禺打工族服務部在佛山的分點。
　　最初因資金困難，何曉波只能租民房，但因為法律咨詢會一次來幾十個工友，房東誤認為其為傳銷人員，不愿意再租給他們，何曉波只能去租用辦公樓，但要租用辦公樓，就必須申請工商注冊。實際上，即使何曉波想申請民政注冊為有官方正式身份的社會組織，也很困難。此前，NGO民政注冊需掛靠業(yè)務主管單位，很多政府部門怕?lián)�責任，不愿被掛靠，國�?nèi)NGO注冊是一個公認的難題。
　　所幸大環(huán)境在不斷改變，自2008年金融風暴之后，用工荒凸顯，人口紅利消退，倒逼著用工環(huán)境進一步健全，《新勞動合同法》、《新工傷保險條例》、《社會保險法》等有益于加強保障外來工權(quán)益的法律紛紛出臺。而隨著流動人口日漸增多，外來工融入城市的需求浮現(xiàn)，也提出了對社會管理建設和族群融合的新要求。
　　今年召開的廣東省委全會，就提出來要加強培育社會組織，增強社會自我管理能力。而近日發(fā)布的《關(guān)于廣東省進一步培育發(fā)展和規(guī)范管理社會組織的方案》更提出，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別規(guī)定、特殊領域外，將社會組織的業(yè)務主管單位改為業(yè)務指導單位，社會組織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成立。
　　不過，曾飛洋發(fā)現(xiàn)，即使今年民間NGO的處境好了很多，但維權(quán)類的NGO注冊可能還是會存在困難，現(xiàn)在比較容易注冊的都是公益慈善、社區(qū)服務類的NGO，“我們會去盡量嘗試跟政府溝通，進行民政注冊”。至今，番禺打工族服務部和何曉波工作室均非民政注冊。
　　有NGO觀察人士指出，政府一直對維權(quán)類的NGO不太放心，擔心形成群體性事件。而綜觀近年的一些群體性事件可發(fā)現(xiàn)，這些群體性事件，多是臨時起意，因某些矛盾的長期積累而爆發(fā)，多非人為組織。如果有“組織”引導，讓這些矛盾通過合法途徑解決，相信有助于緩解群體性事件�？膳碌牟皇怯小敖M織”的融入和疏導，而是沒“組織”的“群氓”。
　　今年上半年，打工族服務部免費代理外來工維權(quán)案件68宗，并開展普法活動，直接受益者5000余人，并且，這些工友們得以互相結(jié)識，成為朋友。31歲的四川人歐昌群即為其中一員，她在何曉波工作室認識了很多朋友，“來這里跟大家一起玩是很開心的事情�！�
　　而何曉波最近在為一件事情犯愁：一位香港的朋友將為何籌建的外來工圖書室捐1000本書，何曉波不知道怎么樣才能把這1000本書弄到佛山來，但無論如何，這畢竟是個甜蜜的煩惱。在他的設想中，等外來工圖書室開辦之后，會有更多的外來工在此學習文化，并志愿服務本地社區(qū)，讓他們更好地融入本地，更有尊嚴地生活在這個城市里。

相關(guān)熱詞搜索：尋找 組織 尋找“組織” 從組織內(nèi)部尋找人才 尋找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