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應該以美國政府插手金融機構，來為腐敗、效率低的國有企業(yè)找借口，更不應該回過頭來重走政府管制的計劃經濟老路，而宏觀調控的問題在于起效時間太長太慢，政府往往在一時不見效的情況下用力過大。當政策效果顯現(xiàn)時，經濟環(huán)境已經與以完全不同了。
　　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fā)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使許多人對自由市場的理念產生了懷疑。有人把金融危機的發(fā)生歸咎于自由市場，認為是監(jiān)管的放松導致了危機；有人因為美國和很多國家的政府開始干預市場，就斷言自由市場已經終結。在此，有必要正本清源，厘清圍繞于此的一系列誤解。
　　
　　自由市場不是無政府主義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不是經濟學家弄出了市場，市場和市場經濟是一個客觀存在。經濟學家的作用和責任，是揭示這一客觀現(xiàn)象的真相和真理。偉大的經濟學理論，不是不可以推翻、永遠正確的理論，而是可能會被推翻、但解釋力更強的理論。凱恩斯有一句名言：“經濟學的思想，無論其正確與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實際上統(tǒng)治世界者，也就是這些思想而已。認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識影響的那些實干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經濟學家的奴隸�！�
　　市場經濟或自由市場，其基本的功能是進行資源配置，在這一點上它效率最高，它把互不相識的人拉在一起進行生產，推動社會進步。在這個層面，市場是自發(fā)起作用的。有公司關閉不是市場經濟的錯，而恰恰是優(yōu)勝劣汰的市場機制的一部分，是市場經濟的必須。市場經濟不能保證每個人都會成功，但它一定會懲罰那些不按照市場規(guī)律辦事的人。
　　但市場經濟也不完全排斥政府，米爾頓?弗里德曼在《自由選擇》一書里就明確說過，自由市場不是無政府主義。市場經濟也需要制定游戲規(guī)則，需要適當監(jiān)管。政府在自由市場經濟下的責任是維護交易規(guī)則，當公司出現(xiàn)欺騙消費者、做假賬欺騙股民時，政府的調查、干預和懲罰也是必要的。所以不存在監(jiān)管和干預絕對正確或絕對錯誤的教條。
　　政府的干預有時是有效的，但政府干預要長期有效，做得比市場還好，就必須要具備一個前提：調控者必須英明神武，掌握所有的信息。這樣一種理想狀態(tài)，在現(xiàn)實中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即便一時找到了這樣的人，他的繼任者又在哪里呢?這就好比民主和獨裁的關系一樣：某個獨裁者個人或許英明神武，但這種英明神武沒有可持續(xù)性；而民主則有能力避免最壞情況的發(fā)生。
　　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被認為是自由市場理論的大本營。我在那里念書時，老師從來不從某種教條出發(fā)先驗地要求我們支持什么反對什么，而是非常注重理論的可驗證性，讓我們先分析某項政策的后果，好在哪，壞在哪，最后我們發(fā)現(xiàn)，壞的地方往往是政府過度干預的結果，政府干預是好心辦壞事。
　　所以，從各國政府出手救市判斷自由市場錯了，是站不住腳的。自由市場作為一種經濟理論，它是否站得住腳，不是由政府的行為決定的，而在于它是否反映了客觀真理。美國政府不肯簽署《京都議定書》，并不能說明《京都議定書》有問題，道理是一樣的。而在過去的幾百年，自由市場一次又一次證明了自身的價值，它推動了科技和生產力的迅猛進步，將人類帶人空前繁榮的今天。
　　據(jù)我的觀察，在內地與香港的媒體上，不少非經濟學出身的評論者因為美國政府大手干預市場而認為自由市場理論已經終結，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中國歷史上皇權的力量過分強大，人們習慣于唯政府馬首是瞻，看政府的眼色行事。但在西方，人們經過幾百年市場經濟的洗禮，已經明白自由市場并非一種原教旨主義宗教，不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而是一種機制，自由市場經濟雖然不完美，這次危機過去后，未來必然還會出現(xiàn)各種危機，但是自由市場經濟是人類歷史迄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經濟制度。
　　
　　金融危機是市場和政府的雙重失靈
　　
　　此次金融危機之所以發(fā)生，其中的一個原因在于，美國人的儲蓄率太低，負債太多，是典型的負債經濟。1996年美國人的整體負債是收入的100％，到了今天，這個數(shù)字上升為130％。美國人的債務，除了信用卡與個人借貸之外，還包括12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光“兩房”就有5萬億。這樣一種負債經濟的抗風險能力是很低的，一有風吹草動就容易出問題。
　　必須明確的一點是，此次金融危機的發(fā)生，首先是政府失靈的結果。米爾頓?弗里德曼是研究1930年代大蕭條的權威，他的著名論斷就是：大蕭條不是市場失靈，而是政府失靈。聯(lián)儲內部的權力斗爭導致了美國貨幣政策的錯誤，當金融體系出現(xiàn)流動性短缺的時候，當時的美聯(lián)儲不但沒有增加流動性供應，反而大幅緊縮了銀根，導致銀行大面積倒閉�，F(xiàn)任美聯(lián)儲主席伯南克也是研究大蕭條的專家，他也同意弗里德曼的看法。
　　大蕭條時美國國會通過了《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將商業(yè)銀行的存貸款業(yè)務和投資銀行業(yè)務分開了，這對商業(yè)銀行及金融體制的穩(wěn)定性十分重要。不過美國的各大銀行為求利潤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試圖撤銷該法案。1987年，剛剛離開JP摩根來到美聯(lián)儲上任的新主席格林斯潘就提出要撤銷《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
　　1999年在銀行界強大的游說壓力下，《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終于撤銷，從而產生了一場證券化革命，格林斯潘公開對此表示贊揚，稱為“金融領域的一場革命”，并對金融衍生品長期持放任自流的立場。美聯(lián)儲也長期執(zhí)行低利率政策，放出大量流動性，多余的流動性造成了房地產的泡沫，埋下了金融危機的隱患。
　　再加上克林頓上臺后，鼓勵更多的人擁有自己的房屋，“居者有其屋”成為一種政治正確。如果你窮，跑到銀行借錢，銀行不借給你，即是歧視，受到歧視便可以向政府部門投訴。這種理念今天聽起來是天方夜譚，但實際上當時許多人認為克林頓是偉大的總統(tǒng)，結果為了免受指控，不少銀行都閉上眼，只要你跑來跟我借，我就借給你。最初規(guī)定一個人借錢買房時銀行里至少要有借貸額3％的儲蓄量，但后來連這3％也取消了。
　　而“兩房”是由私人投資者控股但受到美國政府支持的特殊金融機構，在“兩房”之外，還有大量的貸款機構和投資銀行，為了招攬客戶，原來要求的首付最后被取消了，代之以零首付。這些機構的貸款利率很高，風險也很大。為了控制風險，他們或者發(fā)行債券，或者把借款合同賣給“兩房”，“兩房”則向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投資者發(fā)行債券。
　　“兩房”雖然買進高風險的按揭合約，但因大家認為政府會為它們兜底，所以風險對它們起不了作用，“兩房”還是可以低息借債。兜底所引發(fā)的道德風險，結果使“兩房”近年放棄了審慎原則，不斷擴大市場，買入高風險按揭，直接推高了次貸危機的規(guī)模。
　　這樣一來，一般貸款機構就可無風無險地穩(wěn)賺一筆。借了錢給購房者后，再把合同賣給胃納很大的“兩房”賺取價差。一般來講，1000萬的借款合同，賣給“兩房”一般是1070 萬，扣除行政費用，凈利大概就有40萬。一間50A的公司，一個月做2000萬是很容易的，這樣就有80萬美元的“利潤”。
　　以上是政府干預造成的后果，但市場也有失靈的部分。
　　“兩房”以外的貸款機構也將房地產借款合同向保險公司投保。而且這樣保來保去，又不斷進行投資組合，把有問題的部分斬碎、分解再重新打包，造成投資產品的構成非常復雜，牽扯的人也越來越多。最后，到底這一份投資產品有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哪里，一般的投資者已經沒有能力分辨了。
　　在今天看來，這樣的市場設計很有問題。只要有一個環(huán)節(jié)出事，整個鏈條就會斷裂，但在幾年以前，這個問題是很難回答的，在風險沒有表現(xiàn)出來之前，人們并不一定懂得怎樣控制及防范它。對于新生的高科技產品，知道有風險是一回事，知道如何防范又是另一回事。費米是20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曾經在芝加哥大學主持過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可控制的核反應。費米53歲時因癌癥去世，相信是因為長期接觸放射性物質所致，難道他不知道輻射的危害嗎?當然不是，但當年人類對如何防范輻射就是懂得不夠多。不少金融衍生工具都是高新科技，市場不懂它們，政府更可能不懂，要政府加強監(jiān)管沒有錯，但政府懂得怎樣監(jiān)管嗎?救市要堅持市場化原則
　　美國提出的救市方案，首先是違反市場經濟的倫理，市場經濟要求人們?yōu)樽约旱臎Q策失誤負責�，F(xiàn)在，美國的救市方案實際上是讓Main Street為Wall Street買單，而那些金融機構雖然虧了錢，他們的高管也還是有錢人，這樣做的合理性首先就成問題。在香港，雷曼投資產品的苦主天天上街游行，這其中當然有少部分是受銀行推銷手法蒙蔽和誤導的老人、退休者，但也有大量的資深或機構投資者，這些人可不是窮人，但他們?yōu)榱双@取賠償，也說受到誤導。在這件事情上，銀行當然有自己的責任，苦主們也要負自己的責任。
　　當然，支持救市的人會說，金融系統(tǒng)如果崩潰，將給普通百姓帶來悲慘的后果，無辜的企業(yè)和消費者將受到損害，而成功的救市可防止這種情況的發(fā)生。那么，就讓我們來討論具體的救市計劃。
　　最新消息是，美國財長保爾森表示，考慮到市場情況的變化，美國上月出臺的7000億美元救市計劃的用途將有所改變，由原先擬定的購買銀行不良資產轉為通過其他方式穩(wěn)定金融市場，其他方式是什么，人們還不得而知。但總體而言，我認為不能為了救市而救市，救市也要體現(xiàn)市場原則。
　　一種此前被人們廣泛討論的方法是，拍賣有問題的債券。這種方法的現(xiàn)實困難在于，人們對這些債券的資產構成不清楚，不易把有問題的部分拆分出來，也不知道這些債券到底值多少錢。
　　英國政府計劃向銀行投入資金，增加其資產價值，從而避免資不抵債面臨破產的處境。這樣做有好處，但也有重大缺點。政府用了納稅人這么多的彈藥，很易無以為繼，而且有可能對商業(yè)機構帶來政治干預。
　　另一種辦法就是用政府的力量強迫債權人和債務人坐在一起，免掉還債的責任，把債權轉換為股權，這種辦法用錢最少，效益最高，而且對經濟沒有多少影響，但可能導致原有大股東失去控制權，華爾街最不喜歡，所以一直被擱置。
　　成立專家委員會來處理金融危機，也是一種方法。這種方式也有很多問題，因為專家會受到各種利益關系的左右，而最底層的人往往是沒有人代表的。我曾經研究過臺灣從前的工業(yè)政策，發(fā)現(xiàn)他們通過的決議往往是給夕陽工業(yè)補貼，而不是扶持朝陽工業(yè)。這是因為夕陽工業(yè)存在已久根深葉茂，有自己的利益集團，可以影響決策，而朝陽工業(yè)因為剛剛興起，沒有這樣的影響力。
　　
　　中國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路線
　　
　　我前幾天和我的導師普雷斯科特教授通信，他因為對經濟周期的研究獲得了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看法是，不能太看淡美國經濟。因為他的研究發(fā)現(xiàn)，美國的GDP增長主要和生產率有關，金融產品所起的作用很小。1987年美國發(fā)生股災，但沒有造成衰退，主要是因為生產率沒有下降。而美國今年的生產率，直到9月份都是在上升的，9月以后的統(tǒng)計數(shù)字還沒有出來。美國第三季度GDP增長率是-0.3％，第四季度按理會更糟，但應該只會是下降三幾個百分點，和大蕭條時期失掉1/3的GDP不可同日而語。
　　美國生產率高，體質好，雖有戰(zhàn)爭及過度開支等難題困擾，但不一定有大的問題，反倒是歐洲更讓人擔心。因為歐洲的生產率只有美國的3/4左右，底子不夠厚，政府的干預比美國厲害得多。因為金融危機，美國市場不景氣，中國擴大了對歐洲的出口，這從長遠看可能是一個隱憂。
　　至于中國的情況，我抱審慎態(tài)度。但有幾個問題要特別留意：
　　一是不能因為金融危機就對所有信貸一概收緊。目前，國內的很多企業(yè)經營困難，要恢復他們的競爭力，最關鍵的一點是要有資金，銀行如果不肯借錢給企業(yè)的話，企業(yè)的倒閉潮就很難避免。
　　二是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路線。對那些質疑市場經濟的人而言，這場危機無疑為他們提供了絕佳的攻擊口實。但30年中國經濟的成功部分，都和市場經濟密不可分。我們不應該以美國政府插手金融機構一事，來為那些腐敗、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yè)找借口，更不應該又回過頭來重走政府管制的計劃經濟老路，中國還是要堅定不移地朝市場化的道路努力走下去。
　　三是對于宏觀調控，我一直是不贊成的。宏觀調控的問題在于它起效的時間太長、太慢，而政府往往在一時不見效的情況下，很容易使用過大的力度。在政策效果顯現(xiàn)時，經濟環(huán)境已經與以往完全不同，結果是更不利于創(chuàng)造穩(wěn)定的宏觀經濟。今年上半年我們還在說要防治通脹，現(xiàn)在又一下子變成了通縮，這種宏觀環(huán)境的搖擺不定不利于經濟的健康發(fā)展。較好的做法是用相對穩(wěn)定的政策，使人民對前景有更準確的預期。
　　四是具體到4萬億的刺激經濟方案。這個方案的實際金額沒有這么多，是把以前通過的一些方案也算進來，然后包裝起來，目的是給大家信心。要增加內需，我是贊成的，以前我們有錢就買美國的國債，扣掉匯率變化后完全沒有賺，這實際上是一筆閑錢，如果能賣掉一部分來擴大內需，那當然好。但也要做到小心理財，收支平衡。即便是為了刺激經濟，也要符合成本效益原則。挖個洞再把它填平，可以增加GDP，但用這樣的方法刺激經濟沒有任何意義，不如直接派錢給大家。方案里有5條講到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過去內地已經搞了很多，再建更多的路，邊際效用會下降，找好的項目會越來越難，所以一定要進行科學評估，不能盲目上馬。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由本刊記者趙靈敏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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