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戈爾巴喬夫以為蘇聯解體、俄國人實行了英美推許的議會民主之后，一個走向自由市場經濟的新俄羅斯可以贏得西方的尊重，卻沒想到換來的是冷漠的眼光。普京今日對西方的強硬態(tài)度，正是歐美十多年來對俄羅斯深層心理的歧視迫出來的結果。
　　
　　去年4月，俄羅斯前總統(tǒng)普京破天荒在英國《泰晤士報》發(fā)表專文，題為《俄國是歐洲的天然盟友》，公然向歐洲喊話，呼吁歐洲與俄羅斯建立親密的關系。普京在文章里述說了歐俄幾百年來的“傳統(tǒng)友誼”，尤其對歐洲的民主人權贊頌良多。普京此筆，不無離間歐洲和英美之意，極力把歐洲拉攏到自己這一邊，成為對抗美國的緩沖，意圖相當明顯。
　　大國外交，以利益為基礎，然而外交行為往往有歷史的情意結隱然主導。英法同屬西方陣營，長期同床異夢，就是因為英國是拿破侖眼中的“雜貨店主的國家”，法國人看不起英國人小商人性格的計算，認為英國人沉悶而不懂享受；英國人不屑法國人的情緒沖動和懶惰。在殖民主義時代，英國經營殖民地，以長遠的商貿為戰(zhàn)略，更懂得懷柔；法國在非洲和印支的殖民地，像當年的葡萄牙一樣，更多是為了異國情調的享受追求，遇反抗即強力鎮(zhèn)壓。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英法兩國都推動非殖化，英國卻至今維系著一個英聯邦，法國今天什么也沒有。英國人嫉妒法國人的浪漫，法國人也眼紅英國人的深沉，英法海峽一水之隔，瑜亮兩分，歷史和文化決定了法國和英語世界不可能真正水乳交融。
　　普京時代的俄羅斯，與英美交惡，轉而向歐洲示好，其中也不無歷史情結。從中國人的眼中，俄國從來是歐洲的一部分。但普京的文題：“俄國是歐洲的天然盟友”，如果歐俄本為文化的同體，又豈有“盟友”與否之論?普京的潛臺詞是：“英美不把我們俄國人當作自己人，不足為奇，但你們歐洲為什么也視我們如陌路呢?”如此呼吁，印證了俄羅斯一股歷史的焦慮――想真正加入歐洲家庭為一分子，卻又長期不為接納。
　　即使在1991年，蘇聯和東歐垮臺，戈爾巴喬夫成為西方傳媒的英雄，然后蘇共企圖發(fā)動復辟政變，戈爾巴喬夫囚于黑海別墅，葉利欽站在國會門前的坦克車上的英姿，更是情傾歐美，但一個走向自由、民主、自由市場經濟的新俄羅斯，符合了歐洲和英美的一切變天的條件。歐美卻從來沒有真正幫助過俄國。普京今日對西方翻臉，正是歐美十多年來對俄羅斯外交政策深層心理的歧視迫出來的結果。堆上笑臉示好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敬酒不吃，歷史選中了強硬的普京給西方奉上一杯苦辣的罰酒。
　　為什么?從理性的利益計算，西方是那么愚蠢而失算。只有從心里的情緒剖析，或可了解其中迷思。
　　
　　文藝復興的旁觀者
　　
　　因為所謂“西方”，雖以基督教為宗，歐洲卻劃分為三大語系文化區(qū)：英國、德國和北歐，屬于“條頓語系”；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屬于“拉丁語系”；波蘭、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俄羅斯等，屬于“斯拉夫語系”。位于地中海之濱的希臘，是歐洲民主與哲學的搖籃，2000年來，春風雨渡，雖然有教廷專權長達千年的中世紀黑暗統(tǒng)治，但德國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意大利的文意復興，狄德羅與盧梭的人權意識的萌芽，還有牛頓和達爾文的科學思想，500年來，歐洲文明從黑暗中走出來的一場異變，不是發(fā)生在“條頓語系區(qū)”就是在“拉丁語系區(qū)”，地處歐洲東部至烏拉爾山的斯拉夫語系地區(qū)，不但沒有為歐洲的巨變提供過什么靈感，而且是被動而保守的一方。
　　
　　雖然去過俄國的中國人，都會為圣彼得堡華麗的歐洲古典建筑贊嘆不已，認為圣彼得堡的建筑文化，比起倫敦和巴黎更為豐偉。然而，這只是18世紀俄國女皇凱瑟琳一世從法國學來的硬件――俄國崇慕法國宮廷，從路易十四那里學來了一套貴族禮儀，法國十八世紀的宮廷藝術也為俄國師法。諷刺的是，法國的人權啟蒙先師伏爾泰和狄德羅，在路易十五的王權專制時代，其實也沒有享受多大的出版和表達自由。
　　崇法的凱瑟琳女皇，聽到狄德羅在法國遭受打壓的消息，還熱情地邀請他流亡來圣彼得堡，接受她的庇護和禮待，正如200年前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對哥倫布的欣賞。狄德羅果然出走法國，經荷蘭和德國，來到了俄羅斯，在凱瑟琳的皇宮里住了5個月，在宮廷教授哲學和數學。然而俄羅斯宮廷的保守派大臣不滿神權受到挑戰(zhàn)，把狄德羅逼走了。俄羅斯錯過了機會，沒有加入歐洲民主人權誕生的潮流，凱瑟琳從法國學來的是路易十四的宮廷建筑、服裝和貴族的儀表談吐，俄國沒有補上狄德羅等人為歐洲引發(fā)的民主政治變革這一課，與歷史的機遇，失諸交臂，形成了今天普京的失落和寂寥。
　　當俄國宮廷固守著宏麗的建筑夢幻，而自以為成為歐洲這個國際社會的一員之際，十九世紀的西歐和南歐，卻掀起了一場西風掃落葉的巨變。中世紀黑暗而反動的蒙昧結束了，歐洲冰雪消融，日出地平線，出現了啟蒙的革命。19世紀是歐洲最振奮人心的時代：英國的雪萊和拜倫、法國的雨果、德國的貝多芬，開創(chuàng)了以人的情感為本，而不再以理性的宗教規(guī)條約束的浪漫時代，不但早年的莫扎特向往倫敦，波蘭的肖邦也視西歐為自由之鄉(xiāng)。
　　歐洲早就形成土地的封建割據，反倒無心插柳，開創(chuàng)了一個文藝百花齊放的大時代。俄羅斯相對之下沉滯不前，不但文藝復興同期在俄國當權的是一個人稱“恐怖伊凡”的暴君，而且其后帝皇專政，沙皇有點像中國明代的朱氏皇朝，雖然后來的尼古拉二世并無興起文字獄，俄國19世紀末的知識分子，也紛紛向往英法的浪漫激情，沙皇卻沒能應變暗涌多端的挑戰(zhàn)，反而軍事擴張，積極出兵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致使國內的列寧有機可乘，國富民窮，十月革命的時機成熟，這是后話了。
　　
　　英俄恩怨
　　
　　普京向歐洲訴諸以感情，心中有沒有想到過凱瑟林皇后和法國的狄德羅這一段歷史的感情，自難判斷，但英國對俄國的態(tài)度，200年來卻又充滿曖昧。英國與俄國地緣相隔最遠，雖然在1907年，英俄兩國簽署過友好條約，卻是因為英國眼見沙俄的勢力在南下于中亞，觸及阿富汗和西藏，與據有印度的英帝國勢將爆發(fā)利益沖突之下的一時權宜之計。雖然沙皇與英國皇室是血緣上的遠親，但英國人從來沒有把俄國當作過朋友，列寧的十月革命，英國人更視之為法國大革命的延續(xù)和變奏，而對于法國大革命，英國朝野無不深惡痛絕，生怕革命的病毒蔓延過海，連自己的皇室也在暴力革命之中沒頂。自從馬克思流亡英國，預示工業(yè)革命后，壟斷生產工具和利益的資本主義英國勢將成為第一個共產主義革命成功的理想國，英國人對俄國的疑忌較對法國為甚，直到十月革命成功，蘇聯建立，英國人反蘇的姿態(tài)更為堅決，但不久之后，英國國內的工會運動又催生了工黨，英國人對俄國人的戒心更盛。
　　斯大林當權之后，更以英國為帝國主義陣營的頭號代表。1929年華爾街股市崩潰，英國知識分子左傾盛行，國內失業(yè)上升貧困 交加，民間一時以蘇聯的集體主義經濟為理想天堂。這時蘇聯加強了對英國的滲透，在劍橋大學招聘了5位優(yōu)秀的大學生當間諜，他們儀表非凡，卻又是同性戀，其身份遲至戰(zhàn)后的六七十年代才一一敗露。其間英國的思想家羅素，也在大西洋兩岸宣揚無神論，與馬克思的論說不謀而合，一時風聲鶴唳，英美更視蘇聯如仇寇。
　　60年代是蘇聯對歐洲的影響空前的時代。英國工黨首相格斯蓋爾早年雖已成為社會主義者，但當政后對于社會福利主義政策有所調整，也不贊同過度的工業(yè)國有化和單方面解除核武。格斯蓋爾在1963年突然死亡，當時流傳為蘇聯暗殺，同時扶助親蘇的威爾遜接任首相之職。威爾遜當過英蘇貿易委員會主席，曾經在莫斯科居住，美國對威爾遜從不信任，據說美國最后找到了威爾遜與蘇聯“來往過密”的一些證據，把威爾遜逼下臺。英美與俄國之間的嫌隙，有歷史的前怨，也有冷戰(zhàn)時代的后仇，關鍵是英美在骨子里從來都把俄國人排除在“西方文明”之外。曾為里根當過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蘇聯和東歐專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著作《俄國革命的三個為什么》里，就表達過這樣的情意結：“從歐洲史的視角來看俄國的歷史，俄國的國家權威，不是民間自下而上涌現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俄國的平民只是國家威權的從屬物，從這個角度，俄國這個國家，氣質上是東方的�！�(Russia was very Oriental.)
　　
　　正因為俄國沒有經歷過文藝復興這一課，俄國史上從來沒有滋生過“以人為本”的人文價值觀。從“恐怖伊凡”到沙皇，從沙皇到列寧和斯大林，在西方的眼中，不論昨天的蘇聯還是今天的俄羅斯，俄國人的血液里永遠帶著“專制”和“東方人基因”。西方對東方根深蒂固的優(yōu)越感，決定了西方對俄羅斯一定程度的歧視。當戈爾巴喬夫以為蘇聯解體，俄國人實行了英美推許的議會民主之后，可以贏得西方的尊重，卻沒想到換來的是冷漠的眼光。葉利欽對此早有察覺，感到與其求英美，不如重建大俄羅斯的自尊，于是出兵車臣。葉利欽指定普京繼任，普京比葉利欽對西方更強硬，是英美兩國在冷戰(zhàn)后對俄政策的盲點形成的“失誤”――葉利欽一度還想加入北約，英美不予理會，現在，北約的導彈擺到俄羅斯的大門口了，俄羅斯民意普遍支持普京反擊，又何足為奇?
　　
　　人文水土情意結
　　
　　然而普京本人，畢竟也有一份“脫亞入歐”的情意結。他不但高調慶祝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還有意把國都從東邊的莫斯科遷向西面的家鄉(xiāng)圣彼得堡。自伊拉克戰(zhàn)爭，普京看出了歐洲對美國的離心，對歐洲動以心戰(zhàn)，在《泰晤士報》的專文里，普京紓尊降貴，對歐洲的美言到了有點肉麻的程度了：
　　“冷戰(zhàn)結束后，歐洲才真正統(tǒng)一了。柏林圍墻的倒塌，帶來了和平的利息攤分。90年代初期俄羅斯人民的抉擇，不但拓展了歐洲自由的空間，還決定了歐洲未來一體化的方向。在許多方面，這個趨勢是由俄羅斯決定的。在文化精神上，俄羅斯是歐洲文明的一部分�！�
　　普京把一張熱臉孔主動貼上來，強調“我們到底是一家人”，還提醒當年斯大林是如何抗擊納粹，是相當高明的謀略。法國人不可能不想到200多年前狄德羅與凱瑟琳皇后之約。在圣彼得堡的古典華殿之間，他們會看見自己的影子。歐洲不可能不心動的，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法德兩國對普京，就比英美更富有“彈性”。然而在美國的虎視下，歐洲豈敢肆意出墻?不錯，斯大林是打敗過希特勒，但拿破侖東征呢?即使出墻一度，與俄國是玩一夜情，還是能做天長地久的夫妻?
　　國際外交，有所謂“地緣政治”之說，其實就是人文水土的情意結。國民黨時代的蔣介石，是江浙人，與云南的龍云、盧漢不和，與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為敵，更對廣東的薛岳、張發(fā)奎、李漢魂等將領深存疑戒之心。在歷史上，吳三桂坐據云南，自居為平西王；太平天國也在兩廣起事，直逼南京；雖同屬黃埔軍校，蔣介石又豈無歷史記憶的隔世之懼?
　　俄羅斯真的會是西方一當“西方”仍以英語霸權為軸心的時候――的天然盟友嗎?還是“情意結”這回事，就像物競天擇的動物界，貓狗同為四腳動物，永遠是一對天敵?
　　
　　責編　劉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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