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體建構的世界里，沒有使用權便沒有發(fā)言權。公眾頻道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 　　1月12日，香港立法局議員及“民間電臺”成員共6人被控違反禁令藐視法庭引起軒然大波。事因2003年7月后，香港民主意識高漲，批評時政的網上電臺、私人電臺紛紛涌現，它們有些沒有申請牌照，有些申請被拒后繼續(xù)非法運作，2005年成立的“民間電臺”便是其中之一。
　　去年11月，香港政府采取行動，控告民間電臺非法廣播。1月8日裁判官裁定《電訊條例》的發(fā)牌制度違憲，電臺宣布復播。面對“民間電臺”的挑戰(zhàn)，第二日香港律政司便申請禁制令，要求法庭基于公共安全理由，禁止“民間電臺”無牌廣播，但眾被告以“公民抗命”行使公民權利，欣然接受后果。令人欣慰的是，21日，香港高等法院拒絕了律政司延長禁制令的申請。
　　
　　像所有政府一樣，香港政府3E以來嚴控電臺及電視臺的發(fā)牌，其實技術上電臺一般人都可以操作，成本也不高，很多地方都有小區(qū)電臺，1991年時臺灣更有400個非法電視臺。至于說頻道不夠，其實看政府如何取舍，只是當權者―方面要用來生財，另―方面又害怕把大眾傳播工具被民用。
　　在媒體建構的世界里，沒有使用權便沒有發(fā)言權。香港民間電臺事件再次凸顯了各地民間―直以來爭取使用媒體而往往以失敗告終的命運。但也有令人鼓舞的勝利時刻，公眾使用頻道(簡稱公眾頻道，美國叫PublicAccess Channel，歐洲叫Open Channel)就是好例子。在美國由設立至今有40多年歷史，在政府及商業(yè)壓力下仍然有1800多個播放中心，相當活躍。
　　
　　公民參與
　　公眾頻道有時被誤作公共電視，其實兩者截然不同。公共電視如B B C、香港電臺等是政府出錢由獨立機構管理及制作節(jié)目以確保市民有足夠的選擇。而公眾頻道則提供平臺及協(xié)助市民自己作主制作節(jié)目，并且絕對沒有預先審查，是民主及言論自由的體現。它源自加拿大而發(fā)揚于美國。1966年，加拿大國家電影局制作一個紀錄片集《以挑戰(zhàn)求變》(challenge for Change)，利用拍攝紀錄片來帶動市民與政府的對話，以協(xié)助解決貧窮的問題，這個片集帶出了社群參與媒體制作的概念，進而催生社群電視以至于公眾頻道。
　　片集采用英、美紀錄片之父約翰?格里爾遜(John Grierson)及羅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的手法，讓當事人參與，實現格里爾遜所說的“(拍紀錄片)不是拍攝民眾，而是和民眾一起創(chuàng)作”。把制作及放映視為改變社會的催化劑，有計劃地使當事人加入制作的過程。著名的例子有1967年拍攝的一系列有關政府遷徙富高(Fogo)島上居民的短片。
　　該片集共長6小時，探討了28個不同的題目，全面描繪當地的民生問題。負責制作的高級編導科林?勞爾(Colin Low)放棄以藝術為主導，著重以影片替當地居民服務。他讓居民選擇題材和外映地，并邀請他們一起觀看毛片和剪輯。每剪好一集便拿到島上各小區(qū)巡回放映，帶起討論，使本來各自為政的島民能互相溝通，找出共同的問題，加強了島民的集體意識。
　　“挑戰(zhàn)”的工作人員十分尊重島民的權益。每次島外放映都事先征求居民的同意，連游說時放映給官員看也不例外。這部片集不單增強島民間的聯系，更使他們能夠和內閣議員、漁業(yè)部長對話，終于推翻了遷徙計劃，并成功爭取在島上設立中學及造船合作社。這些成果引起學者研究，并在1969年拍攝了一部紀錄片講述該片集對官員和學者的影響。自此公共參與傳媒制作的概念便逐漸成形。
　　有線電視在加拿大發(fā)展比美國還早。1968年的滲透率已經達25％�！疤魬�(zhàn)”策劃者看到有線電視大有可為，但限于電影膠片昂貴，而錄像器材笨重，仍不能大事發(fā)展。
　　同年，索尼公司推出分體式手提攝錄機(portapak)，替他們解決了問題，國家電影局于是開始應用錄像來推廣由富高片集延生的概念。“挑戰(zhàn)”替電視臺攝制了一系列作品。例如協(xié)助蒙特利爾的平行學院(ParallelInstitute)使用錄像來發(fā)動群眾，促使政府和人民對話。他們跟當地的反貧窮聯會合作，用流動錄像車串聯，停在街頭放映各區(qū)爭取社會福利的情況。使窮人們的聲音能在公眾地方聽到。和官員開會的情景也實時通過錄像車放送給外面的觀眾觀看，以便監(jiān)察。這樣一來，那些只會留在家中自怨命運弄人的市民，看到別人能毫無懼色地詰問官員，也不再畏懼，加入爭取權益的行列。
　　從電影到錄像，公眾參與自然而然指向電視。1970年的一個重要發(fā)展，終于繪下了日后公眾頻道的藍圖。是年，“挑戰(zhàn)”協(xié)助安大略省雷灣地區(qū)的一個公民組織――“市談”(Town Talk)，成功爭取到有線公司每天撥出4小時給本地人自己的制作。這個開放給小區(qū)的頻道實行了一年，最后因為有線電視公司及地方政府多方阻撓而取消。雷灣的實驗并非第一個，最早的是1968年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的地奧城(Dale City)，但那次實驗因為爭取公眾頻道的條件未成熟，沒有引起人們注意。
　　雷灣實驗最重要的是它倡議授權一個獨立的董事局制定守則，以保證市民能夠使用和管理該頻道。為日后公眾頻道的架構定下了方向。
　　1971年7月，經過年來的推動，加拿大電臺電視局終于在條款中寫上公眾頻道是發(fā)展有線電視不可或缺的部分，并提出兩種方式，一是所謂地區(qū)性節(jié)目，由有線電視公司訓練職員，在他們指導下拍攝區(qū)內活動。一是直接由當地市民自行制作節(jié)目供應。從此，社群電視這概念便在加拿大制度化起來，并且越過邊界在美國蓬勃發(fā)展。
　　追本溯源，可知公眾頻道的精神以民主為本，著重溝通小區(qū)人士以改良社會。具體體現在提供一個開放的園地。在日漸龐大和壟斷性的電子傳媒中，開拓一個公眾空間讓大眾發(fā)表意見。根據約翰?穆勒的“意見市集”(Marketplace of Ideas)理論，通過自由發(fā)表意見，不受歡迎的言論自會被淘汰，而大眾的意愿便能呈現出來。
　　只有當人人能有機會使用器材，掌握錄像技術，而頻道又不為經濟、政治或任何團體左右時，“意見市集”的理想才能在電子空間實現。頻道就等如一個電子海德公園。管理公眾頻道的中心，不制作節(jié)目，只提供平臺及支援給任何人抒發(fā)意見和創(chuàng)作，使每個人有能力和有機會使用，也不允許檢查。
　　當筆者問及美國“公眾頻道之父”喬治-史東尼教授(George Stoney)時，他說：“公眾頻道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促進言論自由只是其中一項�！�
　　
　　美國經驗
　　公眾頻道能夠在美國發(fā)揚光大，成為各國“取經”的地方，有賴多方人士努力及很多有利的因素。70年代初，美國仍然深受民權運動、反越戰(zhàn)和60年代的開放思想影響。 不少人仍然熱心改良社會。當時很多錄像藝術工作者正嘗試以錄像媒體服務人群。加拿大傳播學家麥克盧漢的學說盛行美國，為他們提供理論基礎，深信傳播科技能改良社會。游擊電視，雨舞，人民通訊網，自由美國錄像，環(huán)球村等錄像團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成為日后爭取公眾頻道的中堅。大機構也不乏開明人士，很多基金會的負責人不單撥款支助公眾頻道運動，更參與游說政府，協(xié)助研究，制定政策�？梢哉f一切條件具備，只欠一位有力的發(fā)起人。
　　喬治?史東尼在1968年至1970年間是“挑戰(zhàn)”的客座監(jiān)制，回到美國后得到基金會撥款25萬，和加拿大紀錄片女導演――賴德?伯恩斯(Red Burns)在紐約市創(chuàng)立另類媒體中心(Alternative Media Center)，鼓吹把有線電視一些頻道開放給小區(qū)，讓市民百姓使用。他們制作錄像帶宣揚公眾頻道，研究政策供政府參考，開設工作坊培育人才到全國各地宣揚及組織爭取公眾頻道。中心設在著名的碧架街戲院樓上，終日客似云來，是社會運動家，錄像藝術工作者，以至政府官員經常出沒的地方，成為全國矚目的爭取公眾頻道的中心。所以當曼哈頓兩家有線電視公司續(xù)牌時，大家都很關注這批主力能爭取到什么有利條件，作為借鏡。
　　
　　結果在公眾頻道支持者的壓力下，政府和有線電視公司私下議定的發(fā)牌特許草案受到猛烈抨擊。兩家公司終于屈服，答應撥出兩條公眾頻道，并提供技術人員、錄影廠，器材等等。這些條件成為其它地區(qū)爭取公眾頻道的指針。
　　1971年7月該頻道起播，市政府及數家基金會撥款市內5個組織，讓他們制作節(jié)目及訓練市民掌握技術。與此同時，幾個著名的基金會如卡耐基、洛克菲勒、福特等，自視為公眾和政府間的第三種力量，有責任促進兩者的溝通。他們相信傳播科技能肩負重任，并可用來疏導民間的不滿情緒，重建人民對民主社會的信心。其中斯隆基金(SloanFoundation)特別設立委員會研究有線電視政策，并在1971年底發(fā)表報告，提議每個有線電視系統(tǒng)都應該有最少兩條公眾頻道。
　　史東尼、伯恩斯和當時聯邦傳播委員會(FCC)專員――尼古拉斯?約翰遜合作研究政策，吸收了不少該報告的提議，在1972年FCC頒發(fā)有線電視法，規(guī)定全國100個最大的有線電視市場內的公司，必須提供3條免費頻道――公眾、教育、政府(PEG：PuNic Access，Education，Government)。前者是永久性質，后兩者則最少有5年免費。
　　有了這個法則，公眾頻道紛紛建立。其后該法則雖然屢次被有線公司挑戰(zhàn)，并在1979年給高等法院裁定違憲，但公眾頻道的理念已經開始普及，并擁有一定的支持者，保護頻道的力量也日益壯大。1984年新的有線電視法，雖然不再規(guī)定設立公眾頻道，但授權地方政府協(xié)商發(fā)特許經營權給公司。由他們及地方團體和申請公司商討。鑒于經營有線電視利益誘人，而公眾頻道又漸漸被觀眾接受(根據一次全國性的調查，公眾頻道是有線電視第五位最受歡迎的頻道)，有線公司一般都不會很抗拒團體的要求，只是在談條件時希望盡量減少付出。所以各地公眾頻道爭取到的權益不一。
　　一般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盈利比較大，市民容易爭到較佳的條件。1991年曼哈頓兩家有線電視公司要求續(xù)約，公眾頻道的支持者成功獲得530多萬開發(fā)費，設立一個公眾頻道中心――曼哈頓街坊網(Manhattan Neighbourhood Network)，設有錄影廠剪接室，各類器材及訓練班，全部免費，幫助市民制作節(jié)目，供應它的4條頻道，每天22小時放送。由于送來的節(jié)目過多，4條頻道共88小時已不夠使用，可見公眾頻道在大城市十分受歡迎。
　　
　　五大模式
　　根據全美有線電視地區(qū)節(jié)目工作者聯會(NFLCP，由史東尼的另類媒體中心演變出來的最大組織)1990年的估計，全美國已有2000個有線電視系統(tǒng)設有公眾頻道。
　　而頻道中心的模式也分門別類。NFLCP在1986年出了一個研究報告，以管理組織性質分類列出六種主要模式：由有線電視公司管理的占51.1％，非牟利團體占29.3％，教育機構占6.3％，圖書館占2.8％，地方政府占8.5％，牟利團體占1.9％。其中，根據1990年有關紐約州公眾頻道的調查顯示，由牟利團體管理的模式差不多已消失。
　　由有線電視公司管理的模式至今仍占大多數，但已漸漸被不牟利團體模式追上。這種模式一般由公司撥出某條頻道的若干時段公開給市民使用，由公司的監(jiān)制管理。早期曼哈頓的兩條公眾頻道皆由有線電視公司管理，這個模式的優(yōu)點是開辦容易，不需要另籌資金，只是分用公司現有的設備，所以早期多是使用這種形式。缺點是不能真正地獨立自主。經常與教育、政府及公司的本地節(jié)目，爭用時間、器材、人員，結果是要遷就其它節(jié)目。在這種形式下，公眾頻道在紐約州一般每周只有9小時的節(jié)目放送。
　　非牟利團體管理的模式沿用加拿大的經驗，由地方政府連同小區(qū)代表和申請發(fā)牌公司商議，設立一個獨立的董事局聘請職員管理中心。由該董事局設定政策、守則。新的中心多數爭取采用這個模式，其優(yōu)點是有很大的自主權，不須向政府及公司交代，只依守則行事，而董事局的成員由社團代表及專業(yè)人士組織，可以照顧區(qū)內的需要，例如曼哈頓街坊網的董事局曾有過史東尼、法律界人士及一些社會運動家等等，能專心發(fā)揚公眾頻道的精神。
　　曼哈頓街坊網除了提供前面介紹過的各種設備及訓練班外，更像很多同類模式般設有外展部門，每年從電視公司提供的200多萬經費中撥出25萬，支助區(qū)內組織，設立自己的制作單位，給街坊使用。例如唐人街的華人職工及工人協(xié)會就曾獲贈2.5萬元購置器材及聘請導師成立了工人子弟錄像組，拍攝區(qū)內事情供公眾頻道。他們記錄了1993年銀宮酒樓職工8個月來的工業(yè)行動，并于次年在夏威夷舉行的NELCP周年大會中奪得大獎。
　　但這個模式的缺點是設立需時，一般要和有線公司討價還價。在小市鎮(zhèn)里，用戶不多，公司盈利少則很難爭取。另一方面，董事局的構成十分重要，必需有充足的小區(qū)代表，并認同公眾頻道的精神。至于優(yōu)點則明顯不過。它是各模式中放送節(jié)目最多的一個，這類中心在1990年紐約州平均每星期制作28小時的節(jié)目，遠遠超過其它模式。此外，由于是獨立及非牟利，爭取贊助比較容易。
　　在政府管理的模式中，政府在大市鎮(zhèn)設立公眾頻道管理局，例如在紐約州洛克波特市設立小區(qū)有線電視局，委托董事局管理公眾頻道。電視公司提供部分器材，市政府撥出3％的牌照費請職員及撥款給區(qū)內組織。在人口稀少，分布較散的市鎮(zhèn)，地方政府一般只擔當輔助角色，提供人才及器材給市民制作節(jié)目，一切管理事務則交給電視公司或一些志 愿團體負責。這模式的優(yōu)點是財政穩(wěn)定，但節(jié)目內容傾向小區(qū)時事，缺乏比較個人的節(jié)目。而且產量小，在紐約州大概每周只有6小時的節(jié)目是由這類頻道放送。
　　與大城市相比，在小市鎮(zhèn)中，由于資源缺乏，區(qū)內的大學甚至中學往往成為公眾頻道制作中心。美國的電視及錄像課程普及，很多學校都有自己的錄像室及課程，所以市政府或有線電視公司會撥款學校使公眾能使用他們的設備，有時連教育頻道也要交由學校管理。但由這類模式制作的節(jié)目不多，連同圖書館模式在紐約州每周只占16個小時。
　　另外，美國的公共圖書館十分重視電影及錄像。16毫米的電影及錄像帶都可外借。有些更設有制作中心提供錄像設備，在小鎮(zhèn)里往往擔當公眾頻道中心的角色或提供輔助服務，但有這些設備的也不多，有些只提供自己制作節(jié)目，不會開放給居民使用，所以并非理想的模式，而制作節(jié)目所占的比例可以說微不足道。
　　
　　珍視媒體空間
　　美國20多年的經驗，證實公眾頻道有利溝通小區(qū)內的市民，協(xié)助改善民生，所以其它地區(qū)如德國、日本，甚至香港也跟著有線電視的發(fā)展而要求設立公眾頻道。
　　對觀眾來說，在國家電視“宣傳”至上，而商營電視千篇一律之外，公眾頻道正好提供五花八門不拘一格的節(jié)目，雖然好看的并不多，但更重要的是人人有機會發(fā)表。今日的世界，人際溝通日益依賴科技，擁有器材及技術成為溝通的先決條件，無形中限制了一般人的溝通權利，故此人民必須有權使用媒體。
　　公眾使用頻道的節(jié)目沒有預先審查，也不受電視臺剪輯，責任由作者自負。只要不是商業(yè)作品，頻道中心便要放送，所以作者不用受商業(yè)及政治考慮的影響。藝術工作者可以通過它，不費分毫便與大眾分享他們的作品；民間團體也可以用公眾頻道宣揚他們的信念，介紹節(jié)目或活動，吸納會員，光是宣傳費便省了不少。任何人有興趣也可以自己制作錄像帶，或者直接跑到中心的錄像室一抒己見。
　　事實上，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公眾頻道是唯一最民主最自由的媒體園地。雖然互聯網和公眾頻道一樣，是開放的平臺，但兩者是不同的媒體，互聯網不能取代公眾頻道，而且互聯網的空間在政治及商業(yè)壓力下正在收窄，我們必須正視及保護這些寶貴的空間。
　　
　　(作者曾任香港藝術中心電影及錄像部總監(jiān)，現為浸會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兼職講師)

相關熱詞搜索：美加 公眾 模式 公眾頻道的美加模式 吳曉波頻道模式 團隊頻道安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