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俄羅斯在東亞地區(qū)的影響有所增長，但是，作為一個過多傾向歐洲的歐亞文明結合部國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認同于東亞政治文化，這依然是一個有待考驗的問題。 　　
　　卡爾•馬克思曾經這樣描述俄國外交的特征，即俄國能夠以相當長時間的努力，孜孜以求來實現其既定的目標。解體以來，俄羅斯外交已經經歷了16年的風云考驗，人們越來越感覺到：俄羅斯外交正在顯露其獨特的鋒芒。
　　
　　縱橫捭闔的周邊外交
　　
　　近年來，俄羅斯外交之所以經常能在國際平臺上做到“語驚四座”，當然和它曾經作為超級大國的積淀深厚的外交經驗緊密聯(lián)系。即使蘇聯(lián)解體，俄羅斯還是世界上疆域最為廣大的國家。從國際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所謂疆域最為廣大，是指俄羅斯周邊地區(qū)布滿了從當今唯一超級大國美國、世界經濟第二強國日本、最大的并且正在迅速上升的發(fā)展中國家――中國這樣一些龐然大物，而且俄羅斯在里海地區(qū)與其隔海相鄰的是引人關注的伊朗，而在黑海地區(qū)隔海相望的則又是一個具有重要戰(zhàn)略意義、冷戰(zhàn)后取得巨大進步，并且文化上與俄羅斯相似的東西合璧的歐亞大國土耳其。俄羅斯的近鄰中還包含有像烏克蘭、波羅的海國家以及格魯吉亞這樣曾經是前蘇聯(lián)時期的加盟共和國，而現在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與俄羅斯分道揚鑣，被西方作為鉗制俄羅斯的戰(zhàn)略力量的中小國家。特別是近兩年一波又一波的所謂“顏色革命”中，這些國家的政治變化形成了對俄羅斯周邊地區(qū)的巨大挑戰(zhàn)。
　　但是，擅長于縱橫捭闔之術的俄羅斯相反以一物降一物的方式，利用周邊地區(qū)利益格局的分殊，在各大力量之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不光多年來保持了大國氣派，為國內經濟逐漸復蘇創(chuàng)造了條件，還敏銳捕捉到俄羅斯國內人心思定，民族情緒正在重新聚斂的歷史機遇，利用俄羅斯國民對于車臣恐怖主義勢力的極端痛恨，大刀闊斧地重整國內政治與經濟格局，并且以此為依據，同時也充分運用其得天獨厚的能源為武器，以實用主義路線引領周邊外交，獲得了世人的高度關注。普京一是通過盤活獨聯(lián)體內部資源，力圖形成一個在政治、經濟和戰(zhàn)略上有賴于俄羅斯支持的核心區(qū)域，來鉗制在“顏色革命”后出現的、暫存于獨聯(lián)體內部，但又與西方緊密合作的多國勢力。其二，普京大力推動“上海合作組織”內部的合作，借助于中國、中亞國家，包括作為觀察員國家的伊朗、巴基斯坦、印度、蒙古諸國的聲勢來抵制西方的壓力。一位俄羅斯友人說，普京經常能在外交逆境中扭轉潮流。
　　
　　變化中的俄羅斯與西方關系
　　
　　在普京2000年上臺之初，他曾高舉“返回歐洲”的大旗，大力推動發(fā)展與歐洲的關系。尤其是利用能源資源作為發(fā)展對歐合作的杠桿，并使向歐洲供油供氣包括通往西歐的管道建設成為與歐洲合作過程中具有基礎設施性質的制度性安排。到9•11事件突發(fā)，普京調轉方向，第一個向布什致電慰問，以最快速度表態(tài)，堅決支持美國的反恐斗爭，并決定在中亞讓開大路，讓美軍進駐烏茲別克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這是冷戰(zhàn)幾十年中，包括冷戰(zhàn)后的十余年里，美國做夢都沒有想到的事。當時，布什說：“我從普京的眼中就能看出，這是一個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边^后不久，布什甚至以“我喜歡他”這樣的詞句來表示他與普京之間親密的個人關系。
　　但是，間隔不過一兩年后，伊拉克戰(zhàn)爭事發(fā)，普京堅決地站在反戰(zhàn)的法德一邊，毫不留情地抨擊美國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普京、施羅德與希拉克“三駕馬車”的形象一時成為國際媒體聚焦的對象。有分析認為，2003年是俄羅斯與西方關系走向惡化的轉折點，不光伊拉克戰(zhàn)爭中的“三駕馬車”使得“9•11”后剛建立起來的合作關系大遜其色，而且俄國內對親西方的霍多爾科夫斯基一類寡頭的整治，以及整個權力系統(tǒng)的回歸中央引起了西方的尖銳批評。
　　新世紀以來的俄與西方特別是與美國的相互關系中，有兩個特點值得注意。
　　第一，冷戰(zhàn)結束以后逐漸得到雙方確認的“非均衡關系”正在從模糊走向清晰。從前蘇聯(lián)時期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到基本接受美國一家超越各國實力之上的客觀現實，對于俄羅斯來說，即使痛苦，但也是其擺脫“帝國”包袱的一個過程。普京是完成這一過程的關鍵人物�！�9•11”之后的美俄合作，特別是“反導協(xié)議”的中止是這種情結的具體表征。
　　第二，如果說，新世紀以來美國的對外政策是以不同方式堅持單邊主義的話，那么，普京則是以相當富于特色的“邊緣路線”在與美國周旋。換言之，俄美關系中的單邊主義與“邊緣路線”相輔相成，成為當前美俄關系的又一鮮明特征。普京“邊緣主義”的要領在于：強敵當前，一方面動員一切資源，不失時機地與美國抗衡，但隨時準備在明顯不利于己的情況下作出盡可能體面的妥協(xié)；另一方面積極運用國際紛爭與各方立場對比中的所有差異來進行“尋租”和確立自己的立場，同時也盡一切可能折中斡旋，來贏得施展自身影響的空間。今年以來，俄羅斯與巴勒斯坦地區(qū)哈馬斯之間戲劇性的交往和在伊朗事務中所發(fā)揮的突出作用是這一特點的寫照。普京有點像托尼•布萊爾，以其不無紳士風度的外交形象，在美國與歐洲――相當一些英國人認為英國并不屬于歐洲――之間進行調解斡旋。普京在歐美關系中起著類似的作用。但稍有不同的是，布萊爾似乎更熱衷于在美國鞍前馬后的鋪路搭橋――以布熱津斯基老辣的眼光來看，接近美國是為了更多地影響和牽制美國；這種相似性就是一個重大外交懸案的謎底：普京擅長在適當的時機出來收拾殘局。
　　
　　普京的“新東方政策”
　　
　　普京的“新東方政策”與葉利欽的“雙頭鷹政策”有相同和延續(xù)的一面，但又有了新的發(fā)揮與側重點。第一，普京把發(fā)展與亞洲地區(qū)的外交戰(zhàn)略視為國內穩(wěn)定與發(fā)展、特別是西伯利亞遠東地區(qū)發(fā)展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不像葉利欽那么較為單純地從外交平衡的角度來看問題。與之相關的重要問題是，世界經濟出現了向東方轉移的趨勢，中、印、俄的經濟增長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中的亮點，而俄羅斯的持續(xù)發(fā)展首先有賴于確保遠東的發(fā)展能力。這一宏觀趨勢使得普京非常關注把外交拓展與實現本國經濟利益相聯(lián)系。無論是遠東石油管道的鋪設路徑，還是對東北亞事務的介入，都可以明顯看到普京的這一動機。第二，普京的“新東方政策”有著國內制度變遷的背景，也即葉利欽的“雙頭鷹政策”大體上還是延續(xù)著1990年代初以來的體制與施政路線，但是普京的“新東方政策”是在對尤科斯等寡頭進行打擊，對媒體實行一定的控制，包括對地方政權也實行一定的調控的內政背景下推行的，這樣使得普京對外交資源的掌握更具影響力。
　　但是，“新東方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也有相當困難的一面，以中俄關系論，在中俄邊界問題基本解決，中俄通過上海合作組織不光在雙邊，而且在多邊構架中取得了巨大的發(fā)展空間之后，如何進一步在體制、資源，特別是人文交往中深入合作，并非一個輕松的任務。比如，今年普京的國情咨文強調當前俄羅斯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最大問題是人口持續(xù)下降，因此提出以優(yōu)厚政策鼓勵生育來增加人口。但是專家們認為，依靠鼓勵生育來增加有效勞動力那是起碼在20年后才能出現的改善，而在這20年中的急迫任務，是擴大引進移民。就引進移民而言，最為迫切的莫過于西伯利亞地區(qū)，當地的產業(yè)急待發(fā)展但人口稀少；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擁有眾多具有一定技能的勞動力。俄羅斯學術界、地方當局包括中央政府主管官員都曾經對近年來中國的移民情況給予正面和客觀的評價，但是，一部分媒體輿論及某些地區(qū)和部門在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下對中國移民狀況的曲解，為兩國之間有可能進行的勞務合作帶來了障礙。這并不是一個在短時間內可以輕易解決的問題。
　　另外，近年來在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支持下，俄羅斯積極參與APEC、東亞合作峰會和東盟安全論壇等一系列地區(qū)合作活動。俄羅斯在東亞地區(qū)的影響有所增長，但是，作為一個過多傾向歐洲的歐亞文明結合部國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認同于東亞政治文化，這依然是一個有待考驗的問題。
　　也許問題的關鍵還是中俄關系。有人說，俄國是西方最了解中國的國家，而中國是東方最了解俄國的國家。此話是否確鑿還待驗證，但可以確認的是，在一個世界政治與經濟的關注重點正在逐漸自西方向東方轉移的過程中，中俄間恰如其分的合作無疑會給俄羅斯也給中國帶來極大的機遇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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