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勤勞，首先要保護勤勞的成果 　　 　　每個人，其原始資源都是時間。時間對于勤勞人和懶惰者來說具有不同的作用和結果。勤勞人是把時間的流量轉化成創(chuàng)造的流量，進而轉化成財富的存量；而懶惰者則是把時間的流量轉化成消遣的流量。鼓勵勤勞，保護勤勞，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要保護勤勞的成果，即個人的合法財產。
　　與懶惰者相比，勤勞人一般會獲得較多的個人所得。個人所得有兩種用法：一是用于消費，二是用于積累和投資。因此，勤勞人又會派生出兩類：一類是節(jié)儉者，另一類是奢侈者。
　　奢侈者賺錢不存錢，今朝有酒今朝醉。他們的日子過得很瀟灑，但沒有財產積累。勤勞而節(jié)儉者是這個社會最想不開的人，他們一方面拼命地掙錢，另一方面又舍不得花錢，結果大量的勞動收入轉化成了財富積累。
　　于是，整個社會出現(xiàn)了三種結果：第一種，因懶惰而貧困者；第二種，因勤勞但奢侈而無產者；第三種，因勤勞且節(jié)儉而有產者。
　　以上三種人是比較一般的情況。但也有一些例外，如有的人因能力很差或運氣很糟，勤而不富；也有的人或者是運氣，或者是投機，富而不勤。這兩種人的存在，并不能否認上述三種結果的成立。
　　勤勞使一部分人富有，節(jié)儉又使富有者中的一部分成了有產者。于是，怎樣對待有產者就成了怎樣對待勤勞人的一個焦點。
　　關于財產，我們以前只是從所有權上進行劃分，即將其劃分為公有和私有兩種。其實，僅僅從所有權上觀察和劃分財產并不全面，我們還應當從財產的實際使用和客觀歸屬上進行劃分。如果這樣觀察，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公”有財產不見得都是公用，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私用。最典型的是公款請客，吃了以前是公有財產，吃了以后是什么財產？是裝在每個人肚子里的公有財產。私有財產也并非都是私用，私有財產在所有者消費之外的部分，名義上歸他個人所有，客觀上為他人、為社會公用，包括為社會提供就業(yè)，為社會創(chuàng)造使用價值，為國家提供稅收。因此，整個社會的財產應該分為四塊，即公有公用財產、公有私用財產、私有私用財產、私有公用財產。對國家、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不是公有財產越多越好，而是公用財產越多越好。正因為如此，我們應提出這樣的口號：不求歸誰所有，但求為誰所用。
　　有人會這么理解：私人財產只有捐獻了、發(fā)生了所有權轉移，才是對社會的貢獻。只要沒有捐獻，他死了以后由他兒子繼承；兒子死了以后由他孫子繼承，這樣繼承下去，財產永遠歸他所有。因此，一個有產者將私有財產捐獻給國家，或捐獻給某個福利組織，就會博得大家的喝彩。
　　其實，只要我們把這個問題想得更透徹些就會發(fā)現(xiàn)，對于社會來說，捐獻不捐獻一個樣。如果沒有捐獻，這些財產由他的兒子、孫子繼承，只要他的兒子不是一個游手好閑的花花公子，只要他兒子不是連自己都養(yǎng)不活的低能兒，他兒子是不需要也不會靠父輩的財產為生的。相反，他會在父輩財產的基礎上，加進更多的私有公用財產，使私有公用財產的量得以不斷擴張。因此，他給兒子、孫子的遺產與其說是財富，不如說是責任，即父輩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好不容易創(chuàng)辦了一個企業(yè)，你必須繼續(xù)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把這個企業(yè)進一步辦大、辦好，千萬不能讓它垮掉。
　　任何人辦企業(yè)，起初都是為了一個比較自私的目的，即養(yǎng)家糊口，發(fā)財致富。但隨著企業(yè)規(guī)模的擴大和財富的增加，他自己會不知不覺地發(fā)生異化，即使他是一個再自私的人，也逃脫不了這種異化的邏輯。
　　產生異化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幾個：
　　一是隨著企業(yè)的創(chuàng)辦，生存問題，甚至“小康問題”早已解決。企業(yè)的擴大，資產的擴張，利潤的增加，已經不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和享受，而是為了成就一種事業(yè)，或者是為了滿足一種個人追求。這時，無論人們從事何種事業(yè)，都是為八個字而奮斗，即“實現(xiàn)自我，奉獻社會”。主觀上是實現(xiàn)了自我，客觀上奉獻了社會。只不過，不同的人實現(xiàn)自我的方式不一樣，奉獻社會的內容也不一樣。有產者以更多的財產積累實現(xiàn)自我，他們向社會奉獻的是個人財產；經濟學家則是以更有價值的理論和著作實現(xiàn)自我，他們向社會奉獻的是經濟學思想。
　　以上是產生異化的第一個因素。第二個因素是，激烈的市場競爭，促使每個創(chuàng)辦企業(yè)的人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資金投入到企業(yè)的循環(huán)之中。企業(yè)資產多少算大？1000萬元？身邊還有1億元的，10億元的，身邊還有100億元的。大魚吃小魚，這是市場競爭的規(guī)律。要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得拼命地做大。競爭的壓力和做大的動力，使那些有產者沒有過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貪圖享受，不得不一心撲在事業(yè)上。
　　榮譽感則是產生上述異化的第三個重要因素。當人們把企業(yè)辦到一定規(guī)模，財產積累到一定的程度時，已經不是為了金錢，為了享受而辦企業(yè)。這時，與其說是圖利，不如說是圖名。100億元、10億元與1億元的區(qū)別是首富、十大富翁之一與十大富翁之外的區(qū)別，是當政協(xié)常委、政協(xié)委員和進不了政協(xié)的區(qū)別，絕不是花錢多少和享樂高低的區(qū)別。這時，積累財富與其說是為利，不如說是為名。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公式，即小老板求利，大老板求名。
　　正是以上的原因，促使這些勤勞而節(jié)儉的人不斷地創(chuàng)造財富，不斷地積累財富，但又很少消耗財富。大量的財富被創(chuàng)造出來，被積累起來，名義上歸他私人所有，實際上為社會公用，成了私有公用的財富。
　　
　　私有財產是鼓勵勤勞的獎牌
　　
　　沒有考分制度，學生就會喪失學習熱情；沒有金牌制度，運動員就會缺乏訓練的動力；沒有私有財產的合法保護，人們就會缺乏創(chuàng)造和積累財富的熱情。考分是激勵學生刻苦學習的杠桿，金牌是激勵運動員拼命訓練的杠桿，私有財產制度是激勵人們創(chuàng)造財富和積累財富的杠桿。正是在這一杠桿的推動下，人們才拼命創(chuàng)造、拼命積累。
　　因此，我們的社會輿論，包括我們的經濟學理論和文藝作品都有一個重新認識和正確對待中國富人的問題。
　　傳統(tǒng)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可以概括為四句話：價值是勞動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是工人的剩余勞動創(chuàng)造的；企業(yè)利潤以及整個資本是工人的剩余價值轉化而來的；工人起來將資產分掉是物歸原主。
　　我們的文學作品往往也是把人寫得富而壞，貧而良。一個漂亮的小姐，嫁給富家子弟，下場悲慘；經過幾番掙扎，終于逃脫虎口，回到了他的戀人――窮家子弟的懷抱，劇情由悲而喜。這是相當多的文學作品共同的情節(jié)。
　　在我國一部分人的觀念中，“不患寡而患不均”、“殺富濟貧”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這些人有個很奇怪的心態(tài)：外商來了，畢恭畢敬，把最優(yōu)惠的政策給他，把最好的土地給他；而自己的同胞發(fā)了財，特別是在本鄉(xiāng)本土發(fā)了財，他們就另眼相看，恨不得合起伙來把他掐死。
　　因此，鼓勵民富，要有一個輿論環(huán)境。我們經常講輿論導向，對13億中國人來說，最大輿論導向就是在勤勞和懶惰之間，是導向勤勞，還是導向懶惰？在節(jié)儉與奢侈之間，是導向節(jié)儉，還是導向奢侈？之所以說這是最大的輿論導向，因為它關系到把我們的國家導向何處，是導向貧困還是導向富強？關系到把我們的國民導向何處？是導向勤勞節(jié)儉，還是導向懶惰奢侈？
　　講到這里，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很現(xiàn)實的問題，即我國的國民應重新認識有產者，重新認識有產者的產，從整個國家富強的角度，用更加大度的胸懷看待私有財產，對待有產者。中國現(xiàn)在不是有產者多了，而是有產者少了；不是有產者大了，而是有產者小了。我們應該幫助和鼓勵更多的人，通過他們的辛勤勞動和合法經營，由無產者變?yōu)橛挟a者。有了更多、更大的有產者，才能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機會，消化數(shù)以億計的就業(yè)人口；有了更多、更大的有產者，才能為國家提供更多的稅收；有了更多、更大的有產者，社會穩(wěn)定才有更堅實的基礎；有了更多、更大的有產者，我們這個國家才能進入世界強國之林。
　　
　　政府的高效就是鼓勵勤勞
　　
　　政府的廉潔高效，是鼓勵勤勞、保護勤勞的重要條件。政府的作用在于，千方百計地為人們創(chuàng)造財富掃清障礙,鋪平道路。如果不是這樣,政府的存在對于財富的創(chuàng)造就是無益的。1993年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論審批經濟》。文中曾引用幾個案例，如浙江麗水地區(qū)某企業(yè)投資一個小小的項目，需要蓋幾百個公章，企業(yè)的廠長跑了一整年，所蓋的公章不到一半。因此我提出，中國的經濟既不是計劃，也不是市場經濟，而是審批經濟，是辦芝麻大的事也要蓋一大堆公章的經濟。
　　政府部門的審批有兩類：一類是必要的審批，另一類是多余的審批。多余的審批純屬某些部門、某些個人謀取私利的行為。這種謀利行為的結果是，將許多人創(chuàng)造財富的積極性扼殺在萌芽狀態(tài)。
　　人們創(chuàng)造財富的行為有時來自一個念頭，或者來自一個沖動。當這種念頭或沖動產生時，經過投資、經營等活動，就會變成現(xiàn)實的物質財富。但由于辦一件事要過幾十道、上百道審批關，在審批過程中，有的機關“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不少被審批者過了幾關就不想再過了。這一道道審批關，把許多人的滿腔熱情給審沒了，使不少勤勞人變成了懶漢，甚至走到了社會的對立面――他寧可去偷、去搶，也不愿辦企業(yè)。
　　由于過多的審批，延長了辦事過程，降低了辦事效率。某些部門不僅審批環(huán)節(jié)多，更重要的是辦事效率低，要辦成一件事，少則幾個月，多則兩三年。當企業(yè)將所有公章都蓋全時，市場機會早已喪失。
　　某些政府部門或工作人員蓋章和審批的目的就是為了攫取好處。而人們?yōu)榱似髽I(yè)的正常運轉，又不得不打通環(huán)節(jié)，不得不請吃、請玩，不得不賠吃、賠跳、賠桑拿，既耽誤了勤勞人的寶貴時間，又敗壞了社會風氣。更有甚者，人們?yōu)榱税咽罗k成，有時被迫行賄，結果，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反而成了罪犯。
　　應當看到，公章過多和某些政府部門辦事效率低下，是中國社會財富創(chuàng)造的一大障礙。我們政府部門如果下決心將公章減少50％甚至80％，把蓋章的時間縮短50%甚至80％，中國社會每年所創(chuàng)造的財富會增加好幾個百分點。
　　
　　鼓勵創(chuàng)造還是鼓勵分割
　　
　　就單個人、單個企業(yè)來講，增加財富的辦法有兩種：一是創(chuàng)造，二是分割。
　　創(chuàng)造與分割相比，前者需要付出艱辛的勞動，而且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后者則可以不勞而獲，而且可能一夜暴富。
　　目前，分割財富的主要方式是炒股。中國現(xiàn)有6000多萬股民，據(jù)說虧損、持平和賺錢的比重為8∶1∶1，即10人炒股，有8人虧損，1人持平，1人賺錢。2000年，全國1000多家上市公司共向投資者提供了200多億元的回報，而國家從投資者身上收走400多億稅收，證券公司等中介機構從投資者身上取走四五百億中介費。也就是說，6000多萬股民凈虧損600～800億元。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斷定，中國股市是零和博弈，或負和博弈，因而是一個大賭場。
　　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看到許多證券營業(yè)部黑壓壓的幾百人整天在那里瞪著股市行情，教師不好好備課，記者不好好寫文章，大家都希望天上掉餡餅，都希望通過股價上漲將別人口袋的錢掏到自己的口袋來。這樣既浪費了寶貴的人力資源，也敗壞了整個社會風氣，使越來越多的人都不想當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只想當財富的分割者，只想通過轉移財富而一夜暴富。所以，全民炒股是國家的災難。
　　過度投機會導致社會扭曲、人心扭曲。臺灣島是個很好的教訓。臺灣島在經濟發(fā)展初期，人們還是比較重視工農畜等實業(yè)，即重視財富的創(chuàng)造。到了20世紀80年代，投機狂潮席卷全島。隨著股價、房價、地價的飆升，使許多人一夜之間變成了百萬富翁，于是，越來越多的人放棄自己的抱負，拋開自己的事業(yè)，投身到金融投機的狂潮中。在投機狂潮的籠罩下，人們似乎不相信“勞動是財富之父”的古訓，似乎所有的財富都可以從天而降。然而好景不長，90年代初泡沫突然破滅，股市和不動產相繼崩盤，人們原以為已經握在手中的所謂財產，已經變成一紙空文。
　　大陸股市的投機性雖然沒有當時臺灣島那么嚴重，但2000年股市的市盈率已達到60倍左右，流通股的年平均換手率分別為499.1%（滬市）和503.85%（深市）。這其中已經包含了嚴重的泡沫和投機。
　　股市能否創(chuàng)造財富是個有爭議的話題。對這一問題應區(qū)別回答：一個健康的股市，通過適度的投機和對優(yōu)秀企業(yè)、對有前途的行業(yè)的價值發(fā)現(xiàn)，并將社會資金迅速引導到這樣的企業(yè)和行業(yè)，使這樣的企業(yè)和行業(yè)盡快創(chuàng)造出價值，這就是股市對財富創(chuàng)造的貢獻。但如果股票價格嚴重脫離價值，這樣的股價既不能反映企業(yè)的價值，也不能揭示行業(yè)的潛力，這種股票是投機者賭博的賭具，它對財富的創(chuàng)造幾乎沒有什么幫助。
　　中國社會分割財富的方式很多，除了炒股票，炒郵票外，某些企業(yè)過度做廣告，過度造名，也是分割財富的一種突出表現(xiàn)。有的企業(yè)投資1000萬，恨不得拿900萬做廣告，拿100萬生產產品。因此，這些企業(yè)不是在制造產品，而是在制造概念。結果，消費者花掉昂貴的價格，不是買使用價值，而是買概念。這種經濟現(xiàn)象，我把它稱為“概念經濟”。比如，有一種化妝品，每瓶售價20多元，但據(jù)該企業(yè)的一名負責人講，每瓶的成本只有8角錢。像這樣的企業(yè)，一夜之間賺來的幾個億甚至幾十個億，主要不是通過創(chuàng)造財富賺來的，而是通過分割財富賺來的。他們通過鋪天蓋地的廣告向消費者所推銷的那個東西，究竟有沒有用、有多大用，只有天知道。他們所推銷的與其說是產品，不如說是從廣大消費者口袋里掏錢的工具。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不可能沒有財富的轉移。一個善于利用市場機遇的人，既通過創(chuàng)造財富賺錢，也通過轉移財富賺錢，對此應無可非議。現(xiàn)在的問題是，在全體國民中，想通過分割財富或轉移財富賺錢的人太多了，想通過老老實實地創(chuàng)造財富賺錢的人太少了。我們應該提倡后者，而不鼓勵前者。
　　
　　為勤勞人多造幾個保險柜
　　
　　一方面，我們要鼓勵老百姓通過自己的勤勞去創(chuàng)造財富，通過自己的節(jié)儉去積累財富；另一方面，老百姓所創(chuàng)造和積累的財富，要能得到比較安全的保存。而更好地保存財富，也是激勵人們進一步創(chuàng)造和積累財富的動力。
　　老百姓的個人財產，一般都以兩種方式保存：一是實物資產，二是金融資產。實物資產包括住房、廠房、機器設備、賓館飯店、汽車、家具、金銀飾品等等；金融資產包括債權性金融資產和股權性金融資產。債權性金融資產有：現(xiàn)金、國庫券、金融債券、企業(yè)債券等；股權性金融資產有：股票、股權證等。
　　實物資產的保存純屬個人行為。單位調動人們積累財富的積極性，財產稅應盡可能低。以房產為例，如果房產方面的稅賦較低，許多人就會減少消費，如少抽煙、少喝酒、少上歌舞廳，多存點錢買房子。更多的人把買房子作為保存?zhèn)�人財產的方式，房子的需求就會大幅度增加。但他們買房子是為了保存財產，而不是為了居住。他們可以把自己的房產租給那些急需住房而又買不起房的家庭。這樣就同時解決了幾個問題：第一，拉動了房產市場，為一大批建筑工人和建材廠家提供了就業(yè)機會；第二，擴大了房源，而房源多了，房租就會相應降低，這就使那些無房戶、缺房戶可以用較低的租金租到房子；第三，私人買房租給私人住的模式，這樣可以減少財政開支，而財政開支的減少，又可以進一步地降低社會賦稅。
　　目前，我國的房產無論是出租或轉讓，都要繳五六種稅，所得收入交了這些稅后，所剩無幾。這是影響人們把買房和建房作為財產積累的一個重要障礙。如果房產方面的稅種少一些，稅率低一些，人們買房建房的積極性就會大大提高。
　　債權性金融資產是人們保存?zhèn)�人財產的重要形式。這種財產的主要威脅來自于通貨膨脹和銀行倒閉。
　　債權性金融資產體現(xiàn)的是債權債務關系，如現(xiàn)金體現(xiàn)的是持現(xiàn)人與中央銀行的債權債務關系。某人持有1萬元現(xiàn)金，意味著它是中央銀行的債權人，中央銀行是它的債務人，現(xiàn)金實際上是中央銀行向持現(xiàn)人開出的欠條；國庫券體現(xiàn)的是財政部與持券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其中，財政部是債務人，持券人是債權人，國庫券實際上是財政部向持券人開出的欠條。同理，企業(yè)債券體現(xiàn)的是發(fā)債企業(yè)與購債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金融債券體現(xiàn)的是發(fā)債銀行與購債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
　　通貨膨脹本質上是債務人剝奪債權人。只要通貨膨脹率高于債權資產的利率，實際債權收入就為負數(shù)，則意味著資產的貶值和損失。對老百姓來說，通貨膨脹等于政府的變相稅收，特別是在惡性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老百姓辛辛苦苦積存的血汗錢，一夜之間就會化為烏有。這對人們積累財富的積極性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大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所以，實行通貨相對穩(wěn)定的政策，是鼓勵人們積累債權性金融資產的重要貨幣環(huán)境。
　　債權性金融資產的另一個最大的威脅是金融機構倒閉。近年來，銀行等金融機構倒閉的消息紛紛傳出，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倒閉，使人們的存款或者只能取出一部分，或者完全泡湯。我國金融資產的質量總體來說不是很高，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局面，一是由于我國吃大鍋飯的金融體制；二是由于我國金融領域管理的不嚴。一個行長乃至一個信貸員，幾個億的貸款隨便地發(fā)出去，收不回來，就可以不了了之，因此造成大量的腐敗現(xiàn)象和老百姓資產的流失；三是金融領域長期堅持唯成分論，而不是唯效益論。只要是國有企業(yè)，哪怕是虧損數(shù)億元，大量的貸款已收不回來，銀行業(yè)照貸不誤；而私營企業(yè)，即使是效益再好，銀行是照樣不貸。結果，通過老百姓的巨額資金損失，去照顧少數(shù)人頭腦中的僵化觀念，到頭來是銀行破產，百姓遭殃。這種對老百姓極端不負責任的態(tài)度，應當立即得到糾正。
　　現(xiàn)在，全國買股票的人越來越多，目前已有6000萬股民，隊伍仍在迅速壯大。因此，股權性金融資產將會成為人們的重要資產形態(tài)。
　　一般來說，股權性金融資產不會因為通貨膨脹而受損。但它卻直接依賴于企業(yè)的經濟效益和資產質量。近年來，我國有不少股票上市后大幅虧損，有的甚至在幾個月內虧掉一半。之所以造成這種狀況，一是由于當前股票上市中的計劃經濟操作方法和大量的政府行為；二是由于在股票上市中仍然堅持所有制至上，而不是效益至上。
　　所謂股票上市中的計劃經濟操作和政府行為，是指股票上市實行規(guī)模控制和層層分指標。而這些規(guī)模和指標不是通過市場行為和拍賣機制分配到企業(yè)，而是由政府官員分配和敲定。結果，許多效益好的企業(yè)不一定能拿到指標，有些很糟糕的企業(yè)通過包裝、公關，經政府官員批準后照樣可以去騙股民，將股民的血汗錢拿去塞他們的黑洞。
　　正如銀行貸款堅持唯成分論而不是唯效益論，在公司上市中同樣如此。一大批效益很差甚至連年虧損的國有企業(yè)，照樣可以上市；而許多效益很好的企業(yè)，上市照樣靠邊站。民營企業(yè)該不該上市，在中國居然成了一個引起極大爭議的政治問題。唯成分論、唯所有制論，真是把中國人害苦了。
　　企業(yè)上市為什么要控制規(guī)模？如果不控制規(guī)模，只控制上市條件，只要符合上市條件的企業(yè)都可以上市，則我國的上市公司就不是幾百家，而是幾千家、幾萬家。結果，一級股市上就會出現(xiàn)買方市場，許多上市公司就會像保險公司推銷保險一樣推銷股票。老百姓就不會像現(xiàn)在一樣，見股票就搶，而是貨比三家，選擇那些效益非常好、回報率非常高的企業(yè)進行投資。股票價格就不會像現(xiàn)在這樣被炒得那么高，多數(shù)股票的價格就會等于或低于其實有價值。老百姓再從這樣的股票中百里挑一，一般不會有大的風險。用這種股票作為保存財產的方式，老百姓才有安全感。
　　以上是事物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老百姓在眾多上市公司中百里挑一，把自己多年積累的血汗錢交給那些真正是最好的企業(yè)，自然也能得到較高的回報。結果就會形成這樣的循環(huán)：老百姓買了好企業(yè)的股票――投資回報率高――老百姓的投資積極性更高，繼而進一步減少消費，提高積累率――整個社會的資金積累更多――老百姓親手把這些錢交給那些百里挑一的好企業(yè)――好企業(yè)發(fā)展更快……國家由此會盡快富起來。
　　
　　治窮先治懶，治懶必須逼
　　
　　通過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通過形成鼓勵人們創(chuàng)造財富和積累財富的輿論環(huán)境，消除人們創(chuàng)造和積累財富的后顧之憂；通過高效、廉潔的政府建設，掃除人們創(chuàng)造和積累財富的行政障礙；通過盡可能低的稅收政策，增強人們創(chuàng)造和積累財富的動力；通過對各種社會犯罪的嚴厲懲處，建立良好的社會治安環(huán)境，增加財富創(chuàng)造和積累者的安全感，所有這些，會使那些愿意創(chuàng)造財富的人有一個很好的軟環(huán)境，他們創(chuàng)造和積累財富的積極性就會被充分調動起來。
　　但是，對于那些壓根就不想創(chuàng)造和積累財富的人來說，無論私人財產如何神圣不可侵犯，無論你政府辦事的效率多么高，無論你稅收降得多么低，都是無用的。
　　我國許多地區(qū)，特別是一部分中西部地區(qū)，之所以長期貧困，除了自然環(huán)境、地理環(huán)境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外，人們惰性較強，開拓精神較差，是一個重要原因。不少地方長期以來沿著三個字循環(huán)，即“懶――窮――要……”。我在某西部地區(qū)調查，無論上午九十點鐘，還是下午兩三點鐘，幾乎在每個村子都可以看到幾十個身強力壯的漢子坐在村頭曬太陽。他們那里有一句名言：“雖然我餓著，但是我坐著。”意思是說，雖然你比我富，但你那么辛苦，你還不如我。他們對溫州人、廣州人一天干十幾個小時感到不理解。
　　懶惰的結果就是貧窮。窮得過不下去的時候，就向政府要救濟，救濟吃完了，仍然是懶。有相當一部分的人就是沿著“懶――窮――要”三個字，世世代代，循環(huán)往復。
　　對于這樣一些地區(qū)，對于這樣一些人來說，要讓他們脫貧致富，不是靠創(chuàng)造良好的環(huán)境，而是要幫他們治懶。治懶像煙民戒煙一樣，靠自己主動戒很難，需要一種外在的強制力量，比如由他太太逼他戒，或者把他送到戒煙俱樂部去戒。對于一些習慣于懶的人來講，治懶同樣需要一種外在的強制力量。這種強制力量來自政府，即由政府采取種種強制性或半強制性的措施，幫助他們治懶。
　　例如，河南濟源把農戶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沒有能力上項目的家庭，另一部分是有能力上項目的家庭。對于后一種家庭，必須上項目，否則會受到各種處罰。所謂項目，如1畝塑料大棚、2畝果園、10頭豬、20只羊等等，都算項目。低于這個數(shù)就不算項目。經過各級干部的努力，凡有能力上項目的家庭，基本都上了項目。而這些上項目的家庭，大部分都已經脫貧致富。
　　濟源市的這種做法，我把它稱為“官逼民富”。官逼民富，首先表現(xiàn)在逼上，同時也表現(xiàn)在幫上，即幫助那些想致富但不知道怎么富的人找項目，請師傅，打市場。
　　“官逼民富”是中西部地區(qū)大批農民脫貧致富的路子。在沿海地區(qū)，多數(shù)人的敬業(yè)精神比較強，一不要政府逼，二不要政府幫，政府要讓他們致富，最好的辦法是無為而治。中西部地區(qū)一部分人惰性比較強，沒想著要富；或者，想富不知道怎么富，這兩種人都需要政府幫助――對于因惰性強而不想富的人，政府要通過治懶逼他富；對于那些想富又不知道怎樣富的人，政府要千方百計地幫他富。所以，中西部地區(qū)需要一個更加有為的政府。
　　治窮先治懶，治懶必須逼，逼民先逼官，這就是“官逼民富”的基本內容。我一直認為，“官逼民富”是我國許多地方致富的必由之路。我甚至主張，中國應該出臺一部治懶的法律，通過這樣的法律，促使許多人由懶變勤，由窮變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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