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1900年8月30日―1976年7月1日)。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建國后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推動建立國際關系研究所(現(xiàn)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外交學院和世界知識出版社。
　　
　　我曾提出過一個看法，認為建國后從思想上來說有兩條外交路線，一條自然以毛主席為代表，另一條就是張聞天的思想。周總理思想上接近張聞天，但實際執(zhí)行的是毛澤東路線。這里先只簡單談點這時期張聞天與周恩來、陳毅關系中的一些情況。張聞天與周恩來
　　周總理和張聞天都是見過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時代觀念的人，外交思想比較接近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不知是否出于歷史的原因(張聞天做過黨的總書記，兩人同為延安整風中挨批的主要對象)，他們一直都是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顧的。在平時工作中，周恩來比較尊重張聞天的意見，生活上也注意照顧。而且1959年廬山會議后沒有見到周恩來對張聞天的批判。張聞天不但同意周恩來的不少外交思想，而且也很佩服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由于一些思想相通，所以周恩來受到批評時，張聞天往往表示同情，有時兩人還站在一起。例如1954年日內瓦會議后，毛澤東批評周沒有及時突出臺灣問題，張聞天就曾對我表示不以為然。1956年國內反冒進時，張聞天也在外交部大講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在外援上“打腫臉充胖子”。后來周恩來遭到反“反冒進”的批判，張聞天不但表同情，而且認為他不應來外交部一再檢討。
　　當然也不必隱晦，周恩來和張聞天兩個人之間還是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慣的地方。例如張聞天就一直認為總理有事務主義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體，對下面不放手。特別是他認為，總理對形勢政策研究不夠，也不太重視基本業(yè)務如規(guī)章制度等的建設，可以花很長時間接見個別記者或中外人士，卻沒時間及時審批一些重要文件，有時參加使節(jié)會議或外事會議的代表等候總理接見，得等上一兩個月，一次等了兩個多月，最后宣布總理沒時間，不見了，讓大家回去。張聞天對這些都很有意見，我也聽見他在部務會議上正式提過。但是反過來，周總理卻認為張聞天有點偏重研究和務虛，對具體工作抓得不夠，特別是對交際工作沒興趣，會見外賓不積極。1957年初周總理還在外賓接待問題上沒有指名地對張聞天當眾發(fā)了一頓脾氣。
　　對外賓接待，建國后特別重視一定要搞得場面宏大，招待豐盛，講排場。圖好看。對這些，幾位副部長和禮賓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見，地方上也有些反映。尤其是張聞天，他認為在外賓接待上規(guī)格太高，不但造成過分的鋪張浪費，也違背國際慣例(如群眾夾道歡迎、請客送禮太濫太豐盛等)，并且公開批評說，這和援助外國、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樣；都是打腫臉充胖子，因此他一再提倡進行禮賓改革。也許是乘國內反冒進之風，主管禮賓司的姬鵬飛副部長領人去了一些省市視察外事處工作，回來就讓秘書李頡寫了一份反映接待外賓鋪張浪費的材料。材料定稿后姬批示辦公廳送新華社《內部參考》發(fā)表。張聞天從外地回來，知道這件事后立即打電話讓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制止，但吳冷西說不但已經(jīng)刊出而且也已經(jīng)發(fā)出去了。正好當天懷仁堂有晚會，張聞天遇到鄧小平，建議全部收回這本《內參》。不料鄧小平卻滿不在乎，說反映一點情況有什么關系，何況還是在《內參》上，用不著收回。而且無獨有偶，正是在這件事的前后，張聞天原先布置禮賓司起草的禮賓改革方案，在征求各方意見后已形成正式文件，張聞天就報請代總理陳云和鄧小平審批。但陳云不干，他說這是周總理管的事，還是等他訪問回來再說。在歷時三個月訪問亞歐U國之后，周總理一行于1957年2月6日回國，3月7日在國際俱樂部一次酒會結束后，當著外交部領導的面(張聞天沒參加)，批評分工管禮賓又在場的姬鵬飛，卻故意指名并不相干的喬冠華，發(fā)了一頓脾氣，說以后請客沒錢了就用我的工資。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沒人吭氣，只有賀龍和喬冠華跟著敲邊鼓，說他們的工資也可以拿出來。張聞天和外交部醞釀好久的禮賓改革，從此也就束之高閣。
　　禮賓問題講得這么?嗦，因為這是張聞天在1959年外事會議上挨批斗時的一條重要罪狀――“反總理”。實際上，根據(jù)我的觀察，無論是張聞天還是周總理，后來好像都沒把這當成一回事。他們的關系依然不錯，所以才有一年后陳毅接任外交部長時，正是周恩來主張讓張聞天繼續(xù)留任的事。
　　
　　張聞天與陳毅
　　
　　我回到外交部就聽說陳毅一再提出想做外交工作。1955年隨周恩來出席萬隆亞非會議，1956年在黨的八大會上就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作發(fā)言，陳毅要做外交工作的大局就已基本上看定了。但不知什么原因，直到1958年2月才宣布他代替周恩來兼任外交部長。陳毅來外交部，究竟對周恩來意味著什么，現(xiàn)在仍然猜不透，但對張聞天意味著決不會受到重用，卻是當時人們’一下就看得出來的。
　　對于陳毅來外交部，張聞天早就料到了，估計他的心情會是復雜的。他固然是個能上能下、不計較名義和地位的人，但是明顯地得不到信任，恐怕總會感到不那么愉快。對于和陳毅相處，我看他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一直聽說陳毅坦率直爽，以為比較容易相處。另一方面，兩人終究沒有共過事，不完全能摸準對方的脾氣，這又使他的處境有點微妙或者說是難辦。大膽抓工作吧，他可能顧慮被懷疑為擅權，是不是目無領導；縮手縮腳、摸領導意圖或遇事退后，這又完全違背他的精神和性格。為了確定今后走向，在陳毅上任前他先去摸了一下底，主動找陳懇談。他事后檢討說，他是歡迎陳毅來任部長的，兩人也談得很好。陳毅強調他自己是專職部長，要每天來部上班，大小事都要管。面對這種情況，張聞天認為自己應該在工作上“盡量后退一些，請他抓起來”。張還向辦公廳作了布置，為部長每天來上班作好準備。于是辦公廳就給新部長收拾了一個全部最大的辦公室，并根據(jù)他的愛好，買了一些古色古香的書柜和一批線裝書。至于張聞天自己，為了讓陳毅更多和更放手地抓工作，減少可能的干擾，一是建議設兩個常務副部長：自己仍然留任，但偏重于形勢和政策的研究t另一位為章漢夫，著重日常外交業(yè)務的處理。這一建議得到周恩來和陳毅的贊同。三是成立綜合業(yè)務組，除為部里起草文件報告、編寫內部通報刊物、接收原研究室的業(yè)務外，還為張聞天的某些研究工作服務。但是后來的事實證明，張聞天的估計和設想是錯誤的，他對陳毅的思想作風并不了解。陳毅上任后除去頭幾天來部里主持開了幾次會以外，并沒有來外交部上班，后來也一直沒見過他來上班，還是在中南海內辦公。
　　根據(jù)兩年的觀察體會，陳毅和張聞天的作風大不相同。張聞天始終保持著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是作家而不是詩人)的氣質。陳毅則是將軍加詩人，作風顯得粗獷和豪放，工作放手，不拘細節(jié)，容易得到干部和群眾的歡迎，但有時在外交場合就顯得不完全適應了。而且他當部長，并不像說的那樣，“部里什么事情都要管”，而是部里的日常工作基本不管，更不用說深入部里各單位檢查和指導工作了。作為黨組秘書和主管調研的綜合組長，在我的印象里，除兩次使節(jié)會議和一次務虛會議外，幾乎沒有參加過陳毅專門召開的有關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以及內部業(yè)務的研討會。一些重大問題如炮打金門和中美會談，反而是周總理在直接抓。當時熱門的中蘇關系，則屬黨際問題。外交部很少插手。這種差別很大的兩種作風和性格，不發(fā)生矛盾和沖突那才怪呢。其實，根據(jù)陳毅的性格和作風看，他的“意圖”很清楚，就是只進行些大面上的活動，外交部的一切工作仍照以前那樣由張聞天等幾個副部長和各單位去辦，他主要是承上啟下，對重要文件向上照轉，再大一點的事情自有周總理以至毛主席抓。所以張聞天的“后退”，很快就使矛盾表面化了。
　　陳毅來部三個多月，外交部召開了務虛會。在討論了一天解放思想和外交躍進之后，陳毅號召大家給部領導提意見，特別強調，周總理委托他要大家對自己過去的工作進行批評。在陳毅一再，要求下，張聞天在十多天后有準備地對總理的領導加以充分肯定后提了三點意見。這時，不料陳毅話鋒一轉，批起了張聞天，并且從延安整風講起，第一次公開講出了毛澤東對張聞天“快、高、空、怯、私”五個字的指責。由于從來沒聽說過，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感到很吃驚。在張聞天第二天被迫作出四點檢討(這是上了《張聞天文集》的)后，事情才告結束。不過從表面上看來，陳毅和張聞天兩個人對這件事好像都沒有怎么在意，一切還是原來的樣子，張聞天抓工作倒是更積極主動了些。
　　
　　(摘自《何方談吏憶人》，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版，有刪節(jié)，標題為本刊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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