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任外長的重任眾望所歸地落在總理周恩來肩上。他有一批得力的股肱。 　　在新中國初期的外交部，先后有六位副外長。其中，最早任命的是王稼祥(任職時間，下同，1949年10月～1959年9月)、李克農(1949年10月～1954年10月)和章漢夫(1949年10月～1972年1月)，次年是伍修權(1950年12月～1955年1月)，1954年張聞天接替李克農出任副外長(1954年12月～1960年11月)，隨后姬鵬飛也披任命為副外長(1955年1月～1972年1月)。這些副外長大多有留學經歷，長期從事地下、統(tǒng)戰(zhàn)或外事工作，擁有豐富的國際經驗。
　　其中，王稼祥和姬鵬飛既是副外長，又是新中國首批駐外大使。王稼祥作為新中國首任駐外大使，其出使受到了空前的禮遇和關注，這在當時是一段美談。王稼祥在30年代曾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他年輕時曾留學蘇聯，后又幾度前往莫斯科工作或治傷療養(yǎng)，1949年7月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秘密訪問蘇聯，商談籌建大使館事宜。所以說，1949年出使蘇聯對王稼祥來說可謂輕車熟路，他很快便進入了角色。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訪蘇聯。不過一開始，中蘇兩國領導人并未進行實質性的磋商，當時毛主席含蓄地提出中蘇應搞個“又好吃又好看”的東西，讓蘇方摸不著頭腦。這時，王稼祥起了作用。他去摸毛主席的底，毛說把我弄來就為祝壽，未免太簡單了嘛，應該搞個政治文件。得知這一意向后，王稼祥便以大使身份去蘇外交部點破毛的來意。蘇方很快表示同意。而后，王稼祥又隨同趕來莫斯科的周恩來參加了《中蘇友好同盟瓦助條約》的談判和簽訂工作。1951年2月，王稼祥卸任回國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一直到1966年。
　　姬鵬飛接到外交部調令時，是第三野戰(zhàn)軍七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馳騁疆場已20年。1949年11月，周恩來親自“點將”調姬鵬飛入京，原意是讓他出任駐英大使，無奈中英建交談判久拖不決，于是改派他出任駐民主德國大使銜使團長。行前，周恩來特意囑咐：“你到馬克思主義的發(fā)源地工作，任重道遠啊!”大使銜使團長相當于特命全權大使，但并不稱為大使，這是因為當時民主德國的外交權受控于蘇聯軍事管制委員會，蘇聯駐德使節(jié)即稱外交使團團長。1953年11月，蘇聯管制委員會撤銷后，使團長改稱大使。在姬鵬飛出使民主德國期間，中德關系得到全面的發(fā)展。在民主德國，毛澤東的名字家喻戶曉，有的工廠、農機站、農業(yè)生產合作社及少年先鋒隊等還以毛主席的名字命名。到1955年姬鵬飛卸任回國之時，中國共有60余個代表團訪問了民主德國。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后曾是中共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他出生于中華傳統(tǒng)文化底蘊深厚的蘇南，曾經留學日本、美國和蘇聯(是王稼祥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通曉日語，能用英語演講，也有很高的俄語水平。1950年，在蘇聯的建議和支持下，新中國組團準備出使聯合國，任命張聞天為中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然而遺憾的是，在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張聞天最終沒能在聯合國施展才華。翌年，張聞天接替王稼祥出任第二任駐蘇大使。期間，一直愛好搞理論工作的張聞天建立了中國駐外使館第一個研究室。在當時照搬老大哥模式的形勢下，張聞天建立的研究室意義深遠。也正是在張聞天出使蘇聯期間，中國請?zhí)K聯幫忙印制了人民幣。從1953年至1957年，蘇聯代印人民幣(幣值大都是十元及十元以內)的工作持續(xù)了五年。1954年，張聞天隨周恩來出席了日內瓦會議，同行的還有時任副外長李克農。正是在張聞天領導下，外交部先后成立了國際問題研究所和外交學院， 《世界知識》也由人民出版社轉入外交部。
　　1955年，中央授予52名將領上將軍銜，其中有一位將軍從未領過兵打過仗，他就是李克農。但是，李克農在外事領域有著與戰(zhàn)功相媲美的重大貢獻。他曾長期潛伏在國民黨特務首腦機關，任特別黨小組組民。毛澤東曾說：“李克農是中國的大特務，只不過是共產黨的特務�！背�鮮停戰(zhàn)談判時，具有豐富談判經驗的李克農和喬冠華是幕后指揮者。當時，在一線與美國人正面交鋒的是朝鮮的南日將軍，李克農和喬冠華則在二線指揮。 “李克農就坐在離會場只有百米遠的一個小房子里”，秦叔瑾(停戰(zhàn)談判代表團參謀)曾回憶說，“談判桌上有什么問題，聯絡官柴成文就跑出來向李克農匯報”。
　　章漢夫是新中國初期任期最長的副外長。他曾留學美國和蘇聯，民期從事黨的組織、宣傳、統(tǒng)戰(zhàn)和國際聯絡工作，并活躍于新聞界。1945年，章漢夫曾隨同中共代表董必武赴美國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上海解放后，章漢夫出任上海市外事處處長。正是由于他豐富的外事經驗，在新中國剛剛成立便被委任副外長一職。1954年，章漢夫還代表中國政府與印度簽署了《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xié)定》，并第一次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式寫進國際條約。次年，章漢夫又隨周恩來出席了萬隆會議。章漢夫有很高的外交才能，即靈活又細心，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周恩來也很器重章漢夫。據說，中印邊界沖突結束后，中國曾派代表前往科倫坡向正在開會商討調解中印沖突的六個亞非國家解釋真相，周恩來事后說，沒有派漢夫去科倫坡做工作，是外交上的一大失策。
　　說起另一位副外長伍修權，人們都會想起新中國在聯合國的第一次亮相。1950年底，正是伍修權代表中國政府出席安理會，譴責美國武裝侵略臺灣。伍修權早年留學蘇聯，曾擔任共產國際李德的翻譯，也曾多次參加與美軍、國民黨軍代表的談判。外交部成立時，伍修權出任蘇聯東歐司司長，并以這一身份隨周恩來前往蘇聯參加《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談判工作。1950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以美軍為首的所謂“聯合國軍”參戰(zhàn)，而后美國又悍然派第七艦隊開赴臺灣海峽。在蘇聯的支持下，新中國派伍修權等人出席安理會控訴美國。而美國則是試圖利用聯合國讓中國成為被告，甚至要求將蘇聯提議的邀請中國與會的“邀請”二字改為“召喚”。對于伍修權來說，這是第二次接受前往聯合國的任務。第一次是在1945年聯合國召開制憲會議之際，國民黨百般阻撓中共代表與會，最滑稽的是，國民黨稱伍修權患有“沙眼”，所以不能參加代表團。時隔五年，代表新中國的伍修權終于實現了聯合國之行。當時在“美帝國主義的地盤”上行事，伍修權一行頗有種“深入虎穴”的感覺，一路極為謹慎，就連看到地毯上因靜電擦起的火花都會懷疑是不是特務裝置。1950年11月28日，伍修權在會上慷慨激昂地發(fā)言，嚴厲控訴了美國的罪行，引起強烈的反響。一位美國黑人說：“你們這次發(fā)言，是有色人種第一次指著美國的鼻子譴責他們，告訴他們地球上不僅只有美國人存在。”
　　(圖片為本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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