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12日，54歲的土耳其著名作家奧汗?帕慕克(Orhan Pamuk)榮獲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這時大家才意識到，原來我們對這個產生了文學新秀的國家以及它的文學與文化是多么的陌生。與此同時，去年在土耳其的游歷也讓我明白，土耳其人對中國的不了解，跟我們對他們的陌生是一樣的。所以，我們不了解帕慕克這個人和他的文學也就毫不奇怪了。
　　實際上，土耳其人也知道，國際舞臺歷來都是由大國主導的，世界上多數(shù)人對土耳其并沒有太多的興趣和了解。所以，在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文學最高獎項被授予了土耳其作家后，土耳其人是有理由自豪和驕傲的。土耳其教育部長給帕慕克發(fā)了賀信，他在信中指出，這是土耳其在世界上提升自己的絕好機會，是一個令人感到幸福的時刻。一位頗有影響的土耳其學者說:“作為一個小說家的帕慕克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是土耳其以及土耳其文學的光榮。”
　　
　　曾被起訴
　　
　　人們可能會認為，帕慕克的獲獎必將會在他的國家受到一致的贊揚。但實際情形并非如此。單從土耳其媒體的評論來看，我們可以說，土耳其人對帕慕克的獲獎雖然感到興奮，但同時也持明顯的保留和懷疑態(tài)度。比如有人說:“他獲獎不是因為作品而是因為言論，他獲獎是因為他貶低了我們民族的價值觀。我為他感到羞愧�！睘槭裁磿�有這種聲音呢?這還得從帕慕克本人的經歷說起。
　　2005年12月，筆者當時正在土耳其求學。那段時間，土耳其報紙上充斥著有關帕慕克的報道。這引起了我的興趣。原來，作為著名作家的帕慕克因為發(fā)表了所謂“有辱土耳其國格”的言論而被送上了法庭，面臨四年牢獄之災的控訴。12月16日正是開庭審判的日子。
　　事情的起源是這樣的，2005年2月6日，帕慕克在瑞士接受了一家媒體的采訪。在訪談中，帕慕克曾表示:“在土耳其，曾經有3萬庫爾德人和100萬亞美尼亞人被殺害。除了我，幾乎沒有人敢說這些事情，民族主義者們也因此而仇恨我�！边@句話便是帕慕克被起訴的原因。
　　
　　觸及兩個敏感問題
　　
　　帕慕克提到的是土耳其政治上兩個極為敏感的問題。庫爾德人問題大家都不陌生。自1923年土耳其建國以來，官方從未承認過庫爾德人的少數(shù)民族地位。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庫爾德人在庫爾德工人黨的領導下發(fā)起了爭取民族獨立的分裂運動，遭到土耳其歷屆政府的鎮(zhèn)壓。1999年，庫爾德工人黨領袖奧賈蘭被捕，這個問題才逐漸得以緩和，但直到今天，庫爾德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庫爾德工人黨時常在土耳其搞恐怖襲擊，現(xiàn)已在國際上被確定為恐怖組織。土耳其官方把庫爾德問題確定為內部叛亂，但歐盟國家以此指責土耳其政府不尊重少數(shù)族群的權利。這個問題是土耳其加入歐盟過程中的一個巨大障礙。
　　亞美尼亞問題其實是個歷史問題。在歷史上，亞美尼亞人生活的地區(qū)隸屬于奧斯曼帝國的東部。20世紀前20年間，大約有100多萬奧斯曼帝國的亞美尼亞人被殺害。我們知道，奧斯曼帝國的統(tǒng)治民族就是土耳其人。1919年后，原先地跨歐亞非三大陸的奧斯曼帝國徹底崩潰，1923年，土耳其人在凱末爾的領導下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即土耳其共和國。現(xiàn)在的問題是，亞美尼亞人要土耳其人承認他們曾在歷史上對亞美尼亞人進行了種族“大屠殺”，而土耳其歷屆政府均強烈否認種族屠殺的指控，認為亞美尼亞人是死于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崩潰時的內戰(zhàn)，且死亡數(shù)字被嚴重夸大了，認為當時發(fā)生的是悲慘的民族沖突，也有大量的土耳其平民被亞美尼亞人殺害。目前歐美主流輿論比較接受的說法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被殺害的亞美尼亞人約有100萬人。但對于這一悲慘事件的性質，在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層面尚未形成共識。
　　帕慕克承認歷史上存在著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他因此在國內遭到土耳其民族主義者的謾罵和攻擊。2005年6月，土耳其頒布了新的《刑法》，其中第301條規(guī)定，攻擊和貶損土耳其國格的人將受到六個月至三年的監(jiān)禁，如果這種攻擊發(fā)生在國外，其刑罰則相應地增加1/3。所以，帕慕克將因為在瑞士發(fā)表貶損土耳其國格的言論而受到被監(jiān)禁四年的最為嚴厲的刑罰。不過，因為帕慕克在歐洲的名聲太大了，歐盟對土耳其政府的做法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認為土耳其應該保障言論自由。結果，伊斯坦布爾法院最終以所謂法律上的“技術考慮”而擱置了對帕慕克的審判。
　　
　　“亞美尼亞人被屠殺的波瀾”
　　
　　更有戲劇性的是，就在帕慕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天，法國眾議院通過了一項有關奧斯曼帝國在一戰(zhàn)期間“屠殺”亞美尼亞人的法案。法案規(guī)定，任何否認這一歷史事件的人都將會面臨一年的監(jiān)禁和4.5萬歐元的罰款。目前，在法國約有50多萬亞美尼亞裔法國人，他們中的許多精英人物已經或者曾經是法國政界和商界的高層，因此，法國議會通過這一法案并不奇怪。土耳其駐法國使館在這一法案通過后進行了緊急磋商，一名使館工作人員說，“在土耳其的歷史教科書里沒有‘屠殺’這樣的字眼，這只是一場民族沖突的悲劇，土耳其人同樣也是這一沖突的受害者”，因此這一法案無論如何是“不能接受的”。土耳其總統(tǒng)也表示，絕對不會接受這樣一個“喪失理智”的法案。
　　讓人覺得更有視覺沖擊力的是，在10月13日的土耳其報紙上，一邊是帕慕克獲獎的新聞，一邊則是土耳其人高舉旗幟游行，反對法國提出的所謂亞美尼亞大屠殺議案――不承認亞美尼亞大屠殺就是違法。次日，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對此事做出正式回應，他激烈地批評“法國讓自由蒙羞”。埃爾多安還呼吁土耳其民眾抵制法國商品，以此作為對法國“不友好”的回應。雖然法國總統(tǒng)希拉克已經給埃爾多安打電話對此事表示道歉，并說他將盡力阻止該法案成為法律，但土耳其舉國上下仍然對法國充滿了怨恨。而具諷刺意味的是，亞美尼亞人為帕慕克的獲獎而欣喜若狂。
　　同時值得關注的是，法國關于“否認亞美尼亞屠殺即為違法”的議案為帕慕克的反對者提供了炮彈，他們毫不猶豫地說，帕慕克是因為討好了西方而獲得了諾貝爾獎。從10月13日開始，圍繞著帕慕克的獲獎，土耳其媒體發(fā)生了意見分歧。除了溢美之詞，我們還發(fā)現(xiàn)了質疑的聲音。如有些人把帕慕克的獲獎與帕慕克的言論聯(lián)系在一起，不疼不癢地說，諾貝爾獎的歷屆得主往往都是那些批判自己國家的人，不管這些人說的是否正確。他們認為，帕慕克獲獎一定跟他批判土耳其政府有關。而極右翼的人士則更是堅定地認為，帕慕克就是因為發(fā)表了符合歐洲人看法的觀點――承認亞美尼亞大屠殺，才獲獎的。
　　
　　帕慕克的尷尬
　　
　　圍繞著一個文學獎項，竟發(fā)生了如此激烈的政治辯論，這實在耐人尋味。而對于帕慕克來說，這無疑是他所遭遇到的最大尷尬。盡管帕慕克一直說自己與土耳其主流文化保持著較遠的距離，但他的文學同時又被世人解讀成是對土耳其民族過去的探索和追憶，帕慕克對土耳其民族的歷史有著深深的情結。盡管帕慕克的外語已經好到可以寫作的程度，但他仍然堅持用土耳其語寫作，在中國大陸翻譯他的作品時，他堅決要求從土耳其文直接翻譯，而不是從英文轉譯。就是這樣一位熱愛自己民族和文化的作家，卻在自己的國家因為政治觀點受到普遍的批評，對于他而言，難道就沒有內心不可言喻的痛楚嗎?當然，在土耳其，帕慕克也不是沒有支持者。筆者在土耳其的報紙上讀到，有很多人以言論自由為理由為帕慕克辯護，還有些作家､記者自發(fā)地組織起來聲援帕慕克。但不可否認，這種聲音敵不過民族主義者對帕慕克的“討伐”。在官方眼中，帕慕克的言論更不受歡迎。
　　閱讀《我的名字叫紅》時，我感受到的是一種深沉的文化憂郁。在我看來，帕慕克認同的是另一個土耳其，即伊斯坦布爾的土耳其(傳統(tǒng)的奧斯曼―土耳其)，而不是安卡拉的土耳其(革命的土耳其)。正如他在小說中所寫道的:“我從來沒有離開過伊斯坦布爾――從來沒有離開這些房屋､街道和鄰居。盡管我時不時生活在別的地方，50年過去后我仍然發(fā)現(xiàn)自己還在拍第一張照片的地方，在我還躺在母親臂膀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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