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lián)合國秘書長安南在悼辭中說：“賽義德向西方介紹阿拉伯和伊斯蘭，又給阿拉伯和伊斯蘭推引西方。他的辭世，對美國和中東都是損失。 　　９月２５日，美籍巴勒斯坦學者、藝術(shù)評論家和政治活動家，我認作巴勒斯坦“魯迅”的愛德華?賽義德（又譯薩義德）先生，在紐約因白血病去世，終年６７歲。從互聯(lián)網(wǎng)上看到噩耗，我頓感悲戚愴然，心中不是滋味。
　　
　　“我穿越了東西方之間專橫武斷的分界線，進入到西方的生活中……”
　　
　　賽義德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位偉人，堪稱不同文化成功組合的典范。首先讓人嘆服的，是他學貫東西、博學多識。他是阿拉伯人，但信仰基督教；身為巴勒斯坦人，卻持美國護照；母語是阿拉伯語，但精通西方文化；生于三教圣地的耶路撒冷，卻長期生活并仙逝于作為現(xiàn)代文明熔爐的紐約。
　　賽義德少年時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埃及開羅求學，從小就表現(xiàn)出對英語文化的天賦。在開羅讀中學時，老師對他的評語是：其他科目平常，但英語作文有特長。這或許與他所接受的家庭熏陶有關(guān)。賽義德的父母是耶路撒冷的大戶，在家中都講英語，母親喜愛文學和音樂。這樣的家庭背景為他后來事業(yè)的成功打下了基礎(chǔ)。
　　賽義德１５歲赴美，先后就讀于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并成為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的教授。他的專業(yè)是西方音樂評論，彈得一手好鋼琴。一生著作十幾部，最著名的是《東方學》（已譯為包括中文在內(nèi)的１４種文字）。他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的１５０多個大學講過課，他的政論文章經(jīng)常見諸美國、英國和阿拉伯國家的報刊。
　　筆者曾客居中東和美國，深知一個阿拉伯人，能夠精通連一般西方人都望而卻步的英語文化，在美國立穩(wěn)腳跟，成為世界知名大學者，并在東西方之間架設(shè)溝通橋梁，確屬不易。在《東方學》一書中，賽義德說：“我穿越了東西方之間專橫武斷的分界線，進入到西方的生活中，但同時又保持與我最初所來之地的有機聯(lián)系。”正如聯(lián)合國秘書長安南在悼辭中所說：“賽義德向西方介紹阿拉伯和伊斯蘭，又給阿拉伯和伊斯蘭推引西方。他的辭世，對美國和中東都是損失�！�
　　
　　《東方學》：后殖民主義批評理論“里程碑式的論著”
　　
　　賽義德不僅是博學家，最令人欽佩的，在我看來，他更像魯迅先生，是個戰(zhàn)士，以筆作槍，不畏權(quán)威，勇敢地向強者挑戰(zhàn)，替弱者仗義執(zhí)言。他沒有沉浸在象牙塔的高貴之中，而是用銳利的筆，著力、鮮明地針砭時弊。
　　賽義德１９７８年出版的《東方學》被譽為后殖民主義批評理論“里程碑式的論著”，在世界學術(shù)界興起一片后殖民主義的反省聲浪。賽義德充分肯定伊斯蘭世界和整個東方世界對人類文明所做的貢獻，批判了傳統(tǒng)的西方對“東方”的偏見與傲慢。他認為，“東方主義”既是學術(shù)研究的概念和思維方式，“也是西方對東方的統(tǒng)治、重構(gòu)和擁有權(quán)威的方式”。他指出“東方”和“西方”的地理區(qū)分，是人為建構(gòu)的，“東方”的概念有著自身的歷史遺跡、思維、意象和語匯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使其能夠與“西方”相對峙而存在。西方自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東方則是“異己”。西方對東方存在無知和偏見，批評不僅片面，還有貶義與非難，背后隱藏著陳舊而又高傲的面孔，企圖支配和君臨東方國家。東方經(jīng)常被冠以五花八門的消極特征：無聲、淫逸、陰弱、專制、落后、非理性；相反，西方總是被賦予積極的特征：陽剛、民主、理性、道德、強悍、進步。賽義德的后殖民主義批判理論，影響了整個東西方文化和政治的研究方向與思考態(tài)度，直至今日仍有現(xiàn)實意義。譬如，西方對我國就有文化和政治層面“東方主義”的認知偏見，總覺得我們有些地方不順眼。在“非典”的時候，美國的媒體不談疫病，反而津津樂道中國政治朝何處去。
　　賽義德的《東方學》替東方的弱者出了口氣，刺中西方有些人的痛處，在美國學界并不受歡迎。他給阿拉伯和伊斯蘭正名，在猶太教授扎堆的哥倫比亞大學所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我在紐約期間，在公立圖書館竟找不到《東方學》１９９５年的再版書。一次講座中，我見到了與賽義德同樣知名和讓我尊敬的大學者―――普林斯頓大學阿拉伯伊斯蘭歷史教授伯納?路易斯，當我問及他對賽義德的看法時，他說，賽義德連有些基本的史實都搞錯了，他更像政論家。
　　其實，在我看來，賽義德無疑對理論和史實都了如指掌。他的可貴是他直面人生的勇氣、對知識分子使命感的忠誠以及思想與行動的合一。
　　
　　巴勒斯坦事業(yè)在美國的代言人，除阿拉法特外最有名的巴勒斯坦人
　　
　　賽義德是巴勒斯坦人，雖遭受滅國流亡之苦，卻仍執(zhí)著堅定地投身巴勒斯坦事業(yè)。他抨擊以色列占領(lǐng)巴勒斯坦，侵害巴勒斯坦人權(quán)。他不否認猶太人在歷史上遭受的流放和大屠殺，但他指出以色列不應(yīng)把創(chuàng)傷和痛楚轉(zhuǎn)嫁到巴勒斯坦人身上。他的一篇政論說：“還要多久，反猶和大屠殺的歷史才不再被用做不受批評和制裁的護身符？還要多久，以色列的政策才會使加沙人不像納粹受害者一樣泣涕漣漣？”
　　他批評美國的中東政策，痛心地說，在全世界包括美國，巴勒斯坦問題只是茶余飯后閑聊的話題。他批評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簽署奧斯陸協(xié)議，指責阿拉法特出賣民族利益，并憤然辭去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委員的職務(wù)。他還提出不但要解放巴勒斯坦領(lǐng)土，還要解放巴勒斯坦人民，給他們尊嚴和人權(quán)，為此，他被巴勒斯坦同胞戴上“反和平”、“不現(xiàn)實”的帽子。以色列和美國的猶太人更把他列入黑名單，有人用暗殺恐嚇他，還有人在他哥倫比亞大學的辦公室縱火。不過，賽義德并非一味左傾，他也主張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相互承認對方的苦難，贊成和平、和解，在公正平等的基礎(chǔ)上實現(xiàn)共處。
　　賽義德成為巴勒斯坦事業(yè)在美國的代言人，也是除阿拉法特外在全世界最有名的巴勒斯坦人。２０００年年中，以色列撤出占領(lǐng)多年的南黎巴嫩。賽義德隨旅游團來到黎巴嫩一側(cè)的邊界，拾起一塊石頭，憤怒地向以色列方向扔去。這一情景被記者拍攝并發(fā)表出來，引起美國猶太人的非議，有報紙稱賽義德是“恐怖主義教授”。后來，校方出面作保，說他扔石頭時沒有對準任何人，也不觸犯任何法律。
　　
　　“永遠的流浪者”
　　
　　我在２０００年曾到以色列工作，親歷以巴沖突的恩恩怨怨，目睹耶路撒冷老城巴勒斯坦人對猶太人冷漠的目光，加沙被以色列軍隊推倒房屋而棲身帳篷中巴勒斯坦人的淚水，以及以色列撤出南黎后對面飄舞的旗幟，不禁深深同情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占領(lǐng)、壓迫和不公正待遇。
　　除作為學者和戰(zhàn)士，賽義德還是個性情中人。得知罹患白血病后，想到可能不久于人世，賽義德１９９９年出版了回憶錄《鄉(xiāng)關(guān)何處》。書中以抒情哀傷的筆調(diào)描寫了兒時的生活。書中提到：這本回憶錄，在某一層次上，是我在深感時間緊迫、來日無多之際，重新演繹這場背井離鄉(xiāng)的體驗……我必須協(xié)調(diào)暗含于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種張力和矛盾。
　　賽義德的一生充滿沖突與矛盾，徘徊在國家、民族、宗教、文化的失落與錯位之中，是個“永遠的流浪者”。我在想，正是由于看透了西方文化的本質(zhì)和中東沖突的現(xiàn)實，賽義德才積淀出“斜陽孤影嘆伶仃”的寂寞感；也正是這些流浪和矛盾的經(jīng)歷，造就他豐厚多彩的思想。
　　賽義德在回憶錄中寫道，父親“維多利亞式”的嚴厲管教促成他日后的成就，“我沒有閑暇和放松的概念，每天都像新學年開始一樣緊張”。而他仰慕、給他鼓舞和疼愛的母親，培養(yǎng)了他對文學和音樂的興趣。我在以色列期間，多次游歷耶路撒冷老城，每每走在高低不平、狹窄蜿蜒的石板路上，恍然看到身旁走過當年怯生生的少年賽義德……
　　林語堂曾把魯迅比喻為“白象”―――象多為灰色，白象因而稀罕珍奇。賽義德也像魯迅，是位難得可貴的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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