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部(防衛(wèi)廳)幕僚40年前偷偷摸摸策劃，首相福田赳夫26年前正式下令著手研究的“有(戰(zhàn))事”法案，終于在今年5月15日獲得眾議院通過。10年來積極推動憲法修改輿論的《讀賣新聞》表示：“這是第40個年頭的一(大)步”。同樣以鼓吹憲法修改為己任的《產經新聞》更在頭版頭條以“擺脫禁忌的安保論爭”的醒目標題，歡呼日本從“和平的幻想”中覺醒。
　　日本的“有事法制”三法案，即《武力攻擊事態(tài)法案》、《自衛(wèi)隊法改正案》和《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改正案》，為什么被認為是敏感的禁忌問題?又為何歷經40年之久才獲得國會批準呢?
　　
　　曾經只是“暗箱操作”海灣危機提供了生機
　　
　　為了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戰(zhàn)后日本的和平憲法第九條規(guī)定日本不得擁有軍力，并否定其“國家的交戰(zhàn)權”。
　　但早在1977年，福田赳夫內閣就同意了防衛(wèi)廳提出的“加強有事法制的建議”，以便為突破法律限制，發(fā)展軍事力量制造法律依據(jù)。但由于當時飽受戰(zhàn)火洗禮與吃盡戰(zhàn)敗苦頭的日本民眾還普遍患有官方所說的“恐戰(zhàn)病”與“厭戰(zhàn)病”，而且與自民黨政府分庭抗禮的反對黨和反戰(zhàn)市民團體對當局的備戰(zhàn)法案也有一定的牽制力量。因此“有事法制”只能在極其秘密的狀態(tài)下進行“暗箱操作”，且始終處于“準備階段”。
　　 “有事”法案話題之公然提出探討和爭論，可以說是在1990年海灣戰(zhàn)爭以后。當時，以“國際貢獻”為名，高舉“聯(lián)合國”旗幟的自民黨干事長小澤一郎及其智囊們向日本民眾游說的基本論調有三：1.作為經濟大國，日本必須扮演與其國力相匹配的角色，為國際社會作出相應的貢獻，日本必須出錢出力(派兵)，從而爭取成為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2.戰(zhàn)后的國際秩序是日本打敗仗時建立起來的，當時日本沒有發(fā)言權。現(xiàn)在是日本參與國際政治新秩序“千載難逢的良機”，日本應該趁機突破現(xiàn)有受制于和平憲法的條條框框。3.戰(zhàn)后日本人危機意識淡薄，陷入“一國和平主義”(即只有日本一國在執(zhí)行和平主義)的泥坑，日本必須加強國民的危機意識和建立國家的危機管理體制。
　　換句話說，不管是從滿足國民的大國夢(第一個戰(zhàn)略目標是爭取成為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還是從積極插手國際事務、參與國際“新秩序”的強烈欲望或者保衛(wèi)國家的角度來看，日本都不能不與“一國和平主義”訣別。說得更加具體一些，修憲、派兵和做好一切應付危機的準備工作是刻不容緩的。“有事法制”無疑正是同時實現(xiàn)上述目標的一個精心策劃的重要步驟。
　　
　　日本國內喪失制衡力量
　　
　　在官方與媒體利用海灣危機，傾其全力抨擊“一國和平主義”，鼓吹擔任“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滿足日人的大國夢)，以及渲染“日本安全受到威脅”的輿論攻勢下，戰(zhàn)后談戰(zhàn)色變的日本人大大地動搖了對“和平憲法”擁護的信念。但要一步到位，廢除幾乎已成為戰(zhàn)后國民共識的“和平憲法”也不那么容易。1990年11月，海部內閣向國會提出的《聯(lián)合國和平合作法》之所以最終被迫成為廢案，說明了當時日本民眾對當局有意派兵的大小動作還存有疑慮和戒心。
　　日本政界對包括今日的“有事法制”等派兵法案全面喪失牽制力量，可以說是在1993年細川護熙成立名為“非自民聯(lián)合政府”（實為自民黨政權的延長與發(fā)展）之后。1994年，社會黨委員長村山富市率領該黨投奔40年的勁敵自民黨，成立名為“村山內閣”、實為自民黨操縱的三黨聯(lián)合政府，更標志著日本政壇進入“總執(zhí)政黨化”與“總保守化”的時代。在這之后的日本政壇，不管是反對黨陣營的領導權或者執(zhí)政黨都被自民黨人或前自民黨人所囊括。而最大的輸家則是社會黨。該黨不僅拋棄了建黨以來所有自我標榜的基本方針與口號，包括反對日美安保條約與堅決擁護和平憲法等，最后連起家的“社會黨”老字號也收藏起來，易名為社會民主黨。
　　可以這么說，1993~1994年以后的日本政壇基本上就是自民黨人化整為零或化零為整，或者說自民黨人不同派系化為不同黨名(包括石原慎太郎之流的“無黨派”)合縱連橫的政治游戲。借用各黨派相互責罵的話來說，當今日本政壇的局面是：各黨派之間的離離合合，只有權力與欲望之爭，而無政策與綱領之別。
　　針對眾議院出席議員90%支持官方提出的“有事”三法案，執(zhí)政黨的頭頭們和不少媒體都在大加頌贊第一反對黨民主黨的“負責任態(tài)度”，并希望今后能通過兩大黨協(xié)商(實際上是日人所說的相互勾結的“談合”)的方式決定日本今后的走向。不少報章還特地標出“民主黨內無人造反”的標題。
　　 民主黨內誰會造反呢?出身自民黨、在黨內位處優(yōu)勢，舉足輕重的前自民黨人當然不會反對。就以該黨前代表人物鳩山由紀夫來說，他對修憲之熱忱與積極態(tài)度，并不亞于推銷“普通國家”論的小澤一郎或者今日趾高氣揚、準備統(tǒng)帥三軍的首相小泉純一郎。至于游離于黨內各派系之間，以“無黨派”和“庶民派”為賣點的黨的代表人物菅直人，雖然手持“人權”和“人道”旗幟，卻只有“形象”而沒有實力，更談不上什么政策與綱領。
　　
　　進入“翼贊政治”時代
　　
　　實際的情況是：執(zhí)政的自民黨，與以自民黨出身者為中心，再加上看法和自民黨人接近的前社會黨人及徒有“庶民派”形象的菅直人等組成的第一反對黨民主黨相互勾結，步入舉國一體的“翼贊政治”的門檻。
　　在“有事法制”三法案獲得通過、日本首相可以以“有事”為名，隨時指揮三軍迎擊“敵人”乃至先發(fā)制人后，一部分日本媒體也已經開始在為當局拋棄“專守防衛(wèi)”的基本政策鳴鑼開道，做好輿論的準備。10年半前打破禁忌、推出“憲法修正試案”、大造修憲輿論的《讀賣新聞》不久前就以“北朝鮮威脅”為名發(fā)表社論，主張對“專守防衛(wèi)”的內容進行檢討和深入的探討。這家發(fā)行量最大的日本大報還引述內閣副秘書長安倍晉三(前首相岸信介的外孫)的談話指出，隨著武器的進步、戰(zhàn)術與戰(zhàn)略的改變，1970年以來日本對內對外誓言推行的“專守防衛(wèi)”政策的內涵與范圍應該有所改變。弦外之音是自衛(wèi)隊的“專守防衛(wèi)”應該與時俱進，而不一定要限于日本領土、領空和領海的范疇。與此同時，一部分自稱為“新保守主義者”的政界人士已躍躍欲試，放出“以核還核”的日本“核武裝”論調。
　　 在“有事”三法案通過后，小泉首相之所以連憲法最后的遮羞布也索性扔掉，興奮地聲稱自衛(wèi)隊實際上就是(憲法禁止的)軍隊，看來并非只是狂人狂語，而是蘊藏著更深一層的戰(zhàn)略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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