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概只有在極端缺乏或者極端富足中,才開始尋求意義,才開始執(zhí)著,才開始夢想。不論是為了什么由頭。恩情,可以;愛情,當然;國家?為什么不! 　　 　　電影過半,我忍不住對身邊的朋友說,今天大概不會有這樣的人了吧。
　　銀幕上,李重光對阿四說的那句話是:阿四,你說你閉上眼,滿腦子都是阿純,我閉上眼,滿腦子都是中國的明天。然后李重光顫抖著倒數(shù)時間,迎接他活了十七年所要等待的那一個小時。
　　這是《十月圍城》里最為煽情的場景之一。事實上,如果整部戲不是那么刻意煽情,我想我可能會更加喜歡它。而陳可辛對此給大陸觀眾的解釋是:“因為你們從小老師都說要愛國……而我心里的愛國真的就是發(fā)自內(nèi)心,因為我們從小沒國可愛,所以我們對愛國有種夢想。”
　　也許正是因為出于這樣一個完全不同的教育和文化背景,所以當梁家輝們慷慨陳詞卻沒有觀眾笑場時,我?guī)缀跻�覺得那是一個奇跡。
　　十多年前,我的一個大學老師常常喜歡在課堂上用“無名”一詞來描述20世紀90年代后的文學�！盁o名”是相對于“共名”講的,說的是價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狀態(tài),后者意味著有個重大而統(tǒng)一的時代主題。他惋惜地說,在“無名”時代,不太可能出現(xiàn)偉大的作家,只可能有優(yōu)秀的作品。我到現(xiàn)在才真正體會出這“無名”里所包含的失落,特別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在這個時代,你是無法為理想再增添一些什么的。
　　我周圍的朋友,三十歲以上的,大部分已經(jīng)把夢想留給了下一代;二十多歲的,也不敢有自己的夢想。七成的80后年輕人被高房價壓著抬不起頭,這是新聞里的統(tǒng)計;而一個剛剛參加工作的女孩子跟我說,看看她周圍的同學朋友,至少有九成。
　　同樣地,也沒有了執(zhí)著。我的朋友調(diào)侃這部電影說,要是當年有Email就什么都解決了,哪用這樣興師動眾�，F(xiàn)代科技的確在很多方面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改變了我們的觀念,用迅捷替代了持久。有了Email,誰還需要遙寄家書?有了手機,誰還需要思念和詩歌?一個網(wǎng)絡把遠的近的了解的不了解的都端到面前,又有誰還會面對弱水三千執(zhí)意只取一瓢?
　　人大概只有在極端缺乏或者極端富足中,才開始尋求意義,才開始執(zhí)著,才開始夢想。不論是為了什么由頭。恩情,可以;愛情,當然;國家?為什么不!
　　對那些硬邦邦的口號和血淋淋的革命總是心生懷疑和恐懼,雖然無名狀態(tài)下長大的我,并沒有真正面對過革命。但人在那樣的環(huán)境里很容易變得激動,變得群體無意識是個不爭的事實,就像巴特爾演的那個少林和尚,一熱血就沸騰了。然而到底為了什么?阿四不明白,李重光也不明白,他的父親李玉堂也不明白,甚至包括他的老師陳少白――他說,“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然而西方文明舶來中國,無不掐頭去尾,就像魯迅先生說的,什么都會走樣。沒有人記得那個無所不在又不明所以的“天”。革命并未如陳少白所言,換來李重光這一代的幸福,反而犧牲了他們的性命。也許,那就是孫中山說的“欲求文明之幸福”所必不可少的代價。
　　但什么是文明之幸福呢?
　　戲的末尾,黑底白字羅列了接下來各地的起義,直至清朝被推翻。那一大段史實,映照著先輩的理想,似乎仍缺乏說服力。這讓人不由想起《耶利米書》里的話――
　　他們輕輕忽忽地醫(y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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