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的興起,帶我們走進明星時代,但凡有點出格能力的,都可以成為明星,丑如“鳳姐”,近妖之“芙蓉”,哪怕一只章魚,都能成為某領域的明星。 　　 　　我們被媒體的娛樂精神不斷地調高忍受極限,甚至允許挑戰(zhàn)我們的道德底限,從一個“門”到另一個“門”,樂此不疲,對這重口味的信息癖好,真不知是如何演變而來的。有一個說法,凡是令人快樂的,多半是令人痛苦的,正常的如香煙、酒精,在快樂中傷人無形,反常如毒品,不僅傷人更能使心死。我們在各類明星迭出中娛樂自己,并不斷沉溺這類如香煙、酒精的快樂,不知道何日會去追求如毒品的快樂。我們的關注在不斷地促使媒體去造我們需要的明星,用來娛樂自己,也引來更多的挑戰(zhàn)者,以各種極限方式搏名,這種惡性的循環(huán),往往要到社會無法忍受才能罷休。
　　其實,社會中也不乏這種“明星”,90后大學生群體舍身救人的事跡曾引多少人熱淚,更多生生死死的愛的故事也曾讓我們扼腕嘆息,但這些以生命為代價的“明星”實在太沉重,沉重得讓我們要迅速地淡忘他們。
　　文強終于伏法,這位江湖老大印證了《無間道》的經(jīng)典臺詞,“出來混,遲早要還的”。一官貪腐,百人身陷,幾乎風聲鶴唳。而此起彼伏的貪官們也如同顆顆“明星”,我們在他們身上尋找一切與欲望相關的故事,像熱愛舔食強烈味道的昆蟲一樣,全然不顧地羨慕嫉妒,這時的我們全然沒有任何道德底限,說白了,除了不要給我們機會成為這種“明星”,沒有其他可以感召我們的。
　　惡行千里眾人傳,善舉片刻全民忘,有時真的受不了這種貪官“明星”的折磨,他們帶給我們的黑暗感,幾乎令人窒息,也實在接受不了這類無官不貪的揣測,畢竟他們不是“鳳姐”和“芙蓉”,可以在笑談間,雖傷大雅無礙大局,這些位高、權重、才雄者,動輒鎮(zhèn)一方,輕則制一局,哪個貪官腳下又沒有平民的呻吟。
　　就“相對論”來說,當世間出大惡,則國必有大善,按這個理論,有多貪的官,相對應也就有多好的官,只是我們的媒體與關注沒有讓這些鼓舞我們的官們也成為“明星”,如仇和的春城新政,還有王曉樺的大名縣自我限權與破除官場潛規(guī)則的改革,這些“官明星”們讓我們看到了希望,在印證社會“相對論”的同時,讓我們備感欣慰。也許有人說,就這一二個而已,官員階層已經(jīng)整體腐朽,并舉身邊實例說明,但反過來看,這些“官明星”背后的支持者是誰?文強斷然不允手下有這等正人的,所以,基本上這些“官明星”以上的官鏈中也有正人,而這正是最值得高興的事情,有貪腐之窩案,也有良吏如林,好歹也能制衡一下。
　　我們的社會有諸多問題其實都源于我們自己,孩子的理想就是最好的例子,一個要做貪官的理想不光是社會所能給的,定然有來自家庭的舉止言談,相信沒有一個家長會這樣教育孩子,但在我們的生活中,痛恨特權而又羨慕特權,嫉妒別人貪腐又恨自己沒有機會的時候,這個做貪官的理想已傳給了孩子。
　　種下希望收獲幸福,種下欲望收獲痛苦,讓我們率先覺醒吧,去多關注我們的“官明星”們,讓這種關注也成為潮流與時尚,并引導媒體去傳播他們的故事,以此在我們的孩子身上種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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