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生前有無著作出版，從前是謎 　　最早談論李大釗著作的，是1962年著名文學史家唐?先生的《書話》，開篇第一章，說的就是李大釗的《守常全集》。李大釗，字守常。唐?先生在書中說：“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英勇就義，當時就曾計劃過為他編印選集，可是在那個社會里，荊棘遍野，豺狼當?shù)�，又哪里容得了歡呼新世紀的聲音呢？1933年，他遇難六周年的時候，北京人民在地下黨的支持和領(lǐng)導下，發(fā)起為大釗同志募捐，并舉行公葬�！妒爻Ｎ募返母遄右彩窃谶@個時候編定。原稿分上下兩卷，收論文30篇。魯迅先生寫過一篇《題記》，后來編入《南腔北調(diào)集》，文后加上一段短短的附識�！边@部文集，一開始人們想送當時的群眾書局出版，魯迅先生不同意送審，免得李大釗先生的文章在審查官那里“受刑”，同時北京的一些人，也認為群眾書局出版社名氣太小，不如送大出版社好，于是送當時上海商務印書館。這一送，正如魯迅所料，杳無音信。書稿要回以后，就存在了當時北新書局。抗戰(zhàn)爆發(fā)，人們于是又想起應該把這個文集出版出來，書名改了一下就叫《守常全集》，1939年托名社會科學研究社出版。書出來以后，馬上就又遭到租界當局的禁止，已經(jīng)印好了的書都被沒收了，可以說李大釗的這部文集，形式上雖然出版了，效果上又等于沒有出版。由此可見在當時白色恐怖條件下，李大釗著作和遺篇的收藏、整理、出版不僅十分艱難，而且十分不易。又過了十年整，1949年上海解放，好在書版保存得還比較完好，于是就以《守常文集》之名出版了原稿中的一部分內(nèi)容。
　　不僅文集出版如此富有傳奇色彩，李大釗的生前專著及遺篇的收藏更是如此。
　　唐?《書話》出版后，引起眾多現(xiàn)代史學家對李大釗作品存世遺留的關(guān)注，他們陸續(xù)向編輯部（北京出版社）寄送信函，就李大釗先烈遺著編錄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主要反映在尋找李大釗遺篇，其中最難尋覓的是專著和演講記錄。當時在講述李大釗的相關(guān)文字中，都沒有提到過李大釗生前的史學名著《史學要論》，有的雖然提到了，但是把書名誤記為《史學概論》，這種情況，我們看后來編纂的《李大釗全集》，相關(guān)目錄都反映不出李大釗生前著有并出版了《史學概論》一書。可讓人們無奈的是，就是翻遍了公私所藏圖書，挖地三尺也找不到那部被誤記為《史學要論》的著作。
　　李大釗生前有無專著出版，竟成一謎。
　　一部珍藏，謎底揭穿
　　秦杰收藏的李大釗生前專著，最可珍貴者就是這部《史學要論》。這部書192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被收入當時著名的百科小叢書之中，它是李大釗在史學上的代表性著作。1964年編纂《李大釗選集》，因為上述原因沒有發(fā)現(xiàn)它，所以選集中沒有收。1998年編纂《李大釗全集》時，他聽說以后，決定還是把這樣一部珍貴的書捐獻出來，為李大釗全集的編纂，盡一份愛書人的綿薄之力。沒想到的是，這部書受到李大釗之子、原中顧委常委、原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行長、《李大釗全集》編纂委員會主任李葆華同志的高度贊揚，他還親筆書寫“珍貴文物”四個大字。1998年商務印書館，印行“商務百年百種經(jīng)典名著”，將這部74年前的圖書收入其中。
　　在編纂《李大釗全集》時，秦杰同時還向其提供另外兩種李大釗遺篇珍本，一部叫作《中國大學學術(shù)講演集（第一集）》，此書為1923年中國大學編。另一冊名叫《1939年燕京大學近代文編》，李葆華稱這份書信文物為“日寇鐵蹄下留存的文物”，繼而破格將他吸收入“李大釗研究會”。秦杰也因為收藏李大釗早期珍本而成為“李大釗研究會”中唯一的不是專家、學者的研究會員。后來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的時候，這4冊珍籍參展并獲金獎；2005年在“潘家園紅色的回憶”展上亮相時，許多紅色藏書的朋友都贊嘆為“足可鎮(zhèn)堂”。
　　
　　李大釗、周恩來密會有記錄
　　很多歷史書上都說，周恩來當年來北京與李大釗見過面，但都沒有說明來自何處文獻。在秦杰收藏的與李大釗生平事跡有直接關(guān)系的藏品中，有一件文獻《少年中國》，它當時的發(fā)行量在5000份左右。1921年后，一共出4卷。它由少年中國學會創(chuàng)辦，學會發(fā)起于五四愛國運動之前的1918年6月30日，成立于五四愛國運動之后的1919年7月1日。它是五四時期成立最早、人數(shù)最多、分布最廣、歷時最久、影響最大的一個團體。李大釗是少年中國學會的發(fā)起人之一，也是學會的靈魂人物�！渡倌曛袊窞槠錂C關(guān)刊物，月刊，編輯主任即李大釗，1919年7月1日在北京創(chuàng)刊。毛澤東、惲代英、鄧中夏、楊賢江、高君宇、李達(鶴鳴)、黃日葵、繆伯英、蔡和森、趙世炎、張聞天、沈澤民等先后參加了這個組織。
　　北大校長蔡元培曾說過：“現(xiàn)在各種集會中，我覺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因為他的言論，他的行動，都質(zhì)實得很，沒有一點浮動與夸張的態(tài)度。”
　　《少年中國》內(nèi)容主要為兩大部分，一是會員所寫的自然科學、文學、社會學和哲學論著；另一部分是會務報告、會務消息和會員通訊。
　　《少年中國》前一部分內(nèi)容不提，就說其每期后半部內(nèi)容，雖然比前面的要短很多，因為它記錄的都是當時實際發(fā)生的事情、事件，具有很高的歷史文獻價值。對于了解李大釗等早期共產(chǎn)黨人的活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少年中國學會活動的主要地點，就在李大釗主持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從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當時學會的絕大多數(shù)會議和主持都有李大釗參與其間，這為研究李大釗生平事跡，尤其是為修訂李大釗年譜，提供了非常準確的文獻依據(jù)。特別是《少年中國》（第二卷第四期）會員通訊中，有這樣一段記載了1920年8月16日，李大釗和周恩來在北京陶然亭公園會晤，這是李周生平第一次見面的準確記錄。秦杰把這份珍貴的記錄貢獻也給了《李大釗全集》，并被列為重要的附錄。
　　秦杰跟我講了一個李大釗題外的紅色文物故事，那是2004年8月，北京報國寺文化收藏品市場上，突然浮現(xiàn)出7冊《少年中國》。雖然僅僅是零本，不是全份兒，你可別小看這類另本散冊，就這7冊零本里面，藏著十分珍貴的東西。1920年毛澤東住在哪里？這不僅僅是一個領(lǐng)導人過去住所的問題。這幾本老雜志中的《少年中國》第一卷第8期，是詩學研究號，現(xiàn)在人一看這名字，會以為是研究詩歌的，然而其價值在后面。這期是1920年2月15日出版的，第68頁有“加入新會員3人”的名單，其中收錄有毛澤東，不僅只有個名字，而且還有毛澤東當年的通信地址，“毛澤東 潤之 湖南 長沙馬王街修業(yè)學校 文科”。這冊秦杰說他沒有遇上，是個遺憾，可是被他的紅色文物收藏家朋友金鐵華先生一眼相上了，二話沒說2000元拿下。秦杰說自己沒有得到這件珍品，不遺憾，在朋友手里，知道東西在哪兒，隨時能看看，心滿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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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wenna@yeah.net
　　
　　秦杰與筆者同歲，55歲，早在1974年就開始收藏。秦杰說：“我是一名普通黨員，對紅色文物情有獨鐘�！逼渲兴崽鹂嗬保贋槿酥�。為了收藏一件紅色文獻，手里的錢不夠，他把自己剛買的一輛嶄新的鳳頭自行車給了賣主。還有一回，路遇一人賣一套毛澤東選集，當時他沒帶錢，順手摘下手腕上的金表送給了對方。
　　在他擁有的文物級藏品中，有一組20世紀二三十年代李大釗生前出版的著作4冊。其中李大釗之史學著作《史學要論》，更具傳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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