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字芝生,河南唐河人,著名哲學家,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其女宗璞,當代女作家,生在北京。幼承家學,就讀清華大學附屬成志小學。抗戰(zhàn)爆發(fā),隨父赴昆明,就讀西南聯大附屬中學。1945年回北京。1946年入南開大學外文系,1948年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曾就職于中國文聯、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本文系宗璞對生活中的父親馮友蘭的點滴回憶。
　　
　　在清華,父親管選詩,母親管背誦
　　
　　清華園內工字廳西南,有一片小樹林,這里藏著一段歷史和一段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記憶。幼時覺得這里樹高草密,一條小徑彎曲通過,很是深幽,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樹林的西南有三座房屋,當時稱為甲、乙、丙三所。甲所是校長住宅。最靠近樹林的是乙所。乙所東、北兩面都是樹林,南面與甲所相鄰,西邊有一條小溪,溪水潺潺,流往工字廳后荷花池。我們曾把折好的紙船涂上蠟,放進小溪,再跑到荷花池等候,但從沒有一只船到達。
　　1928年10月,父親到清華工作,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先在南院十七號居住,1930年4月遷到乙所。從此,我便在樹林與溪水之間成長�？箲�(zhàn)時,全家隨學校去南方,復員后回來仍住在這里。我從成志小學、西南聯大附中到清華大學,已不覺樹林有多么高大,加上溪水逐漸干涸,這里已不再只是兒時的快樂天地,而有著更豐富的內容。1952年院系調整,父親離開了清華,以后不知什么時候,乙所被拆掉了,只剩下這一片青草覆蓋的地方。
　　在乙所的日子是父親最有創(chuàng)造性的日子。除教書、著書以外,他一直參與學校的領導工作。1929年任哲學系主任,從1931年起任文學院院長。當時各院院長由教授會選舉產生,每兩年改選一次。父親任文學院院長長達十八年,直到解放才卸去一切職務。十八年的日子里,父親為清華文科的建設和發(fā)展作出了哪些貢獻,現在還少有研究。我只是相信學富五車的清華教授們是有眼光的,不會一次又一次地選出一個無作為、不稱職的人。
　　在清華校史中有兩次危難時刻。一次是1930年,羅家倫校長離校,校務會議公推父親主持校務,直至1931年4月吳南軒奉派到校。又一次是1948年底,臨近解放,梅貽琦校長南去,校務會議又公推父親為校務會議代理主席,主持校務,直到1949年5月。世界很大,人們可以以不同的政治眼光看待事物。父親后來的日子是無比艱難的,但他在清華所做的一切無愧于歷史的發(fā)展。
　　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他愛學生。他認為清華學生是最可寶貴的,應該不受任何政治勢力的傷害。他居住的乙所曾使進步學生免遭逮捕。1936年,國民黨大肆搜捕進步學生,當時的學生領袖黃誠和姚依林躲在我家,平安度過了搜捕之夜,后來出版的《姚依林傳》也記載了此事。據說當時黃誠還作了一首詩,可惜沒有流傳。臨解放時,又一次逮捕學生,女學生裴毓蓀躲在我家天花板上。記得那一次軍警深入內室,還盤問我是什么人。后來為安全計,裴毓蓀轉移到別處。70年代,毓蓀學長還寫過熱情的來信。
　　學者們年事日高,總希望傳授所學,父親也不例外。但新中國成立后他的定位是被批判對象,怎敢擴大影響?但在內心深處,他有一個感嘆,一種悲哀,那就是他說過的八個字:“家藏萬貫,膝下無兒”,形象地表現了在一個時期內,我們文化的斷裂�？梢詰c幸的是這些年來,“三史”、“六書”俱在出版。一位讀者來信,說他明知馮先生已去世,但他讀了“貞元六書”,認為作者是不死的,所以信上的上款要寫作者的名字。
　　父親對我們很少訓誨,而多在潛移默化。他雖然擔負著許多工作,和孩子們的接觸不很多,但我們卻感到他總在看著我們,關心著我們。記得一次和弟弟還有小朋友們一起玩。那時我們常把各種雜志放在地板上鋪成一條路,在上面走來走去。不知為什么他們都不理我了。我們可能發(fā)出了什么響聲,父親忽然叫我到他的書房去,拿出一本唐詩命我背,那就是我背誦的第一首詩,白居易的《百煉鏡》。這些年我一直想寫一個故事,題目是《鑄鏡人之死》。我想,鑄鏡人也會像鑄劍人投身入火一樣,為了鏡的至極完美,縱身跳入江中(“江心波上舟中制,五月五日午時”),化為鏡的精魂。不過又有多少人了解這鑄鏡人的精神呢。但這故事大概也會像我的很多想法一樣,埋沒在腦海中了。
　　此后,背詩就成了一個習慣。父母分工,父親管選詩,母親管背誦,短詩一天一首,《長恨歌》、《琵琶行》則分為幾段,每天背一段。母親那時的住房,三面皆窗,稱為玻璃房。記得早上上學前,常背著書包,到玻璃房中,站在母親的鏡臺前,背過了詩才去上學。
　　乙所中的父親工作順利,著述有成。母親持家有方,孩子們的讀書聲笑語聲常在房中飄蕩。這是一個溫暖幸福的家。這個家還和社會聯系著,和時代聯系著。不只父親在復雜動亂的局面前不退避,母親也不只關心自己的小家。1933年,日軍侵犯古北口,教授夫人們趕制寒衣,送給抗日將士。1948年冬,清華師生員工組織了護校團,日夜巡邏,母親用大鍋熬粥,給護校的人預備夜餐。一位從聯大到清華的學生,許多年后見到我時還說:“我喝過你們家的粥,很暖和�！敝笾嗍切∈�,不過確實很暖和。
　　
　　在蒙自,馮家的炸醬面很好吃
　　
　　對我的父親――馮友蘭先生來說,蒙自是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
　　1938年春,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從暫駐足的衡山湘水,遷到昆明,成立了西南聯合大學。因為昆明沒有足夠的校舍,文、法學院移到蒙自,停留至8月。我們住在桂林街王維玉宅。那是一個有內外天井、樓上樓下的云南民宅。一對年輕夫婦住樓上,他們是陳夢家和趙蘿蕤。我們住樓下。在樓下的一間小房間里,父親修訂完畢《新理學》,交小印刷店石印成書。
　　《新理學》是父親哲學體系的奠基之作。初稿在南岳寫成。自序云:“稿成之后,即離南岳赴滇,到蒙自后,又加寫《鬼神》一章,第四章第七章亦大修改,其余各章字句亦有修正。值戰(zhàn)時,深恐稿或散失。故于正式印行前,先在蒙自石印若干部,分送同好�！贝思礊樽畛醯摹缎吕韺W》版本。其扉頁有詩云:“印罷衡山所著書,躊躇四顧對南湖。魯魚亥豸君休笑,此是當前國難圖�！睋�兄長馮鐘遼回憶,父親寫作時,他曾參加抄稿。大概就是《心性》、《義理》和《鬼神》這幾章。我因年幼,涂鴉未成,只能搗亂,未獲準親近書稿。
　　《新理學》石印本現僅存一部,為人民大學石峻教授所藏。紙略作黃色,很薄。字跡清晰。這書似乎是該在煤油燈或豆油燈下看的。
　　蒙自是個可愛的小城。文學院在城外南湖邊,原海關舊址。據浦薛鳳記:“一進大門,松柏夾道,殊有些清華工字廳一帶情景。故學生有戲稱昆明如北平,蒙自如海淀者�！备赣H每天到辦公室,我和弟弟鐘越隨往。我們先學習一陣(似乎念過《三字經》),就到處閑逛。園中林木幽深,植物品種繁多,都長得極茂盛而熱烈,使我們這些北方孩子瞠目結舌。記得有一段路全為薔薇花遮蔽,大學生坐在花叢里看書,花叢暫時隔開了戰(zhàn)火。幾個水池子,印象中陰沉可怖,深不可測,總覺得會有妖物從水中鉆出。我們私下稱之為黑龍?zhí)�、白龍�(zhí)丁ⅫS龍?zhí)定D―不知現在去看,還會不會有這樣的聯想。
　　南湖的水頗豐滿,柳岸荷堤,可以一觀。有時父母親攜我們到湖邊散步。那時父親是四十三歲,半部黑髯(胡子不長,故稱半部),一襲長衫,飄然而行。父親于1938年自湘赴滇途經鎮(zhèn)南關折臂,動作不便,乃留了胡子。他很為自己的胡子長得快而驕傲。當年聞一多先生參加步行團,從長沙一步步走到昆明,也蓄了胡子。聞先生給家人信中說:“此次搬家,搬出好幾個胡子。但大家都說,只我和馮芝生的最美�！�
　　記得那時有些先生的家眷還沒有來,母親常在星期六輪流請大家來用點家常飯。照例是炸醬面,有攤雞蛋皮、炒豌豆尖等菜肴。以后到昆明也沒有吃過那樣好的豌豆尖了。記得一次聽見父親對母親說,朱先生(朱自清)警告要來吃飯的朋友說,馮家的炸醬面很好吃,可小心不可過量,否則會脹得難受。大家笑了半天。
　　在那戰(zhàn)火紛飛的年月,學生常有流動。有的人一腔熱血,要上前線;有的人追求真理,奔赴延安。父親對此的一貫態(tài)度還是1937年抗戰(zhàn)前在清華時引用《左傳》的那幾句話:“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捍牧圉?”奔赴國難或在校讀書都是神圣的職責,可無論做什么都要做好。
　　清華第十級在蒙自畢業(yè),父親為畢業(yè)同學題詞:“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第十級諸同學由北平而長沙衡山,由長沙衡山而昆明蒙自,屢經艱苦,其所不能,增益蓋已多矣。書孟子語為其畢業(yè)紀念�！�
　　1988年第十級畢業(yè)五十年,要出一紀念刊物。王瑤(第十級學生)教授來請父親題詞,父親題詩云:“曾賞山茶八度花,猶欣南渡得還家。再題冊子一回顧,五十年間浪淘沙!”
　　歲月流逝,滾滾不盡。哲人留下的足跡,讓人長思。
　　
　　想起父親的九十華誕
　　
　　1985年12月4日,是父親九十壽誕。我們家本來沒有慶壽習慣。母親操勞一生,從未過過一次生日。自進入80年代,生活漸穩(wěn)定,人不必再整天檢討,日子似乎有點滋味;而父親漸屆耄耋,每一天過來都不容易。于是每逢壽誕,全家人總要聚集。父親老實地坐在桌前,戴上白飯巾,認真又寬宏地品嘗每一樣菜肴,一律說好。我高興而又擔心,總不知明年還能不能有這樣的聚會。
　　一年年過來了。從夏天起,便有親友詢問怎樣辦九十大慶。也有人暗示我國領導人是不過生日的。我想一位哲學家可以不必在這一點上向領導看齊。與其在追悼會上頌揚一番,不如在祝壽時大家熱鬧歡喜�；畹骄攀畾q畢竟是難得的事。我那久居異國的兄長鐘遼,原也是詩、書、印三者兼治的,現在總懷疑自己的中國話說得不對,早就“聲稱”要飛越重洋,回來祝壽;父親的學生、《三松堂自序》筆錄者、《三松堂全集》總編纂涂又光居住黃鶴樓下,也有此志。北京大學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湯一介等全體同人,熱情地提出要為父親九十壽誕舉行慶祝會。父親對此是高興的,我知道。
　　記得1983年12月,北京大學哲學系為父親慶祝執(zhí)教六十周年時,當時北大校長張龍翔和清華副校長趙訪熊兩先生都在致詞中肯定了父親的愛國精神,肯定了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從美國趕回,是愛國的行動,并對他六十年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作了好的評價。老實說,三十多年來,從我的青年時代始,耳聞目睹,全是對父親的批判。父親自己,無日不在檢討。家庭對于我,像是一座大山壓在頭頂,怎么也逃不掉。在新中國移去了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后,不少人又被自己的家庭出身壓得喘不過氣來。我因一直在中央機關工作,往來盡有識之士,所遇大體正常。但有一個在檢討中過日子的父親,并不很輕松。雖然他的檢討不盡悖理,雖然有時他還檢討得很得意,自覺有了進步。
　　我第一次聽到對父親過去行為的肯定而不是對他檢討的肯定時,老實說,驟然間,我如釋重負。這幾年在街上看見花紅柳綠的穿著,每人都有自己的外表,在會上聽到一些探討和議論,每人都有自己的頭腦,便總想喊一聲:哦!原來生活可以是這樣。在如釋重負的剎那,我更想喊一聲:幸虧我活著,活過了“文化大革命”,活到今天!
　　一位九十歲哲學老人活著,活到今天,愈來愈看清了自己走過的路,不是更值得慶賀嗎?他活著,所以在這年12月4日上午舉行了慶祝會。會上有許多哲學界人士熱情地評價了他在哲學工作上的成就,真心實意地說出了希望再來參加“茶壽”的吉利話。茶字拆開是一百零八,我想那只是吉利話,但是真心實意的吉利話�，F在人和人的關系不同了。人和人之間不再只是揭發(fā)、斗爭和戒備,終日如臨大敵,而也有了互相關心和信任,雖然還只是開始。人們彼此本來應該這樣對待。
　　在會上還聽到哲學系主任黃?森的發(fā)言。他說:“在解放前夕,馮先生擔任清華校務會議代理主席,北平解放后,他把清華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這是一個功績�！蔽覀冇质堑谝淮温牭竭@樣的肯定。這次不再如釋重負,而是有些詫異,有些感動。父親后來說:“當時校長南去,校務會議推選我代理主席,也沒有什么大機智大決策,只是要求大家堅守崗位,等候接管。這也是校務會議全體同人的意思。現在看來,人們的看法愈來愈接近事實。這是活到九十歲的好處�！�
　　這天,我們還舉行了一次壽宴,請了不少親友參加。父親的同輩人大都在八十歲以上了。我平素不善理事,總有不周到處,這次也難免。但看到大紅綢上嵌有鐘鼎文壽字的壽幛,看到坐在壽幛前精神矍鑠的父親,旁邊有哥哥認真地為他夾菜,我相信沒有人計較不周到。大家都興高采烈。壽,人人喜歡;老壽翁,也人人喜歡。那飄拂的銀髯,似乎表示對人生已做了一番提煉,把許多本身的不純凈,或受到的誤解和曲解都洗去了,留下了閃閃的銀樣的光澤。
　　“為天下的父母,喝一口酒�！蔽艺f。
　　有的父母平凡,有的父母偉大。就一個家庭來說,不論業(yè)績如何,每位父母如果年屆九十,都值得開一個慶祝會。
　　
　　那難忘的囑托
　　
　　馮友蘭先生――我的父親,于1895年12月4日來到人世,又于1990年12月4日毀去了皮囊,只剩下一?寒灰。在八天前,11月26日20時45分,他的靈魂已經離去。
　　近年,隨著父親身體日漸衰弱,我日益明白永遠分離的日子在迫近,也知道必須接受這不可避免的現實。雖然明白,卻免不了緊張恐懼。在輪椅旁,在病榻側,一陣陣嗆咳使人恨不能以身代之。在清晨,在黃昏,凄厲的電話鈴聲會使我從頭到腳抖個不停。那是人生的必然階段,但總是希望它不會來,千萬不要來。
　　直到親眼見著他的呼吸漸漸急促,血壓下降,身體逐漸冷了下來,直到親耳聽見醫(yī)生的宣布,還是覺得這簡直不可能,簡直不可思議。我用熱毛巾拭過他安詳的緊閉了雙目的臉龐,真的聽到了一聲嘆息,那是多年來回響在耳邊的。我們把他抬上平車,枕頭還溫熱,然而我們已經處于兩個世界了,再無須我操心侍候,再也得不到他的關心和蔭庇。這幾年他坐在輪椅上,不時會提醒我一些極細微的事,總是使我淚下。我的煩惱,他無需耳和目便能了解�，F在再也無法交流。天下耳聰目明的人很多,卻再也沒有人懂得我的一些話。
　　這些年,住醫(yī)院是家常便飯。這一年尤其頻繁。每次去時,年輕的女醫(yī)生總是說要有心理準備。每次出院,我都有驕傲之感。這一次,是《中國哲學史新編》完成后的第一次住院,孰料就沒有回來。
　　那是7月16日,我到人民出版社交《新編》第七冊稿。走上樓梯時,覺得很輕快,真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務。父親更是高興,他終于寫完了。直到最后一個字,都是他自己的,無須他人續(xù)補。同時他也感到長途跋涉后的疲倦。他的力氣已經用盡,再無力抵抗三次肺炎的打擊。他太累了,要休息了。
　　“存,吾順事;歿,吾寧也�！备赣H很贊賞張載《西銘》中的這最后兩句,曾不止一次講解:活著,要在自己恰當的位置上發(fā)揮作用;死亡則是徹底的安息。對生和死,他都處之泰然。
　　父親在清華任教時的老助手、八十八歲的李濂先生來信說:“十一月十四日夜夢恩師伏案作書,寫至最后一頁,燈火忽然熄滅,黑暗之中,似聞恩師與師母說話�！闭�是那天下午,父親病情惡化。夜晚我在病榻邊侍候,父親還能繼續(xù)說幾個字:“是璞嗎? 是璞嗎?”“我在這兒。是璞在這兒�！蔽掖舐暯兴�,撫摸他,他似乎很安心。我們還以為這一次他又能闖過去。
　　從25日上午,除了斷續(xù)的呻吟,父親沒有再說話。他無須再說什么,他的囑托,已浸透在我六十多年的生命里;他的囑托,已貫穿在眾多愛他、敬他的弟子們的事業(yè)中;他的囑托,在他的心血鑄成的書頁間,使全世界發(fā)出回響。
　　父親是走了,走向安息,走向永恒。
　　12月1日,兄長鐘遼從美國回來。原來是來祝壽的,現在卻變?yōu)楸紗�。和母親去世時一樣,他又沒有趕上;但也和母親去世一樣,有了他,辦事才有主心骨。我們秉承父親平常流露的意思,原打算只用親人的熱淚和幾朵鮮花,送他西往。北大校方對我們是體貼尊重的。后來知道,這根本行不通。
　　絡繹不絕的親友都想再見上一面,不停地電話詢問告別日期。四川來的老學生自戴黑紗,進門便長跪不起。韓國學人宋兢燮先生數年前便聯系來華,目的是拜見父親�，F在只能趕上無言的訣別�？偛荒芴�不近人情,這畢竟是最后一面。于是我們決定不發(fā)訃告,自來告別。
　　柴可夫斯基哽咽著的音樂伴隨告別人的行列回繞在遺體邊,真情寫在每一個人的臉上。最后我們跪在父親的腳前時,我?guī)缀跸刖瓦@樣跪下去,大聲哭出來,讓眼淚把自己浸透。從母親和小弟離去,我就沒有痛快地哭一場。但是我不能,我受到許多真誠的心的簇擁和囑托,還有許多許多事要做,我必須站起來。
　　載靈的大轎車前有一個大花圈,飾有黑黃兩色的綢帶。我們隨著靈車,駛過天安門。世界依然存在,人們照舊生活,一切都在正常運行。
　　我們一直把父親送到爐邊。暮色深重,走出來再回頭,只看見那黃色的蓋單,它將陪同父親到最后的剎那。
　　兩天后,我們迎回了父親的骨灰,放在他生前的臥室里。母親的遺骨已在這里放了十三年�，F在二老又并肩而坐,只是在條幾上。明春將合葬于北京萬安公墓。側面是那張兩人同行的照片。母親撐著傘,父親的一腳舉起,尚未落下。那是60年代初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在香山偷拍的。當時二老并不知道。攝影者拿這張照片在香港出售,父親的老學生、加拿大籍學人余景山先生恰巧看見,遂將它買下。70年代末方有機會送來。母親也見到了這幀照片。
　　親愛的雙親,你們的生命的輝煌樂章已經終止,但那向前行走的畫面是永恒的。
　　(責任編輯/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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