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對汶川地震報道中多種媒體的表現進行考察，發(fā)現廣播因其特性展現出危機傳播中超乎其它媒體的能力。主張我國應建立以廣播為主導的緊急廣播機制，而政府的適度扶持是廣播發(fā)揮作用的關鍵因素。
　　【關鍵詞】廣播 危機傳播 風險社會 緊急廣播機制
　　
　　信息時代的今天，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以及手機等媒體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我國，與其它電子媒介相比，廣播這一最古老的電子媒介仿佛被慢慢邊緣化，處于弱勢地位，尤其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廣播業(yè)相比更是存在很大差距。[1]但是，廣播的某些特性――如傳遞信息的同步、即時、跟蹤、整合以及救助信息參與的便捷，即時互動，即時實施救助等使得廣播這一大眾傳播媒介在突發(fā)事件當中能夠發(fā)揮其他媒介無法替代的作用。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縣發(fā)生了特大地震，廣播在這次報道中展現出了一種強大能力。在很多技術物質被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尤其在重災區(qū)，電視、互聯網、手機的信息傳播都受到了嚴重影響，獲取外部信息的重任就由廣播來承擔。本文即對突發(fā)公共事件中廣播的傳播作用作一探討，并分析我國建立廣播應急機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大眾傳媒與危機傳播
　　
　　美國學者斯蒂芬?芬克對危機的發(fā)生過程劃分了四個階段：潛伏期、爆發(fā)期、延續(xù)期、痊愈期與評估期。危機發(fā)生的突然性與破壞性越大，人們心中的恐懼就越大，如果政府不能及時、真實地傳遞信息，隨時隨地有可能出現公眾情緒盲動、恐懼，社會秩序出現一時失控的狀況。因此，在危機初始階段應注意把握好危機信息傳播的真實性、時效性和準確性，[2]通過有效途徑進行真實信息的傳播，牢牢掌握應對危機與風險的主動權。
　　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責無旁貸擔當起危機傳播的重要任務。美國傳播學家梅爾文?德弗勒提出的“媒介依賴論”認為，社會發(fā)生重大變化，情況不明時，公眾常常急于通過媒體了解事實真相，而且依賴性明顯增強。
　　我國在2006年1月發(fā)布了《國家突發(fā)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把傳媒納入公共危機管理體系中并對新聞媒體的危機傳播作出了許多明確規(guī)定�！白鳛槿珖�突發(fā)事件的總綱，《應急預案》站在時代的高度，充分反映了當代公共行政的價值取向，體現了政府應對突發(fā)公共事件的新理念”[3]，該《預案》也給媒介提供了更為寬松的傳播環(huán)境。
　　
　　二、地震報道中各種媒體的反應
　　
　　地震發(fā)生后，位于震中的北川、映秀及周邊的綿陽、德陽等幾個重災區(qū)的電力、通信等全部中斷，它們與外界幾乎失去了聯系。每種傳播媒介都在第一次震后迅速做出反應，但因媒介特性及受限條件不同，各種媒體的首次地震報道時間相差較大，且恢復使用情況也有很大差異。
　　
　　圖一
　　
　　1、傳播速度
　　根據圖一可以看出，傳播速度最快捷的應該是互聯網，接下來是廣播，而手機本來應該與互聯網站在一個陣營，卻因為地震時的震區(qū)通訊設備損毀而導致長時間通訊中斷，報紙作為五種大眾傳播工具中時效性最差的媒體自然走在了后面。但是，聯系到震區(qū)的情況――互聯網的通訊光纜在地震中被破壞，災區(qū)人民無法通過互聯網告知外界消息，也無法從互聯網上獲得消息――此時的五種媒體中只剩下廣播是最適合在災區(qū)進行信息傳播的。
　　廣播素有“比電視快30秒”之說，2004年對伊拉克戰(zhàn)爭報道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率先報道戰(zhàn)爭，比中央電視臺快了8分鐘。[8]鑒于此，5月21日凌晨，國家廣電總局要求“災區(qū)各級廣播電視部門按照先無線、后有線，先廣播、后電視，先恢復、后重建的工作原則，做好災區(qū)廣播電視恢復和重建工作�！盵9]這也是充分考慮到了災區(qū)和各種傳播媒體的特性后做出的科學決策。
　　2、信息傳播中各媒體的恢復使用情況
　　地震發(fā)生后，綿陽安縣的廣電局工作人員清理光纖電纜線路，在帳篷里緊急安裝調試播出設施，維修編輯、制作、播出設備，在較短時間內就恢復了應急播出，將中央一套、省一套和當地一套廣播電視節(jié)目傳輸到各鄉(xiāng)鎮(zhèn)，保證了信息的傳遞。[10]但是災區(qū)的各方面救災及重建工作以電力的恢復為關鍵，而電視、互聯網、報紙等大眾媒體的運作也離不開電力，因此，災后各地區(qū)的電力恢復也影響到媒體的恢復使用。
　　
　　三、廣播在危機傳播中的作用
　　
　　汶川地震使除了廣播之外的所有大眾媒介在災區(qū)幾乎全都失去了作用，廣播重新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根據賽立信媒介研究公司的調查，此次地震有超過一半的（53%）受訪者是主要通過廣播了解相關情況，這個比例要遠高于平時人們獲取信息渠道的情況，遠高于報紙（35%）和手機信息（13%）。同時，調查還顯示，在汶川地震發(fā)生以后不到十天時間里，有76%的受訪者有收聽廣播（包括通過網上收聽廣播），這一比例較平時收聽廣播的聽眾比例高出16.8個百分點（2007年全國廣播接觸率為59.2%，賽立信媒介公司調查數據）。在有收聽廣播的受訪者中，有42%的人會通過“時刻留意”災區(qū)的最新消息，33%的人表示“經常留意”，還有25%的人表示“有時會留意”。[11]在此次危機傳播中，廣播確實陪伴著災區(qū)人民渡過了艱難的時刻。
　�。ㄒ唬�廣播傳播克服傳播噪音的優(yōu)勢
　　1949年香農和韋弗在《傳播的數學理論》中提出了一個大眾傳播的模式圖，該模式中引入了“噪音”。噪音不是信源有意傳送而附加在信號上的任何東西。噪音可以有很多種形式，如收音機的靜電干擾，電視等的聲音失真或圖像的變形或變色等。噪音既增加了不確定性也增加了信息。[12]這些噪音的表現形式被歸結為三種類型：語義的、機械的，以及環(huán)境的。[13]在五種媒體中，廣播是三類噪音最少的媒體。
　　此次突發(fā)自然災害造成震中地區(qū)的幾百個鄉(xiāng)鎮(zhèn)的電力、通訊等光纜中斷，從地震那一刻開始這些依靠光纜技術來實現傳播的媒體全都陷于癱瘓狀態(tài)。報紙在災區(qū)是很難出版了，電視也很難在短時間之內恢復正常，互聯網幾乎不在大家的考慮范圍之內，而手機也因通訊繁忙時常中斷。而廣播則是受客觀技術條件限制最低的媒體。因此，在其他媒體都難以開展正常工作的時候，廣播以其不可替代性凸現了在地震發(fā)生后進行危機傳播的首選價值。中國之聲，四川岷江音樂臺、四川城市之音、成都新聞廣播、成都交通廣播、成都經濟頻道、成都文化休閑這些電臺都進行了實時廣播。在新聞及時性方面，聽眾的滿意度評價高達4.2分（滿分為5分）。[14]
　�。ǘ�）廣播在緊急廣播機制中的主導地位
　　德國學者貝克認為，自20世紀后半期人類社會步入后工業(yè)社會，也就進入了風險社會，社會風險不僅來自于自然災害，同時還來自于人的決策與選擇，[15]如事故災害、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等。要從容應對風險、化解危機，政府需要由原來傳統(tǒng)的“常態(tài)管理”轉向“危機管理”，而建立高效科學的信息傳播體系則是危機管理的重中之重。危機傳播，正是整合了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一系列傳播理念和方法運用到危機管理過程中的一種傳播活動，也是政府部門、社會組織、新聞媒體和公眾彼此之間進行信息交流的一種過程和行為。[16]因此，將廣播、報紙、電視、互聯網及手機等主要大眾傳播媒體整合起來，建立一個應急體制是當今世界各個國家處理危機的發(fā)展趨勢。
　　我國在2000年發(fā)布標準GB/T50314-2000《智能建筑設計標準》對大型公共建筑有緊急廣播系統(tǒng)的要求。但是廣電部門尚未制定相關的技術標準。因此我們應該以《國家突發(fā)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為指導，學習其他發(fā)達國家的相對成熟模式，建立以調幅、調頻廣播、地面、有線、衛(wèi)星電視、移動多媒體等廣播通信方式為重要組成部分，并根據具體情況能做到分類型、分級別、分區(qū)域、分人群的緊急廣播機制。[17]考慮到此次地震對其他通信手段的影響，調幅與調頻廣播更應在緊急廣播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實際上此次地震后，國家廣電部門就緊急調集了11部發(fā)射機投入工作，[18]保證了災區(qū)與外部的信息交流。
　　
　　四、政府適度扶持有利于廣播在危機傳播中發(fā)揮作用
　　
　　應對危機與風險需要建立高效的危機傳播系統(tǒng)，它需要社會各相關部門的通力合作，尤其是大眾傳媒的積極參與及高效運轉。但是我國的廣播媒體的積弱現狀影響該體系的建構和有效發(fā)揮作用。
　　（一）廣播在市場競爭中日益邊緣化
　　廣播作為步入電子媒介時代的第一種大眾媒體，曾經輝煌一時�？墒沁M入上個世紀90年代后，電視媒體的崛起擠占了廣播的市場份額，廣播的受眾迅速減少，一度被稱為“弱勢媒體”。然而，近幾年廣播似乎出現了復興的趨勢，國家廣電總局也在三農政策中將對農廣播定為重要一環(huán)，并將2003年確定為“廣播發(fā)展年”。雖然有發(fā)展，但是仍有很大的差距。我國廣播行業(yè)內1000多家播出機構，只有十幾家電臺的年收入過億元，其中90％以上在東部地區(qū)。[19]
　�。ǘ�）廣播在“雙重屬性”的矛盾中艱難前行
　　廣播電視事業(yè)具有政治屬性與經濟屬性的兩個根本性質。
　　兩種屬性之間固有的內在矛盾性，使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媒體難以兼顧二者并在其中尋找到平衡點�；�于政治屬性，媒體對公共利益與新聞價值的肯定與認同，表現的是媒體的價值理性；基于經濟屬性，媒體在市場中追求經濟利益，表現的是工具理性；實際運作中的媒體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斷層現象，在生存與發(fā)展的壓力下，大眾媒體為了廣告利益放棄價值理性而轉向工具理性，導致了媒體自我的人格分裂。[20]
　　政府在對傳播內容實行嚴格控制的同時卻又將媒體的生存完全推向市場，加速了這一分裂的進程。加上現行廣播四級運營體制和地方行政的干預，地方臺際的關系緊張，本來就人員較少、設備不足、經濟實力弱的廣播在競爭中更弱化了。[21]本世紀初開始的組建廣電集團時政府和集團把主要精力更多在電視方面，對廣播很少顧及，導致廣播日益呈現邊緣化的危險傾向。
　�。ㄈ�）政府對廣播事業(yè)發(fā)展的適度扶持
　　在特殊時期，媒體的雙重屬性必須有所偏重。更具體地說，就是經濟屬性要服從政治屬性――在突發(fā)事件面前，媒體是公益性的，公益型的事業(yè)應該有一個主導型的領導――正如李良榮教授所講，“全面地、科學地確認不同媒體的不同屬性；不同屬性發(fā)揮不同的主功能；不同主功能實行不同的管理政策”[22]。
　　小結
　　汶川地震報道證明，廣播在危機傳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我國建立一個以廣播為主導的緊急應急體制應盡早著手，但由于我國廣播業(yè)的現實困境，政府適度扶持與靈活調控就變成了廣播在應急體制中高效發(fā)揮作用的關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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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梁仲民：《應對突發(fā)公共事件的新理念――試析國家突發(fā)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陜西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8月。
　　[4]2008年5月12日14時37分，新浪論壇就出現第一條網帖。
　　[5]2008年5月12日14時55分，成都人民廣播電臺交通文藝頻道主持人向全成都市民報道地震的發(fā)生。
　　[6]2008年5月12日15時，央視新聞頻道播發(fā)第一條消息。
　　[7]2008年5月12日21時，成都當地媒體印發(fā)《號外》散發(fā)到市民手中。
　　[8]張彩、于中廣：《媒介變局中的中國廣播》，《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5年第1期。
　　[9]《廣電總局慰問工作組赴綿陽災區(qū)組織恢復播出工作》，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08年5月22日。
　　[10]《四川災區(qū)在帳篷里的廣播電視臺恢復播出》，慧聰網，2008年5月29 日。
　　[11]《大災之時，廣播凸現重要力量》，智庫在線，2008年5月21日。
　　[12]（美）沃納?賽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頁。
　　[13]（美）約瑟夫?R?多米尼克：《大眾傳播動力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頁。
　　[14]《大災之時，廣播凸現重要力量》，智庫在線，2008年5月21日。
　　[15]馬凌：《新聞傳媒在風險社會中的功能定位》，《新聞與傳播研究》，2007年第4期。
　　[16]鄭保衛(wèi)、鄒晶：《論公共危機事件中的新聞傳播及其策略》，《新聞愛好者》，2008年第1期。
　　[17]陳德林：《緊急廣播概況及我國開展緊急廣播業(yè)務的相關建議》，《廣播與電視技術》，2008年第1期。
　　[18]《地震緊急廣播應學習日本經驗》，《南方日報》，2008年5月17日。
　　[19]《我國約有1%的廣播播出機構年收入過億元》，人民網，2006年5 月5 日。
　　[20]王鳳翔：《廣告主對大眾媒體的影響與控制分析――基于“廣告話語權”視角并以中國醫(yī)藥、保健品廣告為例》，《新聞與傳播研究》，2007年第3期
　　[21]張勉之：《市場化進程中廣播面臨的若干問題》，《中國廣播》，2005年第11期。
　　[22]李良榮：《從單元走向多元――中國傳媒業(yè)的結構調整與結構轉型》，《新聞大學》，2006年第2期。
　�。ㄗ髡邌挝唬何魅A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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