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不景氣必然導致慈善需求的增加和慈善資金供應的縮減，此次經濟衰退也不例外。其波及范圍之廣，危害程度之重及其潛在的時間持續(xù)性，給如何做到妥善經營資金帶來了嚴峻挑戰(zhàn)。 　　眼下工作中所面臨的問題很明確也很棘手：慈善投資供應縮減的同時，慈善投資需求卻在增加。在供應方面，盡管有些專家一再呼吁基金會增加捐贈支付，但富人已沒有富余的財富可捐贈。
　　
　　同樣，企業(yè)基金會的現有慈善資金也在相應減少。事實上，像美聯銀行、雷曼兄弟、美林證券這些慷慨捐贈的企業(yè)已不復存在。大企業(yè)下滑的慈善資本最終將可能通過個人捐贈的形式予以映現。
　　在需求方面，失業(yè)的增加已成事實。這將意味著諸如就業(yè)、貧困、教育、兒童福利、流離失所和健康問題等相互關聯的社會現象凸顯，對非營利機構的援助需求相應增加。此外，許多非營利機構不久還將看到來自聯邦和各州政府的資助、地方稅收連同財政收入也在削減。
　　盡管現有資金在減少，慈善領域還是應該維護甚至擴大自身影響力。當務之急，慈善家和非營利機構應將目光集中在每筆花銷所能產生的影響力上，構建具有“高影響力”的慈善事業(yè)。
　　然而，構建具有“高影響力”的慈善事業(yè)運作起來并不容易。醫(yī)師、消防員和急救人員長期以來利用一種分流程序（a triage process）實現了有限資源的合理分配，而且分流程序的應用也正隨著科技的進步變得更加科學。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可以根據觀測結果，利用已掌握的可行性方法，投入較小資本獲取較大回報。
　　然而，慈善界沒有“慈善分流”程序。近期的研究結果顯示，對于資金投入何方將會發(fā)揮最大效用，慈善家們至今尚未給出確切的估算結果。
　　那么，慈善家和非營利組織應該做些什么呢？答案當然不應是機械地降低全線成本，或斷然削減“受益成本”、“費用比率”。因為，那樣做欠缺考慮輕重緩急，違背慈善投資的真正意圖，善款有被浪費的危險，和沒有進行病情診斷便將抗生素注入病人體內系同一情況。更加糟糕的是，如果非營利組織此階段為克服眼前困境所采取的上述措施也值得褒獎的話，那么其危害將難以預料。
　　例如，學校通過簽合同、投保險等來聘用教師的方式和實行長期任用的方式相比固然節(jié)約了成本，但調查結果卻顯示這種方法極有可能使得教學效果偏差。這種無知和盲目拉緊資金的做法最終可能會使得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得不到救助。
　　為此，慈善家和非營利組織在做出資金劃撥決策之前，應認真審視輸出善款所產生的效用并據此估算創(chuàng)造良好效益所需成本。下面的案例或許能對解析這一論斷有所幫助。這是兩個針對面臨文盲危險的學齡前兒童的掃盲計劃A和B。其中每位加入A計劃接受幼兒園教育服務的兒童需交費100美元，而加入B計劃服務的每位受益者所需費用僅為A計劃費用的一半。事實表明這種差距并不奇怪：A計劃選用的都是訓練有素并能對兒童進行專業(yè)指導和輔導的有經驗的幼兒園教師；而B計劃的教職員主要是只接受了八個小時技能培訓，并且每周只需為孩子上課一次的社區(qū)志愿者。
　　一段時間的學習效果顯示：每100個接受A計劃服務的兒童中，識字能力達到三年級水平的人數比未接受服務的期望值高出40%；而B計劃受益者識字水平也比預期高出了15個百分點。方案雙方各自的成本投入和取得的成功率暗示了各自資本效應的差異性。對于A計劃來說，每使得一位處于文盲邊緣的新增兒童識字能力達到三年級水平所需的預計成本是250美元，而相同情況適用于B計劃所需成本則要高于300美元。
　　依據上述情況，如果你想要吸引廣泛的社會參與，那么B計劃是較好的選擇。不過如果你有25萬美元，你的愿望是看到更多的兒童擺脫文盲境地、識字能力達到三年級水平，即使每位受益者所需費用和費用比率相對較高，但選擇A計劃顯然是明智之舉。
　　這種解析結果使得我們在進行有限資金合理分配之前務必考慮如下三個問題：我們想要實現何種改變？實現改變需要采取的舉措有哪些？實現改變所需成本是多少？只有弄清了這些問題，并根據答案對資金進行合理分配，慈善領域才可能有利用手頭有限資源獲取最大效益的機會。
　　總之，在目前這一經濟衰退的非常時期，著眼于資金投放效用、使每筆資金落到實處比只關注捐贈者意圖或只計成本要重要得多。而且，隨著日后經濟狀況的改善，這一非常時期的非常舉措，必將使得慈善事業(yè)擁有更為廣闊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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