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所有的追問，歸根到底是文化的追問。 　　文化，是一個看似處于高閣其實近在身邊的課題。 　　現(xiàn)在的中國就像一個巨人突然出現(xiàn)在世界的鬧市區(qū)，周圍的人都知道他從遠方走來，也看到了他驚人的體量和腰圍，卻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氣，于是大家恐慌了。
　　闡釋中國文化，就是闡釋巨人的性格和脾氣。如果我們自己的闡釋是錯亂的，怎么能夠企望別人獲得正見？相比之下，德國發(fā)動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本來國際形象不好，但是當貝多芬、巴赫、歌德等人的文化暖流不斷感動世人，情況也就發(fā)生了變化。中國在世界上沒做過什么壞事，為什么反而一直被誤讀？我想，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文化的阻隔。
　　但是，我們對此也不必沮喪。既然問題出在文化上，我們也就可以比較完整地思考它一下了。
　　
　　文化到底是什么？
　　
　　如果到辭典、書籍中尋找“文化”的定義，你一定會頭疼。從英國學者泰勒（E.Burnett Tylor，1832-1917）開始，這樣的定義已出現(xiàn)兩百多個，這么多定義的共同問題是讓人摸不到邊。
　　三年前，我在香港鳳凰衛(wèi)視的《秋雨時分》談話節(jié)目中公布了自己擬訂的一個文化定義。我的定義可能是全世界最簡短的――
　　文化，是一種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創(chuàng)建集體人格。
　　中華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國人的集體人格。
　　在中國，自覺地把文化看成是集體人格的是魯迅。他把中國人的集體人格，稱作“國民性”。他的作品《阿Q正傳》、《孔乙己》、《藥》、《故事新編》等，都在這方面做出了探索。因此，直到今天，他還是高出于中國現(xiàn)代的其他作家。
　　當文化一一沉淀為集體人格即國民性，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靈魂。必須注意的是，民族的靈魂未必都是正面的，從歌德到魯迅都曾經(jīng)深刻地揭示過其間的負面成分。
　　按照我所擬定的文化定義，今天中國文化在理解上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偏差：
　　第一，太注意文化的部門職能，而不重視它的全民性質(zhì)；
　　第二，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視它的精神價值；
　　第三，太注意文化的積累層面，而不重視它的引導作用；
　　第四，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組成，而不重視它的人格構(gòu)成；
　　第五，太注意文化的片斷享用，而不重視它的集體沉淀。
　　由于文化是一種精神價值、生活方式和集體人格，因此在任何一個經(jīng)濟社會里它都具有歸結(jié)性的意義。十幾年前在紐約召開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文化轉(zhuǎn)型”的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上，很多學者達成了一系列共識，值得我們參考。例如：“一個社會不管發(fā)達和不發(fā)達，表面上看起來是經(jīng)濟形態(tài)，實際上都是文化心態(tài)”；“經(jīng)濟活動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文化”；“經(jīng)濟發(fā)展在本質(zhì)上是一個文化過程”；“經(jīng)濟行為只要延伸到較遠的目標，就一定會碰到文化”；“賺錢，是以貨幣的方式達到非貨幣的目的”；“賺錢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衣食，而是為了榮譽、安全、自由、幸福，這一些都是文化命題”。
　　說這些話的人，大多是經(jīng)濟學家，而不是文化學者。他們不深刻，卻是明白人。
　　
　　中國文化的特性究竟是什么?
　　
　　按照獨特性和實踐性的標準，我把中國文化的特性概括為三個“道”――
　　其一，在社會模式上，建立了“禮儀之道”；
　　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
　　其三，在行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
　　下面，我想用最簡單的話語，對這三個“道”略作說明。
　　先說“禮儀之道”。我們的祖先早已發(fā)現(xiàn)，文化雖軟，但要流傳必須打造出具體的形態(tài)。從原始社會傳下來的各種民間文化，大多是以陋風惡俗的強硬方式來推行的。那么，思想精英們試圖推行的仁愛、高尚、溫厚、互敬、忍讓、秩序，也不能流于空泛，而必須設(shè)計出一整套行為規(guī)范，通過一定的儀式進行半強制化的傳揚。因此，所謂“禮儀”，就是一種便于固定、便于實行、便于審視、便于繼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儀式。設(shè)計者們相信，只要規(guī)范在，儀式在，里邊所蘊藏著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否則，文化精神只能隨風飄散。禮儀當然也會給每個個人帶來很多不自由，這一點孔子早就看出來了，因此說“克己復禮”。正是孔子和其他先師們的努力，使中國在不少時候被稱為“禮儀之邦”。
　　把“禮儀”當作社會模式，也使中國文化在幾千年間保持著一種可貴的端莊。缺點是，“禮儀”太注重外在形式和繁文縟節(jié)，限制了心靈啟蒙和個性表達，更阻礙了大多數(shù)中國學者進行超驗、抽象的終極思考。
　　再說“君子之道”。儒者企圖改造社會而做不到，最后就把改造社會的目標變成了改造人格。起先，他們設(shè)定的行為程序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出發(fā)點，誰知辛苦到后來，出發(fā)點又變成了目的地。他們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
　　把君子作為人格理想，是中國文化獨有的特征。在這里我們不妨作一個宏觀對比：在這個世界上，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覺者”，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先知”，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巨人”，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紳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騎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武士”，而中華民族的人格理想，不與它們重復。
　　我們的祖先沒有給君子下一個定義，但是比下定義更精彩的是，他們明確設(shè)定了君子的對立面――小人。而且，在一切問題上都把君子和小人進行近距離的直接對照。這種理論方式，形象鮮明，反差強烈，容易感受，又朗朗上口，非常便于流傳。你們看，歷來中國人只要稍有文化就能隨口說出“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結(jié)果，兩千多年說下來，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國文化的第一界限。只要是中國人，即使失敗了也希望失敗得像個君子，即使被別人說成是壞人，也不愿意被別人說成小人。如此深入人心，證明古代儒者確實已經(jīng)把一切政治之夢、禮儀之夢凝縮成了君子之夢、人格之夢。
　　最后說“中庸之道”。簡單說來，就是中國文化在本性上不信任一切極端化的誘惑。 “中庸之道”認為，極端化的言詞雖然聽起來痛快、爽利，卻一定害人害己。因此，必須警惕痛快和爽利，而去尋求合適和恰當；必須放棄僵硬和狹窄，而去尋求彈性和寬容。
　　中國歷史上也出現(xiàn)過不少極端化事件，就近而言，像義和團、“文革”等等，但時間都不長。占據(jù)歷史主導地位的，還是基于農(nóng)耕文明四季輪回、陰陽互生的“中庸”、“中和”、“中道”哲學。這種哲學，經(jīng)由儒家和道家的深刻論述和實踐，已成為中國人的基本行為模式，與世界上其他地方一直在癡迷的宗教極端主義和軍事擴張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我認為，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為人類幾大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和消亡的幸存者，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秘密就是 “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在一次次巨大的災難中起了關(guān)鍵的緩沖作用、阻爆作用和療傷作用，既保全了自己，又維護了世界。例如，中國的主流文化不支持跨國軍事遠征，這就和其他那些重大文明很不一樣。這種區(qū)別，連很多來華的西方傳教士也過了很久才弄明白，發(fā)覺根源就是“中庸之道”。 2005年我曾在聯(lián)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發(fā)表了題為《利瑪竇的答案》的演講，以一系列歷史事實，從文化哲學上批駁了“中國威脅論”。
　　好了，三個“道”，社會模式、人格模式、行為模式齊全，而且組合嚴整，構(gòu)成了一種大文化的“三足鼎立”。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國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國人在地球上的一個重大建樹。別人如果不承認，那是他們自己沒有見識。
　　有些人，直到今天還經(jīng)常拿著西方近代建立的一些社會觀念貶斥中國和中國人。幾個月前在臺北，我與一位美籍華人政論者產(chǎn)生爭執(zhí)。他說：“西方的價值系統(tǒng)，是我們討論問題的起點和終點。 ”我說：“是不是終點，你我都沒有資格判斷；但我有資格肯定，起點不在那里。 ”
　　
　　中國文化的長久弊病是什么?
　　
　　中國文化體量大、壽命長，弊病當然很多。我為了與前面講的三個“道”對應，也選出了三個“弱”。
　　中國文化的第一個弱項，是疏于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Public Space）作為一個社會學命題是德國法蘭克福學派重新闡釋的，卻是歐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點。中國文化對此一直比較黯然，它總是強調(diào)，上對得起社稷朝廷，下對得起家庭親情，所謂“忠孝兩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嗎？不。在朝廷和家庭之間，有遼闊的 “公共空間”，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盲區(qū)。你看，古代一個官員坐著轎子來到了某個公共空間，前面一定有差役舉出兩塊牌子：“肅靜”、“回避”，公共空間一下子又不見了。那么，似乎只好讓知識分子來關(guān)心公共空間了，但是中國文人遵守一個座右銘：“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 ”這里邊所說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間，他們不予關(guān)注。他們有時也講“天下興亡”，但主要是指朝廷興亡。這個毛病，與德國哲學家康德的一個重要論述對比一下就更明顯了。康德說，知識分子的崇高責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間運用理性”。
　　我在國外游歷時經(jīng)常聽到外國朋友抱怨中國游客隨地吐痰、高聲喧嘩、在旅館大堂打牌等等低劣行為，認為沒有道德。我往往會為自己的同胞辯護幾句，說那個高聲喧嘩的農(nóng)村婦女，很可能收養(yǎng)過兩個孤兒。他們的失態(tài)，只說明他們不知道公共空間的行為規(guī)范。責任不在他們，而在中國文化。當然，這樣的事說到底確實也與道德有關(guān)，那就是缺少公德。
　　現(xiàn)在，中國文化的這個缺漏只能靠我們當代人來彌補了。我認為，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設(shè)“文化強市”，最重要的支點不在于推出多少作品，而在于重建公共空間。公共空間是最大的文化作品，同時又是最大的文化課堂，從集體人格到審美習慣，都在那里培養(yǎng)。
　　中國文化的第二個弱項，是疏于實證意識。
　　已故的美籍華人史學家黃仁宇教授說，中國歷史最大的弊端是 “缺少數(shù)字化管理”。他故意幽默地用了一個新詞匯。他特別舉了明代朝廷檔案《明實錄》的例子，發(fā)現(xiàn)那里記載的數(shù)字大多很不準確，甚至極為荒謬，但從撰稿者、抄寫者、審核者，到閱讀者、引用者，好像都陷入了盲區(qū)。這個盲區(qū)，在中國現(xiàn)代有增無減。尤其是那些看上去最具有實證架勢的數(shù)字，往往最難相信。什么 “三個月戡亂成功”、“畝產(chǎn)二十萬斤”、“百分之九十五的當權(quán)派都爛掉了”等等，這些風行全國的數(shù)字有哪一個得到實證？
　　實證意識的缺乏，也就是科學意識的缺乏。這種傾向，使中國文化長期處于“只講是非、不講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實，弄不清真假，哪來是非？現(xiàn)在讓人痛心疾首的誠信失落，也與此有關(guān)。假貨哪個國家都有，但對中國禍害最大；謠言哪個國家都有，但對中國傷害最深。這是因為，中國文化不具備發(fā)現(xiàn)虛假、抵制偽造、消除謠言的機制和程序。多年來我發(fā)現(xiàn)，在中國，不管什么人，只要遇到了針對自己的謠言，就無法找到文化本身的手段來破除。什么叫“文化本身的手段”？那就是不必依賴官方的澄清，也不必自殺，僅僅靠著社會上多數(shù)民眾的證據(jù)意識、推理習慣，以及他們對虛假邏輯的敏感，就能讓事實恢復真相。對此，中國文化完全無能為力，中國文人則很多助紂為虐，幾乎所有傳播較廣、后果最壞的謠言，都是文人制造出來的。本來，傳媒和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達可以幫助搜尋證據(jù)、克服謠言，但事實證明，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謠言的翅膀，滿天飛舞。
　　總之，中國文化在這個問題上形成了一個奇怪的局面：造謠無責，傳謠無阻；中謠無助，辟謠無路；駁謠無效，破謠無趣；老謠方去，新謠無數(shù)。由此聯(lián)想到社會大局，什么時候只要有人故意造謠生事，一定會引發(fā)一場場難以控制的人文災難。我這些年在香港，驚訝地發(fā)現(xiàn)那里很多文人都固執(zhí)地相信直到今天汶川地震的現(xiàn)場還“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我怎么用親身見聞來反駁都沒有效果。對照世界上其他遭遇自然災害的國家，救災行動遠遠比不上中國，卻并沒有這種謠言。因此我不能不認定，這里確實隱藏著中國文化的一大毛病。
　　中國文化的第三個弱項，是疏于法制觀念。
　　我不是從政治角度，而是從文化角度來論述這個問題的。中國至今最流行的文學，仍然是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在藝術(shù)手法上頗多佳筆，但在文化觀念上卻一定在頌揚“法外英雄”。這種英雄國外也有過，如羅賓漢、佐羅，但文化地位遠沒有在中國文化中那么高。在中國文化中，“好漢”總是在挑戰(zhàn)法律，“江湖”總是要遠離法律，“良民”總是在攔轎告狀，“清官”總是在先斬后奏。這類“總是”還可以不斷列舉下去，說明中國歷來的民間靈魂大多棲息在法制之外，或者飄零在邊緣地帶。當然，這也與中國法制歷來的弊病有關(guān)。相比之下，與中國的“水滸好漢”幾乎同時的“北歐海盜”，卻經(jīng)歷了從“家族復仇”到“理性審判”的痛苦轉(zhuǎn)化過程。中國的這個轉(zhuǎn)化遲至現(xiàn)代才開始，但在文化上卻一直沒有真正開始。這個問題，我在《行者無疆》一書中討論北歐海盜的那些文章，有較詳細的論述。
　　中國文化對法律觀念的疏淡，嚴重影響廣大民眾快速進入現(xiàn)代文明。讓人擔憂的是，現(xiàn)在有很多官員還在忙著表演離開法制程序的所謂“親民”舉動，把上訪看作起訴，以調(diào)解替代審判，用金錢慰撫非法，結(jié)果，是非混淆，法律蒙塵，兇者得利，善者受損。更嚴重的是，不少活躍在傳媒和網(wǎng)絡(luò)上的文人還把自己的喧囂圍啄當作 “民間法庭”。其實，中外歷史都證明，世間一切“民間法庭”都是對法律的最大破壞。
　　中國文化的弱項還有很多，我曾在香港鳳凰衛(wèi)視中很系統(tǒng)地講過一年。但是，僅此三點已經(jīng)夠沉重的了。要克服，恐怕要經(jīng)過好幾代。
　　
　　中國文化在近三十年的
　　實質(zhì)性進步
　　
　　這些年來中國文化雖然在表面上還有大量讓人煩悶的慣性在延續(xù)，但往深里看，在一些基本文化觀念上還是取得了重大進步――
　　第一，由于三十年來“注重經(jīng)濟建設(shè)”、“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功實踐，比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這種民生文化，已經(jīng)成為當代社會的思維主軸，改變了整個國家的精神重點，與以前沒完沒了的斗爭哲學劃出了時代性的界限。以這種民生文化為坐標，過去流行的“宮廷興亡史觀”也在漸漸被“全民生態(tài)史觀”所替代。目前，這種民生文化正在向更公平的分配制度、更健全的服務(wù)體系、更良好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推進。在我看來，這一切都是重大文化事件。
　　第二，由于改革開放，文化視野空前開拓，比較有效地普及了“多元文化”。所謂多元文化，其實也是包容文化、差異文化、對峙文化。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比以前更能容忍和欣賞許多異己的藝術(shù)形態(tài)，新銳的一代更愿意把創(chuàng)造的前沿放在熟悉和陌生之間。這對于長期處于“大一統(tǒng)”傳統(tǒng)之下的中國文化而言，實在是一大進步。與廣大民眾相比，倒是有些官員對多元文化的理解大為落后，仍然固守著單一的保守觀念頤指氣使。但從總的發(fā)展趨勢來看，他們已經(jīng)不成氣候，多元文化的觀念已經(jīng)推向了全社會�，F(xiàn)在，反倒是西方，對中國文化缺少理解和寬容。中國人對于西方的這種“昨日的傲慢”，也能保持著一種理解和寬容，真是難得。
　　第三，由于一次次全民救災的偉大行動，在中國史無前例地普及了“生命文化”。在我看來，全中國上上下下從心底呼喊出“生命第一”的聲音，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文化轉(zhuǎn)型。因為類似的情景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xiàn)過。有了“生命第一”的觀念，人性、人道、人權(quán)的命題都可以一一確立，大愛、大善的行為也可以進一步發(fā)揚。顯然，這是中國文化從精神上站立起來的最重要標志。大家可能已經(jīng)從中國香港的報紙上看到，我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后，與海內(nèi)外那些熱衷于編織“5?12丑聞”的奇怪文人展開了激烈爭論，核心問題就在于：重建中國的文化精神，是靠愛，還是靠恨？我認為，中國社會沉淀的恨已經(jīng)太多，好不容易迸發(fā)出了普天大愛，應該珍惜，不容糟踐。
　　除了這些奇怪人群之外，不少文化人對于民生文化、多元文化、生命文化的了解也落后于廣大民眾。這也難怪，由于以前的文化包袱太重，他們大多還沉溺于書面文化、謀臣文化、大批判文化里邊，我們應該幫助他們走出昔日的泥淖。
　　在肯定上述實質(zhì)性進步之后我們還應看到，這些進步還帶有不少被動性和脆弱性，有待于大力加固和提高。例如，民生文化的加固有待于社會體制的改革，多元文化的加固有待于民主進程的推進，生命文化的加固有待于宗教精神的重建，等等。好在希望已經(jīng)出現(xiàn)，努力有了依憑。
　　
　　當前中國文化的隱憂
　　
　　第一個隱憂，復古文化正在沖擊著創(chuàng)新文化。
　　復古文化其實是從極“左”文化衍生出來的。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極“左”文化在今天只剩下了局部的標牌作用和回憶作用，因此不得不尋找新的精神立足點，找來找去就找到了同樣帶有極端色彩的民族主義。它的文化替代物，就是復古主義。
　　其實，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創(chuàng)新，而不是懷古。要懷古，比中國更有資格的是伊拉克和埃及。但是，如果它們不創(chuàng)新，怎么能奢望在現(xiàn)代世界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我們國家也意識到了創(chuàng)新的重要，但是很遺憾，打開電視、報紙、書刊，很少有一個創(chuàng)意思維引起廣泛關(guān)注，永遠在大做文章的還是一千年前的梟雄心計、七百年前的宮門是非，以及古人之奪、古墓之爭、老戲重拍。本來，做一點這種事情也未嘗不可，但在文化判斷力不高的現(xiàn)代中國，社會關(guān)注是一種集體運動，傳播熱點是一種心理召喚，倚重于此必然麻木于彼。幾年下來，廣大民眾心中增添了很多歷史累贅，卻沒有提升創(chuàng)新的敏感度，這不是好事。
　　復古文化在極度自信的背后隱藏著極度的不自信。因為這股風潮降低了中國文化與世界上其他文化對話和交融的可能，只是自言自語、自娛自樂、自產(chǎn)自銷、自迷自醉。這是中國文化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倒退。
　　更讓人警惕的是，這幾年的復古文化有一個重點，那就是竭力宣揚中國文化中的陰謀、權(quán)術(shù)、詭計，并把它們統(tǒng)統(tǒng)稱之為“東方智慧”、“制勝良策”。相反，復古文化從來不去揭示中華大地上千家萬戶間守望相助、和衷共濟的悠久生態(tài)，這實在是對中國文化的曲解。這種曲解，已經(jīng)傷害到了民族的文明素質(zhì)，傷害到了后代的人格建設(shè)，也傷害到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這股復古思潮甚至對近百年來發(fā)生的某些社會文化現(xiàn)象也進行過度夸耀。例如在我生活時間較長的上海，一些人對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夜上�！�、“百樂門”的濫情描述，對于當時還處于起步狀態(tài)的學人、藝人的極度吹捧，就完全違背了基本常識，貶損了一個現(xiàn)代國際大都市的文化格局。不僅是上海，據(jù)我所知，這些年各地已經(jīng)把很多處于生存競爭過程中的民間藝術(shù)、地方戲曲，全都不分優(yōu)劣地當作“國家遺產(chǎn)”保護了起來，把它們稱作“國粹”、“省粹”、“市粹”，順便，還把老一代民間藝人一律封為不可超越的“藝術(shù)泰斗”、“文化經(jīng)典”。這在文化史上鬧了大笑話，還阻斷了民間藝術(shù)新陳代謝的自然選擇過程，反而惡化了文化生態(tài)。
　　由于很多文化官員對于文化發(fā)展的大勢缺少思考，這股失控的復古勢頭也獲得了不少行政加持。結(jié)果，當過去的文化現(xiàn)象在官方的幫助下被越吹越大，創(chuàng)新和突破反倒失去了合理性。
　　第二個隱憂，民粹文化正在沖擊著理性文化。
　　我前面曾經(jīng)說到，康德認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是“有勇氣在一切公共空間運用理性”。這句話的關(guān)鍵詞，除了“公共空間”就是“運用理性”。但這些年來，理性文化還沒有來得及被廣泛運用，卻受到民粹文化的嚴重沖擊。民粹和復古一樣，都是在一個失落精神信仰的時代所設(shè)定的虛假信仰。任何虛假信仰，都是文化欺騙。
　　照理，每一個正常的現(xiàn)代社會都應該重視民眾的呼聲，但是，這種重視必須通過真正民主的原則和程序來實現(xiàn)。如果沒有民主，民粹就會以冒牌的方式火速蔓延�，F(xiàn)在民粹文化所推行的典型邏輯，是把網(wǎng)上發(fā)言看成民意，又把民意看成是最高原則。其實按照正常理性，我們必須承認世上許多重大課題，一般民眾是感受不到，也思考不了的。例如，在我的記憶中，如果三十年前拿著“要不要改革開放”的大問題進行民意測驗，肯定很難通過，因為這牽涉到很多“鐵飯碗”保不住，而一般民眾又無法預計中國后來的發(fā)展。又如，現(xiàn)在如果拿著“低碳”、“減排”、“禁獵”、“限牧”、“休漁”等等問題交付民意裁決，情況也很不樂觀。
　　如果“民意”就是最高原則，那么，人類為什么還需要那些苦苦尋求真理的文化大師，而且他們都那么孤獨？孔子流浪十幾年，一路上沒有什么人聽他的，除了身邊幾個學生；老子連一個學生也沒有，單身出關(guān)，不知所終。如果讓當時的民眾來評判，他們這些默默趕路的人什么也不是。民眾追捧的，是另一類人物。
　　民粹很像民主，卻絕對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濫，是對不民主的懲罰，但是這種懲罰喚不來民主。民粹對于民主的損害，甚至超過專制。因為專制讓人向往民主，民粹讓人誤解民主。由于民粹主義歷來是一群投機文人挑唆起來的，因此還是要有一批真正的知識分子站出來堅持冷峻的理性，與他們對峙。一個可悲的事實是，由于多年來對于民粹的放縱，現(xiàn)在要面對著它來堅持理性，已經(jīng)成為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
　　民粹主義表現(xiàn)在文化藝術(shù)上，就是放棄應有的等級和標準，把低層觀眾的現(xiàn)場快感當作第一坐標。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的美學都告訴我們：快感不是美感，美是對人的提升。一切優(yōu)秀的文化藝術(shù)本是歷代大師辛勤架設(shè)的提升人們生命品質(zhì)的階梯，民粹主義拆掉了所有的階梯，只剩下地面上的一片嬉鬧。當然，嬉鬧也可以被允許，但是應該明白，即使普通民眾，也有權(quán)利尋求精神上的攀援，也有權(quán)利享受高出于自己的審美等級。這就像在學校上課，本來最受學生尊敬的一定是等級很高而又訓導有方的教師，但是民粹主義驅(qū)趕了教師，只讓最低年級的學生來編寫課本。請大家冷靜下來設(shè)想一下，如果把人類歷史上所有第一流的藝術(shù)大師都一一交給當時當?shù)氐拿癖妬怼昂＿x”，結(jié)果能選上哪幾個？我可以肯定，一個也選不上�！昂＿x”是社會上部分愛熱鬧年輕人的短期游戲，與藝術(shù)的高低基本沒有關(guān)系。最有精神價值的作品，永遠面對著“高貴的寂寞”。雖然寂寞卻能構(gòu)成很多人的精神向往，如黑海的燈，叢山的塔，意義遠勝熱鬧。
　　總之，不管在哪個時代、哪個國家，文化藝術(shù)一旦受控于民粹主義，很快就會從驚人的熱鬧走向驚人的低俗，然后走向驚人的荒涼。
　　第三個隱憂，文化的耗損機制仍然強于建設(shè)機制。
　　現(xiàn)在經(jīng)常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舉世矚目，卻為什么遲遲不能出現(xiàn)真正被海內(nèi)外公認的文化成就？ ”我想，答案一定與文化的耗損機制有關(guān)。
　　耗損有不同的類型，我要先講一講“惰性耗損”�！岸栊院膿p”是一種體制性的毛病，這種毛病耗損了文化的活力，浪費了文化的資源，使“惡性耗損”乘虛而入。
　　今天中國文化的“惰性耗損”，主要耗損在官場化、行政化的體制之中。盡管現(xiàn)在上上下下都看到了這種體制對文化創(chuàng)造沒有幫助，在提倡文化體制改革，但是不少行政官員舍不得丟棄可控的排場，不少從業(yè)人員舍不得丟棄實際的利益，結(jié)果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文化資源仍在體制之內(nèi)，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卻在體制之外。
　　文化的官場化、行政化，比較集中地體現(xiàn)在某些官方協(xié)會中。它們一定也做過不少好事，當然還可以繼續(xù)存在，我的不少朋友也在里邊。但是現(xiàn)在應該盡早厘清它們的真實性質(zhì)，免使它們繼續(xù)受到不必要的指責。它們實質(zhì)上是一種傳統(tǒng)的行業(yè)工會，沒有太多權(quán)力；它們與體制外的大量同行也沒有什么關(guān)系，因此又沒有太多代表性。它們可能給部分人員一些“名片身份”，卻無法面對文化創(chuàng)作上的任何問題。
　　其實目前處于文化創(chuàng)造第一線的，是遠比我們年輕的一代。他們天天遇到的障礙、挑戰(zhàn)、掙扎、樂趣，是某些官方協(xié)會無法想象的。這中間的差異，就像“野戰(zhàn)軍”和“軍人俱樂部”之間的天壤之別�，F(xiàn)在的體制似乎把“軍人俱樂部”里的活動當作了戰(zhàn)場，錯把大量的國家文化資源和榮譽資源都給了他們。而在真實的戰(zhàn)場上，卻風沙撲面，蛇蝎處處，缺少支援。
　　這就引出了“惡性耗損”。
　　我們應該檢討，在“文革”之后的撥亂反正過程中，對于禍害極大的“革命大批判”，我們當時只是否定了它的具體內(nèi)容，卻沒有否定它的行為模式。于是，幾十年一過，當“文革”災難漸漸被人淡忘，大批判的行為模式又沉渣泛起了�，F(xiàn)在中國文化傳媒界一些不斷整人的投機文人，比“文革”時期的造反派更加惡劣，因為他們明知真相而堅持造謠，明知法律而堅持犯法。相比之下，當年的造反派倒是比他們無知得多，沒有像他們那么故意。當然，他們之中也有一些人正是當年的造反派，那只能說明這些老者比自己的年輕時代更不可原諒了。
　　這種行為模式，永遠是假借“大眾”的名義，通過捕風捉影、斷章取義、上綱上線、鼓噪起哄，給文化環(huán)境帶來不安全。因此大家都看到了，不少文化人為了安全起見紛紛尋求官方背景的文藝團體。沒有獲得這種背景而又有較大名聲的文化創(chuàng)造者，往往就成了“惡性耗損”的重點對象。正是這種耗損，危及了中國當代文化的命脈。對于這個問題的解決，只能寄希望于法制。
　　近兩年，大陸很多地方都在為缺少文化人才而著急，準備放寬政策、重獎重賞、多方引進。其實，在我看來，只要阻止了“惰性耗損”和“惡性耗損”，文化人才就成批地站在眼前了。真正杰出的文化人才數(shù)量有限，居無定所，永遠在尋找著能夠守護文化等級和文化安全的地方。
　　文化，當它以自己的身份爭取尊嚴的時候，一點兒不比政治、經(jīng)濟、科學簡單。文化又大又難，在文化上即使終身不懈，能做的事情也不會太多。因此，進去的人流總是浩浩蕩蕩，出來的成果總是寥寥無幾。這種情景，與科技領(lǐng)域完全不同。
　　但是，不管你喜不喜歡文化，誰也逃不開文化。那就不要逃，主動投入吧。投入文化就是投入創(chuàng)造，就像我們的祖先刻第一塊玉，燒第一爐窯。尤其是年輕人，應該立即命令自己努力成為一個文化創(chuàng)造者，而不僅僅是文化享受者。
　　中國文化的前途取決于更多年輕一代的創(chuàng)造者。既然一切文化都沉淀為人格，那么，年輕一代的品行、等級、力量、眼界、氣度、心態(tài)，就是中國文化的未來。
　�。ㄕ�自3月11日《解放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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