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下物價騰貴，國民怨聲載道，政府順水推舟，推出這樣那樣的管制措施，這是古今中外的慣例。管制措施不僅無法壓抑通脹，而且還會為經濟復蘇埋下更多的隱患。然而，各國政府通常會在各行各業(yè)先找一陣替罪羔羊，實施一輪徒勞無功的管制，才會迷途知返，設法關上貨幣涌出的閥門。當前中國似乎正面臨這個陷阱，讓我在這里作個記號。
　　中國的通貨膨脹趨勢，有兩個方面的主因。其一，是多年來堅持人民幣與美元掛鉤，拒絕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而帶來的“引入性通脹”。其二，是為了應付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所可能產生的余波，政府推行了大規(guī)模刺激經濟措施。這些措施的特點，是政府消費代替了私人消費、政府投資排擠了私人投資。其后果，是造成了財富的浪費；與此同時，政府為了彌補巨額開支，會進一步放松銀根，增加信貸。上述各種因素加起來，效果就是財富相對減少，貨幣相對激增，即通貨膨脹加劇。
　　錯上加錯，是接踵而來的管制。官員們或許真心以為、或許只是為了從眾而暗示，形形色色的管制可以把物價――尤其是地產價格――壓下去。已經實施和正被倡議的管制，如“收入再分配”、“用累進稅來限制購買”和“強化戶籍制度”等，都是于壓抑通脹無益，于市場體制建設有害的，在機理上混淆因果，在對策上緣木求魚的。
　　先談“收入再分配”。我曾經反復解釋過，常用來衡量貧富分化的“基尼系數(shù)”，是個很有問題的指標�！盎�尼系數(shù)”衡量的是人群在一剎那的收入分布，而不是人群終生收入的折現(xiàn)值的分布，所以它掩蓋了人群結構對這一數(shù)值的影響。
　　導致基尼系數(shù)上升的原因有多種，有正面的、負面的、中性的。單看基尼系數(shù)，無法分辨到底是哪個變量在起作用，逞論好壞。說只要基尼系數(shù)增加就令人擔憂，是故意混淆其中的復雜因果關系；說要采用“收入再分配”措施來調節(jié)基尼系數(shù)，就是藥石亂投，因為行政壟斷和貪污腐敗等癥結并未得到直接處理。
　　目前流行的另一類管制，是呼吁通過稅收政策來壓低房價，從而抑制通貨膨脹。當然，稅收是一種懲罰，或一種政府對資源的分占。經濟學上著名的拉姆齊定律(Ramsey Rule)的含義之一，是政府征收的房地產交易稅，由房地產開發(fā)商和購房者共同分擔，分擔的比例與政府的規(guī)定無關，而是由買賣雙方的相對的供給和需求彈性而定的。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政府的稅收(即分占)只會推高而不會壓低購房者支付的單位面積房價。
　　有朋友問：假如對房產買家按套征收累進稅，即買的套數(shù)越多，服從的稅率越高，能否起到壓抑房價的作用？我的回答是：若按套收累進稅，人們就會轉向單套大面積的住房；若按面積收累進稅，人們就會轉向單套高樓面的住房；若按住房體積來收累進稅，真做到按人頭憑票供應，那么開發(fā)商就捂盤惜售；若真逼著開發(fā)商向本來買不起房的人低價出售，那開發(fā)商就只能選擇不再繼續(xù)開發(fā)。要知道，把富人殺了，結果是沒人再生產法拉利了，而不是窮人都用上法拉利了。
　　在眾多管制措施中，危害最大的，恐怕是強化戶籍制度的傾向。中國改革開放后所經歷的“經濟奇跡”，是土地使用權轉向私有、打開國際貿易之門、以及人力資源的私有化等因素共同創(chuàng)造的。就這么簡單的改革，使得十億勞動力資源的配置和協(xié)調，從計劃經濟下的“串聯(lián)決策機制”，轉到了市場經濟下的“并行決策機制”上來，由此激發(fā)的能力是按指數(shù)方式遞增的。
　　在這個過程中，戶籍制度顯然是絆腳石。如果說過去這些年來，它的弱化極大地幫助了經濟發(fā)展，那么現(xiàn)在以所謂“城市承載力”為理由，對戶籍制度進行強化，就只會束縛整個社會的生產和供給能力，使得產品和服務相對減少，貨幣流量相對增加，從而激化而不是緩解通貨膨脹所引起的癥狀。
　　通貨膨脹是央行發(fā)鈔機制出了問題，扭曲了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信號系統(tǒng)；而由通貨膨脹誘發(fā)的諸多管制，不僅不能修理央行的發(fā)鈔機制，還為改革設下了更多路障。將來，即使等到通貨膨脹得到抑制，它們也還會盤根錯節(jié)地留存。這是我們現(xiàn)在就應該深謀遠慮地防范的。
　�。ㄕ�自3月28日《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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