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取筆名,自有俏皮之處。有的拿本名中的一個字來拆解,比如“曹禺”出自萬家寶的“萬”,“耳耶”出自聶紺弩的“聶”,“公木”出自張松如的“松”�！肮�木”與“松”,形成完美的鏡像對稱。
　　鏡中的公木,是軍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的詞作者,歌曲《東方紅》的修訂者,歌曲《英雄兒女》的詞作者,是烽煙里的詩人,他奔騰,激越,置身革命的風(fēng)暴;鏡外的張松如是《老子》、《詩經(jīng)》的解說者,是杏壇上的講師,他平實、寬厚,踽踽學(xué)問的幽徑。無論鏡里鏡外,弗辨虛實,和合一處,才是一個完整的人。
　　
　　向前向前向前!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
　　腳踏著祖國的大地,
　　背負(fù)著民族的希望,
　　我們是一支不可戰(zhàn)勝的力量。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
　　
　　公木在滹沱河畔長大,他形容自己童年時的眼界就像冀中平原一樣平坦,“既平庸、平凡、平淡,又平實、平闊、平展”。
　　待入學(xué),“五四”風(fēng)起,他接觸“小橋明月涼風(fēng)”,接觸“布爾喬亞”。學(xué)業(yè)漸進,國家卻日益動蕩�！捌咂摺睒屄曧戇^,“整個華北平原再也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公木攜筆從戎,奔向延安。
　　抵達延安時,公木年僅28歲。他濃眉、粗鼻、闊嘴,渾然“燕趙慷慨之士”模樣。公木訥訥不善辭令,但為人熱誠懇切,又握著一管妙筆,有人贈他“博士”雅號�！安┦俊薄ⅰ安┦俊�,一口窯洞挨著一口窯洞,傳了個遍。
　　“博士,給你介紹一位戰(zhàn)友�！�1939年1月,公木第一次見到鄭律成。
　　“你們倆一個寫詩,一個寫曲,正好可以配成一對。”
　　鄭律成棱角分明、肩膀?qū)掗煛Ｋ�由李公樸資助、林伯渠介紹,從朝鮮遠道而來,在抗大任音樂指導(dǎo)。兩個青年,都未滿而立,各自有些靦腆。
　　鄭律成總來公木住的窯洞串門子,無意間翻到一首他寫的詩《子夜崗兵頌》:一片鱗云篩出了幾顆流星,相映溪流嗚咽鳴。是誰彈奏起這一闕鄉(xiāng)曲,四周里低吟著斷續(xù)的秋蟄……詩寫得很美,鄭律成悄悄為它譜上了曲兒。他帶著濃濃的朝鮮口音把歌唱給公木聽,公木深受感動。
　　鄭律成說:“你寫的詩符合整齊律和對稱律,節(jié)奏響亮,音韻和諧,有樂感�！�
　　兩人因此一拍即合,越走越近。
　　由于《黃河大合唱》的成功,鄭律成建議二人合作《八路軍大合唱》�！逗铣�》由8首歌組成,其中的《八路軍進行曲》就是后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
　　公木不是科班出身,作詞常常聽鄭律成的意見。鄭律成說,《騎兵歌》要寫出馬蹄得得前進的腳步聲,《炮兵歌》要寫出轟隆隆震天響的氣勢,《進行曲》要長短時間、寓整于散,韻律諧和,節(jié)奏響亮,中間還要并排安插上三個四字短句……
　　公木每寫成一篇詞,鄭律成就拿去作曲。沒有鋼琴、風(fēng)琴,他只在那里搖頭晃腦,打著手勢,有時繞著屋里的一張白木楂桌子踏步轉(zhuǎn)悠。公木靜坐一旁,微笑地看著他。
　　鄭律成說:“給詞作曲,如同為虎生翼。”
　　公木說:“是歌詞插上了音樂的翅膀。”
　　沒有誰批準(zhǔn),沒有誰命令,鳥兒的翅膀硬了,便在空中自由飛翔。1939年秋冬,在行軍途中,在集會場合,到處都在唱:“鐵流兩萬五千里,直向著一個堅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薄氨庇悬S河,南有長江,波濤滾滾,流向東方……”
　　有人說:“軍歌的重要性僅次于國歌”,在“槍桿子里出政權(quán)”的年代,一首軍歌表征了一支部隊的斗志和責(zé)任�！栋寺奋娺M行曲》在這種背景和心態(tài)下創(chuàng)作出來,不但在抗日戰(zhàn)場上廣為傳唱,當(dāng)抗日民族戰(zhàn)爭轉(zhuǎn)變?yōu)槿嗣窠夥艖?zhàn)爭,只改動歌詞中的個別詞句,便為更廣大的解放軍戰(zhàn)士所接受。緊隨著進軍的步伐,配合著勝利的節(jié)拍,向最后的勝利,向全國的解放,凱歌高奏,響震河山。
　　1988年,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正式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
　　改革開放初期,一種“精英”理論充斥文壇,說“救亡”中斷了“啟蒙”,“馬列”夭折了“民主”。對作家與詩人來說,革命斗爭束縛了“個性自由”,壓抑了“主體意識”。
　　有人就此請公木談?wù)剟?chuàng)作“軍歌”的體會。飽經(jīng)滄桑、故舊凋零的公木,此時卻說:“我個人的狹隘經(jīng)驗,恰恰相反。”在他看來,“五四”之后,正是革命給予了詩人的生命以意義,給予了詩人的詩篇以生命。詩人的“主體意識”正是在救亡運動中形成的,詩人的“個性自由”正是在革命斗爭中實現(xiàn)的。
　　“由革命民主主義者成長為共產(chǎn)主義者,乃是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發(fā)展規(guī)律。逃避斗爭,躲進寒齋吃苦茶,到頭來卻不免于跑進‘大東亞共榮圈’,以致‘人的文學(xué)’墮落成‘鬼的文學(xué)’,那才是人性的被扭曲,靈魂的被壓扁�！�
　　
　　我向你哭,
　　向你笑,
　　向你吵嚷,
　　向你議論。
　　我愛過許多男人和女人,
　　卻從沒有像愛你這般深。
　　――《我愛》
　　
　　公木生前最鐘情的詩是寫于1941年的《我愛》,在詩中,像對情人一般,他毫無保留地傾瀉出自己對詩的熱愛�！拔崾�有五而志于詩”,這種萌發(fā)于少年時代的感情,終其一生,沒有改變。詩歌也是他生命中最忠貞的伴侶,無論得意或者逆境,詩撫慰他,充盈他。
　　在延安的900天里,從婉轉(zhuǎn)訴請的青蔥少年,到以筆代槍的熱血戰(zhàn)士,烽火、革命徹底淬煉了他。
　　同在抗大的詩人朱子奇后來回憶:“(公木)經(jīng)常身背黃挎包,帶著地圖、講稿,有時還拿根打狼棍,早出晚歸,風(fēng)雨無阻。他爬山過河,滿頭大汗,快步如飛……白天奔跑,宣傳黨的時事政策,晚上在寒冷的窗戶破了的窯洞里,在暗淡的一根燈芯的小油燈下,埋頭寫詩。”
　　其間,公木參與成立了文藝團體――“鷹社”;置辦大型板報――《蒺藜》;創(chuàng)辦綜合性文藝刊物――《部隊文藝》�！恫筷犖乃嚒房�頭四字,由時任軍直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題寫,它一面提倡“兵寫兵”,一面培養(yǎng)“寫兵兵”,成為后來“軍旅文學(xué)”的發(fā)端。
　　公木把新詩“從書房和客廳擴展到十字街頭和田野”。他首次使用“公木”這一筆名,寫作長篇敘事詩《岢嵐謠》,之后又有《崩潰》、《哈嘍,胡子》、《萬納太太》、《鳥槍的故事》等詩作相繼出現(xiàn)。這段時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用公木自己的話說是“涓涓細(xì)流”似的高潮,達到了“五嶺逶迤騰細(xì)浪”的高峰。
　　與那個時代的眾多詩人不同,公木的作品中抒情詩少,敘事詩多。就像我們從荷馬的《奧德賽》中,了解人類童年的古希臘社會;從普希金的《茨岡》中,了解俄皇專制下的農(nóng)奴社會;從杜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了解安史之亂前的唐社會。在公木的敘事詩中,我們看到了危難關(guān)頭從中國底層社會爆發(fā)的怒吼。
　　正如茅盾在《敘事詩的前途》中所言:“表面上好像只是新詩的領(lǐng)域的開拓,可是在底層的新的文化運動意義上,這簡直可說是新詩的再解放和再改革。”
　　1942年4月末的一天,一封粉紅色的油印“請柬”,靜靜地躺在公木的書桌上――
　　為著交換對于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的意見起見,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時半在楊家?guī)X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nèi)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此致
　　公木同志。
　　 毛澤東 凱豐
　　 四月二十七日
　　5月2日,公木作為唯一一名部隊文藝工作者代表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說:“現(xiàn)在我們文武兩支兄弟軍隊,以魯迅為總司令和以朱德為總司令的兩支兄弟軍隊,已經(jīng)沖破反動派的封鎖,在這里會師了�！�
　　公木暗自自豪:“我是隸屬兩個總司令麾下的�！�
　　數(shù)月后,公木從軍直政治部文藝室調(diào)轉(zhuǎn)魯藝文學(xué)系做教員,見到院長周揚,笑說:“如今我從朱德總司令麾下調(diào)轉(zhuǎn)到魯迅總司令麾下來了�！�
　　青年時代,公木曾與魯迅有兩面之緣,因此作為魯迅總司令麾下的列兵,入隊時間理應(yīng)提前12年。
　　1929年,考入北平師大第二年,19歲的公木第一次見到魯迅。魯迅應(yīng)邀來大學(xué)演講,他擠在“風(fēng)雨操棚”的最前排,看得非常仔細(xì)�！澳请p很深很俊利的眼睛,那兩撇由于含笑而微微抖動的胡須,那滿頭不蓬松卻茁挺的蒼發(fā)”給公木留下了終生的印象。磨滅不去的,還有魯迅先生的這樣幾句話:
　　為迎接革命,南下廈門;迎不到,追向廣州;到廣州,革命走了,在革革命;又追向上海,還是不見革命,在革革革命;如今又追回北京,已是北平了,還是不見革命,在革革革革命。革命已經(jīng)成功,再也找不到革命了。
　　公木后來寫過一首詩《申請以及關(guān)于申請的申請》,似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二次見魯迅是三年后,公木已報名入伍,聽說魯迅來了,他相約幾位同學(xué)前往拜訪,與魯迅座談近三小時,聊救亡運動,聊文化動態(tài)。
　　公木古稀之年作了一篇散文――《永遠新鮮的記憶》,回憶道:
　　“那些白胖整潔,修養(yǎng)和營養(yǎng)同樣很好的教授們。他們到課堂去上課,等著他們的只是一排排空椅子,學(xué)生們都聽講演去了。他們摔響課堂的門,聚攏在休息室里,噴著惶惑與嫉妒的唾沫星,嘖嘖議論:‘魯迅又卷土重來啦!’”
　　魯迅應(yīng)公木等人之邀,在“風(fēng)雨操棚”做“論第三種人”演講,講完一段,學(xué)生還不散,只是鼓掌。“那年月,還沒裝擴音器,連話筒也沒準(zhǔn)備,迎著風(fēng)沙,先生就又轉(zhuǎn)著身再講了一段,簡直是嘶喊了。”
　　
　　真理如同空間和時間一樣廣大且綿長,
　　不詡把它占有,但要永生不斷追求。
　　追求!找到真實的自我――
　　不枉此生最最重大的發(fā)現(xiàn);
　　而真實便意味著無私與無畏。
　　――《找到自我》
　　
　　公木一生,曾遭逢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兩次劇變: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從少年到青年,他在新舊更替的時代氛圍下生活、學(xué)習(xí)、探索,自覺或不自覺地吮吸著新文化精神的營養(yǎng)。
　　當(dāng)時,他曾面臨著兩種前途的抉擇:一是學(xué)者之路。西學(xué)涌進、新學(xué)風(fēng)起,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融,無疑為初露頭角的青年學(xué)者提供了馳騁才華的最好契機;二是戰(zhàn)士之路。日寇入侵、民族危難,對于熱血男兒來說,顯然又是一個報效祖國,“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的重要機遇。
　　公木首先選擇了后者,但并沒有忘掉前者。
　　第二次文化變革發(fā)生在“文革”之后,這場變革不僅是“五四”時期被中斷的中西文化碰撞的簡單重復(fù)和繼續(xù),而是一場新的挑戰(zhàn),它把中國文化推進了新的世界文化大融合、大循環(huán)的體系之中。
　　此時,公木已年逾古稀,但仍發(fā)出“老驥不伏櫪,夸父逐日跑”的豪言。有人評價公木是“戰(zhàn)士、詩人、學(xué)者三位一體”,只因環(huán)境不同而各有側(cè)重。
　　早在1946年,隨東北文藝工作團北上的公木,受命與著名病理學(xué)家白希清(時任沈陽市市長)創(chuàng)辦“東北公學(xué)”。其后,“東北公學(xué)”改名“東北大學(xué)”,張學(xué)良胞弟張學(xué)思出任校長,白希清、舒群為副校長,公木為首任黨委書記、教育長。1950年,“東北大學(xué)”易名“東北師范大學(xué)”。
　　在東北師大的講壇上,公木給學(xué)生講惠特曼的《草葉集》,講“詩經(jīng)選讀”。有學(xué)生回憶當(dāng)時的他“體態(tài)魁偉,穿一身黑棉制服。紅臉膛,四方面,表情莊重而又帶著慈和的笑容”。
　　公木講解《詩經(jīng)?召南》中的《江有汜》:“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痹娭幸晃荒凶右蛐膼鄣呐�子嫁給別人,反復(fù)詠嘆失意之情。公木由此提到他青年時寫過的一首小詩《愛的三部曲》――愛人出嫁了,丈夫不是我。唉,抽顆煙吧!
　　兩詩比較,加深了同學(xué)們對古詩心理刻畫的了解。回到宿舍,有的同學(xué)還高聲朗誦:“唉,抽顆煙吧!”
　　受連番“運動”牽扯,公木此后的人生一波三折。
　　詩人邵燕祥說:“公木生前,不但所寫歌詞被人隨意改動,連身份不也是被人隨意改動嗎?時而是革命詩人、軍歌歌詞作者、教育家、老革命;時而是‘右派’分子、反黨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反動派、牛鬼蛇神!”
　　1961年年底,公木調(diào)任吉林大學(xué)中文系教員,兼代系主任。直到去世,他一直耕耘在吉大的講壇上。
　　公木晚年潛心學(xué)術(shù),每有著述,落款“張松如”,不愿借詩人“公木”的光。
　　他所著的《老子校讀》是我國第一部以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為底本的校釋專著。朱光潛把它作為自己的“案頭讀物”。旅居海外的學(xué)者陳鼓應(yīng)專程往吉大探訪他,又將《校讀》前言中的“以帛書為權(quán)衡,而不泥古”奉為自己的譯注原則。
　　作為公木“親而不密”、“面生神近”的朋友,臧克家說:“對于古代經(jīng)典,我雖是大學(xué)中文系畢業(yè),并受教于聞一多、游國恩、張旭、聞在宥這些名家,但連大門也未入,走了創(chuàng)作的路子。談到經(jīng)典著作研究,我給公木做個學(xué)生也未必及格,‘不知為不知’,這是我的真心話,決非妄言!”
　　解放初,公木曾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文學(xué)講習(xí)所所長,全國一批小有名氣的文學(xué)青年圍繞在他身邊,苗得雨、谷彥巖、鄧友梅……公木讀他們的詩文,逐句逐段地修改。“一旦發(fā)現(xiàn)一株新苗,就興奮得睡不著覺,連夜寫評介文章�！�
　　上世紀(jì)八十年代,詩壇重新繁榮。公木主動拿出自己六十年代寫的一首《蒲公英》和顧城的《蒲公英做了一個夢》作比較,說自己的《蒲公英》概念化,干干巴巴的沒有詩意,而顧城的卻“美極了!美就美在活潑的想象和生動的聯(lián)想”,“人們讀了它,感到美,覺得愉快”。
　　對于那批“崛起”的青年詩人,他愛護他們,覺得他們“給詩壇帶來了生機與活力”,“確乎關(guān)系著我國詩壇的前途”。
　　臧克家曾形容公木是個“絕不隨風(fēng)飄蕩”的人,無論是詩品還是人品。
　　1979年的一天,公木在課堂上對著稚嫩的面孔講到“飛行集會”,講到延安,他突然哭了,泣不成聲。在座的上世紀(jì)七十年代的大學(xué)生很意外,他們并不知道,這眼淚不是為他們而流的。
　　(5月21日《光明日報》)
　　
　　【人物小傳】
　　公木,本名張松如,著名詩人、學(xué)者、教育家。1910年5月生于河北辛集,1998年10月30日病逝于長春。
　　1939年公木與鄭律成合作,創(chuàng)作出《八路軍大合唱》,其中《八路軍進行曲》于1988年“八?一”前夕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親自簽署命令,頒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此后又參與修訂歌曲《東方紅》歌詞,創(chuàng)作電影《橋》、《白毛女》、《英雄兒女》的主題曲。1945年10月底,公木隨東北文藝工作團到達沈陽,參與創(chuàng)建東北師范大學(xué),之后,一直從事教育事業(yè),歷任東北大學(xué)教育長、中央文學(xué)講習(xí)所所長、吉林大學(xué)副校長等職。公木治學(xué)嚴(yán)謹(jǐn),著作等身,先后出版詩集《我愛》、《崩潰》及文學(xué)理論《老子說解》、《商宋研究》、《第三自然界概說》、《毛澤東詩詞鑒賞》等4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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