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近晚。到了書庫關閉的時刻。善本書甲庫、乙?guī)�、四庫……一間間大庫依次閉窗、熄燈、斷電。連續(xù)54年,在這個時候,人們總能看到陳恩惠的背影,最后一個緩緩退出庫門。之所以倒退出庫,是要最后再看一眼各庫是否還有光亮,確認庫中珍稀古籍安全無虞。從陳恩惠老人到今天,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書庫管理員已經(jīng)換了一茬又一茬,但他們的心思和老人卻是一樣――明明已經(jīng)斷電、鎖門,但走出好遠也要再折回來查看一遍;聽到窗外消防車呼嘯而過,首先想到的是書庫是否無恙……
　　截至2009年9月,中國國家圖書館文獻入藏量已經(jīng)超過2700萬冊件,可謂浩如煙海,但是,走過整整百年歲月,國圖員工深知一石一瓦的累積來之不易,一冊一件館藏的搜求何其艱辛。
　　80年前,當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國立北平圖書館、北平北海圖書館合組,迎來其發(fā)展的第一個春天的時候,《大公報》曾撰文指出,“北平之文化中心,不在‘有光榮歷史’之北大,更不在師大、清華、北平研究院等,而在國立北平圖書館。不特其規(guī)模壯大,收羅宏富,一時無兩,即其陶冶學者之處,亦迥非任何學校所能及。”
　　今天,迎來百年華誕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帶給我們的驕傲,不僅僅是其國際上首屈一指的每日逾萬人次的到館讀者流量,不僅僅是其25萬平方米、位居全球三甲之一的館舍面積,也不僅僅是其擁有排名世界第五的浩瀚文獻收藏、名列前茅的海量數(shù)字資源。比這些更重要的是,在這里,我們能夠感受到,一百年來埋藏在中國人心底“為往圣繼絕學”的宏愿、“為萬世開太平”的雄心,始終不曾磨滅。
　　“保固有之國粹,而進以世界之知識,一舉而二善備者,莫如設圖書館……方今歐、美、日本各邦,圖書館之增設,與文明之進步相追逐,而中國則尚闃然無聞焉�！�
　　――羅振玉《京師創(chuàng)設圖書館私議》
　　
　　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京師圖書館,成立于動蕩中的清朝末年。1909年9月9日,已是風燭殘年的晚清重臣張之洞抱病奏請朝廷建立京師圖書館。十個月前,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半年前,清政府詔諭“預備立憲,維新圖治”――日薄西山的清王朝在進行最后的自救努力。
　　此時,西方各國在大都市設立公共圖書館已有近六十年的歷史,這引起了赴海外考察的中國人的普遍關注。清人王韜在其《漫游隨錄》中記述道,倫敦“藏書之庫林立,咸許人入而覽觀……都中人士,無論貧富,入而批覽誦讀者,日有數(shù)百人”。據(jù)統(tǒng)計,1900年前后,英國公共圖書館的數(shù)量已達到360所。起步較晚的法國,在1908年時,僅巴黎也已經(jīng)有了80所通俗圖書館……
　　在中國,建設公立圖書館的要求也日漸高漲。著名學者羅振玉表示,“保固有之國粹,而進以世界之知識,一舉而二善備者,莫如設圖書館”,他慨嘆道,“方今歐、美、日本各邦,圖書館之增設,與文明之進步相追逐,而中國則尚闃然無聞焉�！迸c此同時,日本對中國珍貴私家藏書的覬覦,也引起了當時學部的重視,從另一個方面加快了清廷設立京師圖書館以免國寶流散的進程。
　　張之洞上奏當日,清廷即下旨準行。同時,將翰林院所藏《永樂大典》、避暑山莊文津閣《四庫全書》及各殿藏書等移送京師圖書館。京師圖書館在建立的第一天,就擁有了這些珍貴館藏。
　　然而,國家積貧積弱,使得圖書館籌建經(jīng)費捉襟見肘�！罢埧睢�,成為當時主持籌建者最為重要,也最無望的工作。盡管如此,通過調(diào)撥內(nèi)閣大庫、國子監(jiān)、南學典籍,采進、抄錄江南私家藏書,撥入敦煌遺書,征集金石拓本等,到民國元年(1912年),京師圖書館館藏也小有規(guī)模,計有善本書880部28412卷10822冊、閱覽書4544部122963卷41504冊、敦煌石室唐人寫經(jīng)長短卷8662卷。
　　1912年8月27日,京師圖書館因陋就簡,棲身北京廣化寺正式開館接待讀者,“無論士農(nóng)工商軍界暨女學界,皆得入覽”。中國第一所國立圖書館雖然起步艱難,但畢竟實現(xiàn)了從傳統(tǒng)藏書樓向近代圖書館的重要轉(zhuǎn)變。
　　
　　“深識文化之不可淹,職責之不可棄,雅不欲館事由此廢輟……相與奮力維持,恒竟日不謀一飽,亦孜孜從事而弗他顧,其精誠有足多者�！�
　　――王祖彝《京師圖書館回顧錄》
　　
　　由于地處偏僻,設施簡陋,京師圖書館不僅讀者寥寥,而且飽受批評――“以首都之地,而所謂圖書館者,簡陋如是,是誰之咎歟?”僅維持了一年零兩個月,京師圖書館就不得不閉館。直至1917年,輾轉(zhuǎn)遷至方家胡同國子監(jiān)南學舊址再度開放。
　　由于缺乏經(jīng)費,此時的京師圖書館仍然沒能擺脫舉步維艱的困境,“政費愈以絀,館務愈不支”,以致當時主持館務的徐鴻寶等人只能以私人貸款墊付技工、館役的工資及煤水雜支等費用。至于館員,則“恒三數(shù)月不給薪”,即使發(fā)放,也“不過數(shù)元,竟或數(shù)角,均終歲之所入不及傭保走卒之豐”。
　　在這樣的情況下,懷抱文化守望者的信念,京師圖書館館員“深識文化之不可淹,職責之不可棄,雅不欲館事由此廢輟”,苦苦支撐著圖書館的日常運行,“相與奮力維持,恒竟日不謀一飽,亦孜孜從事而弗他顧,其精誠有足多者”。
　　
　　
　�、�1912年8月27日，京師圖書館在北京廣化寺正式開館。其管理之責實際落在時任教育部僉事、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魯迅的肩上。此后一段時間，京師圖書館催調(diào)各省官書，請領文津閣《四庫全書》，申請接收《古今圖書集成》等，都有魯迅的斡旋與操辦。
　　
　　②1917年1月26日，京師圖書館遷入方家胡同國子監(jiān)南學舊址重新開館。這一館舍所處地點同廣化寺一樣，對讀者來說仍屬偏僻、交通不便，加上部分房屋陳舊，房間過于分散，不便管理。
　　
　�、�1929年1月10日，國立北平圖書館在居仁堂舉行開館典禮。居仁堂原為1900年后慈禧飭建的西式兩層樓建筑，現(xiàn)已無存。其建筑尚新且有消防設備，不需要太多的修繕改造費用。更重要的是，城內(nèi)讀者到此閱書路程都不遠，較適宜改作圖書館之用。
　　
　�、�1931年5月，國立北平圖書館文津街新館舍落成，成為當時地標性建筑,由此結束了國立北平圖書館自成立以來沒有專用館舍的歷史。該館舍按照圖書館典藏圖書、提供服務的需要設計建造，比以前借用、租用的寺院、官房、宮殿等建筑更適合圖書館業(yè)務的發(fā)展。如今，該館舍為國家圖書館古籍分館。
　　
　�、�1987年10月6日，北京圖書館14萬平方米新館投入使用。由于條件與環(huán)境的極大改善和各種高科技手段的運用，北京圖書館跨入了當時世界先進圖書館的行列。
　　
　�、�2008年9月9日，國家圖書館二期暨國家數(shù)字圖書館正式開館對外接待讀者。新館將圖書館的傳統(tǒng)文獻服務與數(shù)字信息服務相融合，集查尋、閱覽、咨詢、典藏和網(wǎng)絡服務于一體。其大量采用新技術手段提供服務――無線網(wǎng)絡覆蓋整個館區(qū)，館區(qū)內(nèi)配置500臺計算機，讀者可以方便地閱讀中外文電子圖書、電子期刊和特藏數(shù)字資源；同時專門設置了視覺障礙人士服務區(qū)，視覺障礙人可通過“盲人數(shù)字圖書館”獲得數(shù)字信息。
　　
　　1929年,當時已改名的國立北平圖書館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所屬北平北海圖書館合組。由于有了后者提供的穩(wěn)定經(jīng)費來源,新成立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進入了快速發(fā)展時期,其“搜訪之勤為歷年冠”――于1929年和1930年先后斥重金購入西夏文古籍和“樣式雷”工程模型及圖檔。前者從未見于著錄,被國立北平圖書館購入展覽,引起轟動,至今仍是西夏學研究的稀世珍品;后者模型為清廷皇家建筑“燙樣”,精巧至極,2007年入選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這兩項珍品入藏,將國立北平圖書館“一為國家庋藏重籍,二為供給科學研究”的購書政策詮釋得淋漓盡致。
　　同時,其開放的閱覽理念,使讀者人數(shù)由1917年的三千多人次激增到1929年的五萬兩千人次。讀者服務也從單一閱覽,延伸到外借、復制、參考咨詢、館際合作等。
　　其間,北海之畔的新館建設也在籌劃中。新館設計采用國際競標的方式,作品密封后交由美國建筑學會組織的專家組提出評審意見。最終,丹麥人莫律蘭的方案入選。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新館的最初設計取向和最終定案以及細節(jié)處理,在今天看來,仍然值得人們思考和借鑒――從外觀上,采用傳統(tǒng)宮殿樣式,屋頂覆蓋碧琉璃瓦,內(nèi)外裝飾也采用中國傳統(tǒng)的顏色與圖案,強調(diào)與周邊的北海、景山、故宮協(xié)調(diào)輝映;在建筑材料上,放棄了中國傳統(tǒng)的木質(zhì)建材,而使用鋼筋水泥,有效避免了火災;在實用性上,特別考慮了直接使用陽光,避免“過廣多費之病”;更重要的在于其布局的“彈性”,“隨所布置,便于將來之擴充,均有伸縮之余地”。
　　1931年,文津街新館落成開放,結束了國立北平圖書館自成立以來二十余年沒有專用館舍的歷史,書庫大幅容量,文獻安全更有保障,接待讀者能力大幅提高。
　　“一國民智之通塞,與其圖書館事業(yè)之興衰相為表里。吾國今日圖書館事業(yè)已由爝火微光日即于黎明之境,然而發(fā)揮光大,尚復有待。吾人不敏,愿與全國同仁互相提攜,以期為國家樹長治久安之基�！睍r任國立北平圖書館副館長的袁同禮豪情滿懷。
　　
　　“希望祖國還有前途,沒有離開北圖的職工,只有每日由家?guī)�上窩頭咸菜來館上班,終日喝不到一口熱水,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报D―陳恩惠《題寫北京圖書館新館奠基石有感》
　　
　　好景不長。20世紀30年代的華北,已是戰(zhàn)云密布。日本侵略者的虎視眈眈,令日漸興旺的國立北平圖書館深感危機迫在眉睫。
　　借戰(zhàn)爭之機掠奪中國的文物,對于日本侵略者來說,早已明目張膽。早在甲午戰(zhàn)爭期間,日本宮中顧問兼帝國博物館總長九鬼隆一便制定了《戰(zhàn)時清國寶物搜集方法》,公然宣稱“搜集大陸鄰邦的遺存品乃屬學術上最大之要務”,更赤裸裸地表示,“戰(zhàn)時搜集之便,比平時易以低廉之價格得到名品”,“比平時易有搬運重物品之方法”,“戰(zhàn)時搜集毫不悖國際公法之通義”。
　　有鑒于此,“九一八”事變之后,國立北平圖書館珍貴善本陸續(xù)啟運南遷。至“七七”事變前,館藏全部善本甲庫、乙?guī)觳貢?敦煌遺書,內(nèi)閣大庫輿圖及參謀部地圖、金石拓本及楚器、西文善本及專門雜志等已陸續(xù)南運南京、上海等地。但文津閣《四庫全書》、1936年以后購入的善本書以及大量普通中西文圖書、普通輿圖與普通金石拓本則全部滯留北平,落入侵略者的掌控中。
　　國立北平圖書館部分館員南下,輾轉(zhuǎn)湘、滇等地繼續(xù)辦館,而部分員工則留守淪陷區(qū),與日偽當局相周旋,竭力保全珍貴館藏免遭劫掠。陳恩惠便是當年留守北平的館員之一。他回憶道,當時“希望祖國還有前途,沒有離開北圖的職工,只有每日由家?guī)�上窩頭咸菜來館上班,終日喝不到一口熱水。一個月只能分到半袋面粉,還不敢拿回家去吃,趕緊送到切面鋪里換了錢,可以買到四十斤的雜合面。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
　　而最讓所有員工記掛的,還是南遷古籍的命運。
　　淞滬會戰(zhàn)后,雖然上海淪陷,但國外租界尚可避風。然而,1940年法軍戰(zhàn)場失利,日軍開始肆意進入上海法租界搜查,扣押國民政府物資。國立北平圖書館寄存法租界震旦博物院內(nèi)價值連城的國寶善本此時已成危卵。
　　為此,袁同禮與時任駐美大使胡適商議,將這批存滬善本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這一建議雖然得到美方同意,但美方不愿政府出面,若由國會圖書館派人押運,又恐反惹日軍注意。因此美方要求中方自己想辦法運輸。
　　1941年初,胡適個人出資,請當時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員工王重民返滬,協(xié)助袁同禮甄選最珍貴古籍。在三個月里,兩人共擇善本珍品2720種,計3萬余冊,分裝102箱。計劃海運赴美,又特意在箱內(nèi)用鐵皮密封,以防潮濕。誰知時任上海英籍總稅務司梅樂和不同意為這批特殊的貨物發(fā)放通關憑證,運書之事幾近夭折。
　　直到1941年9月,北平圖書館上海辦事處錢存訓由其夫人的同學介紹,得到海關外勤張某的幫助――約定在張某值勤時,把書箱送到海關,由張某檢查、放行。于是,這102箱書籍化整為零,分成10批每批約10箱,以代美國國會圖書館購買的新書為名報關,交商船運送。由此,從10月起,每隔幾日逢張某值班,上海辦事處便送一批書箱去海關報關。前后歷經(jīng)兩個月,最后一批書箱于12月5日由上海駛美的哈里遜總統(tǒng)號裝運出口。
　　豈料兩日后,太平洋戰(zhàn)爭即告爆發(fā)。有消息稱,哈里遜總統(tǒng)號在去馬尼拉途中遭到日軍俘獲。這令北平圖書館員工焦慮萬分,并費盡心機打探相關消息。直到1942年6月,最終得知美國國會圖書館已經(jīng)宣布,國立北平圖書館全部102箱古籍善本已安全到達華盛頓,大家懸了半年之久的心才終于踏實下來。
　　抗戰(zhàn)期間,被日軍劫掠的中文圖書典籍的確切冊數(shù)已無法統(tǒng)計,但已知至少有28種“國寶”級文獻遭劫,其中包括宋刊本《五臣注文選》、《禮記》、《后漢書》以及加蓋有“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章的明人寫本《永樂大典》數(shù)卷等。國立北平圖書館也遭受重創(chuàng),但包括《四庫全書》及留在北平的善本書籍未受損失,由滬運回的中西文圖書亦完整無缺。其中,諸多館員的竭力護佑功不可沒。
　　
　　“塑人魂,若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啟民智,若熹光初照,群類熙康。以是知民之有國圖,乃民之幸也;國之有國圖,乃國之祥也。國圖之血脈,固與民與國共流淌也。”
　　――詹福瑞《百年國圖賦》
　　
　　新中國成立以后,國立北平圖書館更名為北京圖書館,在黨和政府的推動下,購書經(jīng)費逐年遞增,加之出版單位繳送、政府撥交、私人和單位的捐贈以及國際圖刊交換,其藏書漸成體系和特色。
　　1958年,北京圖書館的館藏總量已經(jīng)升至560余萬冊,是1949年的3倍多;新中國成立前每年館藏補充書刊不過3萬余冊,而此時每年補充書刊超過40萬冊。
　　僅1954年,北京圖書館全年辦證讀者就達兩萬一千余人,臨時辦證讀者四萬余人�？茖W研究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和文教工作者在讀者中所占比重1955年為14.3%,而1958年則增至21.4%。
　　在這一時期,黨和政府先后將抗戰(zhàn)時期搶救下來的4330多卷《趙城金藏》和上世紀50年代蘇聯(lián)、東德各圖書館歸還的67冊《永樂大典》撥交館內(nèi)典藏。各地藏書家也紛紛把珍藏的古籍獻給國家,轉(zhuǎn)交北京圖書館收藏。幾百年來公私流傳的珍本圖書大都流向北京圖書館集中。
　　每年幾十萬冊件的藏書量增長,已經(jīng)遠遠超過了北京圖書館建筑空間的增長速度。新館建設再一次提上議事日程。
　　“只蓋一棟房子不能一勞永逸,這個地方就不動了,保持原樣,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蓋,可以一勞永逸�！敝芏鱽砜偫碓诒本﹫D書館原地擴建規(guī)劃的計劃后作出了這樣的批示。1974年,在周總理的指示下,北京圖書館提出了一個長達75年的長期建設規(guī)劃:一期工程滿足2000年前的需要――藏書達2000萬冊,讀者座位3000個;1999年前擴建二期工程,建成后可適應其后50年的需要。
　　1987年,北京圖書館14萬平方米新館投入使用。條件與環(huán)境的極大改善,科技含量的增加,使得當時的北京圖書館一舉跨入世界先進圖書館的行列。2008年,已更名為中國國家圖書館的二期工程建設完成,又一次實現(xiàn)了脫胎換骨。
　　“塑人魂,若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啟民智,若熹光初照,群類熙康。以是知民之有國圖,乃民之幸也;國之有國圖,乃國之祥也。國圖之血脈,固與民與國共流淌也�！眹�家圖書館第25任館長詹福瑞在國圖百年之際作賦這樣寫道。
　　回首國圖百年曲折歷程,詹福瑞表示,最令他感動的,一是國家圖書館始終不變海納百川的氣度,一是始終不渝甘于奉獻的精神。他表示,今天的國家圖書館已經(jīng)確立了“人才興館、科技強館、服務立館”的目標――建立面向國家立法與決策、重點教育科研生產(chǎn)單位、社會公眾的多層次服務體系;服務模式從提供實體型文獻為主向提供實體型文獻與數(shù)字型文獻并重轉(zhuǎn)移,從一般性的文獻借閱服務向深層次、個性化服務轉(zhuǎn)移;服務手段從到館的、手工的文獻借閱服務為主向遠程的、網(wǎng)絡化的文獻信息推送服務為主轉(zhuǎn)移,增強國家圖書館提供信息與知識服務的能力。“圖書館,是人類文明的守望者。一切從讀者的需求出發(fā),以滿足讀者的知識需求為工作的起點、自身研究的目的。這就是國家圖書館的精神�！�
　　伴隨全覆蓋的無線網(wǎng)絡、自動識別的尋書系統(tǒng)等高科技手段的,是閱覽室門口靜立的自動飲水機,是回廊里寬大舒適的沙發(fā),是醒目柜臺后隨時待命的咨詢館員……點滴之中,公共文化服務理念已經(jīng)在國家圖書館落地生根。
　　走過百年,未來的國家圖書館又將是怎樣?“我猜想,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辈�爾赫斯曾經(jīng)這樣說。
　　(摘自9月9日《光明日報》,作者為該報記者)
　　
　　百年國圖賦
　　國家圖書館館長 詹福瑞
　　
　　河出昆侖,九曲望洋,中華文明,源遠流長。鳥跡代繩,傳文字始炳;三墳五典,實渺邈難詳。殷之先人,有冊有典,甲骨出矣;周之文武,禮興樂作,人文彰焉。漢置石渠,集六藝之珍;唐設弘文,收四部之藏。然皆御苑金匱,秘府玉牒,禁不示人,世所罕習焉。暨乎清末,立憲維新,乃建京師圖書之館,廣士子知識學術之門;民國多艱,星分畛域,仍筑文津新址之基,開民眾科學民主之窗。斗轉(zhuǎn)星移,巨變滄桑;國勢日盛,文運益昌。國圖事業(yè),燁燁煌煌。臨白石聳朱甍而鳳翥,倚紫竹起云構而鸞翔。攬四海棟梁之才,俊彥云蒸;聚八維思想之火,智慧霞光。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章。凡中文而必錄,擇西籍而振芳。乃有永樂殘典,趙城金藏,文津四庫,劫余敦煌,名人手澤,搖籃洋裝。成文章之林府,匯信息之琳瑯。于是部分經(jīng)史,遵向歆而編次;篇類丙丁,俾中外而同綱。稽古揆今,考孔老之正義;存真辨?zhèn)?校魯魚之相仿。服務政府,為立法決策咨詢;惠及學林,整文獻資源共享。最是服務大眾,不分貴賤,無論少長;不分地域,無論城鄉(xiāng);不分國別,無論域疆。南來北往,如云飛云散,熙熙攘攘。日升月降,似潮落潮漲,浩浩蕩蕩。其日之接待讀者,何以萬計。乃有開架借閱,集青衿之侶;沙龍杏壇,延鴻儒之講。數(shù)字資源,借網(wǎng)絡而群發(fā);虛擬參考,憑衛(wèi)星而越洋。或春花燦然,或夏雨臨窗,或秋風乍起,或冬雪飛揚,佇中區(qū)以玄覽,臨書山而徜徉。神遇奇文而舞,心逢妙理而朗暢。當其時也,不知今夕是何夕,此身在何鄉(xiāng)耶。塑人魂,若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啟民智,若熹光初照,群類熙康。以是知民之有國圖,乃民之幸也;國之有國圖,乃國之祥也。國圖之血脈,固與民與國共流淌也。乘國勢,倚民生,方得文運與天地同其久長也。
　　《百年國圖賦》全文雕刻在一塊重達40噸的泰山石上,這塊“館賦石”于2009年9月5日揭幕,屹立于國家圖書館總館北區(qū)東南側(cè)。
　　(摘自9月9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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