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時,全國5.5億人口中有4億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達80%。文盲,成為中國發(fā)展道路上的攔路虎。新中國剛剛成立,一場轟轟烈烈的掃除文盲運動便在全國范圍內展開。掃盲班遍布工廠、農村、部隊、街道,人們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投入到學習文化的熱潮中。從1949年到1964年的十幾年中,先后有近一億中國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掃除文盲,
　　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寫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學習,學習二字我認得清。”
　　上世紀五十年代,這首《夫妻識字》曾在大江南北風靡一時。那時,無數人就是唱著這首歌,走進了掃盲班的課堂。1949年,全國5.5億人口中80%是文盲,農村的文盲率更高達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個識文斷字的人來。要把中國從一個落后的農業(yè)國,改造成一個現(xiàn)代化的工業(yè)國家,提高勞動者的科學文化知識是一個根本問題。
　　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在《論聯(lián)合政府》中指出:“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那時,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現(xiàn)狀將會給建設一個新中國造成多大阻礙。
　　事實上,并沒有等到戰(zhàn)爭結束,解放區(qū)的掃盲工作就已經開始了。革命戰(zhàn)爭年代,冬學不但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也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覺悟。解放后,重新規(guī)劃冬學,成為教育部的頭等大事。
　　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聯(lián)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馬敘倫在開幕詞中開宗明義,表示工農教育應該以識字教育為主。
　　來自中央、各大行政區(qū)教育部門、婦聯(lián)的工作人員,以及工人、農民業(yè)余學校的模范教師和學員共400余人參加了這次會議。原教育部成人教育司處長李吉元就是其中一位。會上,代表們暢所欲言,對于工農業(yè)余教育的組織形式、教材、教學計劃和經費等各方面問題進行了討論,還提出了“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的口號。
　　令李吉元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會議進行到第七天時,毛澤東、朱德等國家領導人親臨現(xiàn)場。
　　
　　民校開課了
　　
　　1950年底,與全國各地一樣,京西石景山區(qū)也開始著手創(chuàng)辦民校。民校開辦之初,尋找教師成為工作人員最大的難題。
　　一天,石景山區(qū)麻峪村的村干部,找到了正在村上參加愛國衛(wèi)生運動的李芳華,問她愿不愿意到民校當老師。村干部的提議讓李芳華吃了一驚。當時,她只是一個年僅15歲、只有小學文化水平的小丫頭。
　　麻峪村位于石景山區(qū)最西端,當時全村共有420多戶,2957人,除了少數人在鋼鐵廠和電廠做工外,大多數都在家務農。村里雖然也有個小學校,但上過學的人卻寥寥無幾。雖然只讀過小學,但此時李芳華已經成了村里的文化人。
　　可讓她一個15歲的小姑娘,教村里一幫嬸子大媽,李芳華心里還真有些打鼓。村干部給她打氣:“上過小學就夠了,能當老師。”于是,李芳華成了石景山第一批民校教師。
　　不久,她與區(qū)里其他幾位民校教師一起參加了石景山區(qū)在麻峪村組織的民校教師集訓。李芳華回憶:“集訓由麻峪村小學老師主講,主要是學人家怎么備課,怎么講課,還要試講�！�
　　當時參加集訓的還有石景山區(qū)北辛安鎮(zhèn)的劉蘭。劉蘭雖然沒有上過學,但她的父親就是老師,從小看父親備課、教書,耳濡目染,劉蘭不但學會了文化,也有了些當老師的心得。不過小小年紀教一幫成人,劉蘭還是有些緊張。為了能上好課,她沒少蹲在自家院里練板書,“一塊方磚寫三個字。我把課文里的生字都自己練好了,上課的時候心里就有底了�！�
　　盡管準備充分,頭回上講臺劉蘭還是有些發(fā)慌�！拔野嗌系膶W生都比我大,有些還街里街坊地住著,見面都得叫二嬸、舅母什么的�，F(xiàn)在,他們都坐在教室里,喊我老師,真有點不好意思�！�
　　學生們的認真勁,很快就讓劉蘭進入了狀態(tài)�！懊刻焐险n,班長都帶著全班起立,喊‘老師好!’跟正規(guī)學校一樣。”對于學生們的配合劉蘭至今心存感激。
　　李芳華教的班學生都是麻峪村的婦女。每天中午,小學校的孩子們放學回家了,她們便集中在教室里上兩個小時的課。婦女們孩子多,家務重,來民校上課很不容易。家里活多,遲到的人也不在少數。為了讓學員們調整心情,趕快進入上課狀態(tài)。每節(jié)課開始時,李芳華都先組織學員們唱歌,前文提到的《夫妻識字》就是學員們最喜歡的一首歌。
　　
　　動員老鄉(xiāng)進民校
　　
　　解放前,上學讀書是有錢人的專利,而今免費的課堂開到家門口,村民們別提多高興了,紛紛踴躍報名參加掃盲。不過,也有一些人思想老頑固,覺得農民土里刨食,靠天吃飯,學認字沒用,對于上掃盲班并不積極。
　　1950年冬天,山西省芮城縣開始布置了這年的掃盲工作。芮城縣僅有100多戶人家的小村莊――東巖村接到縣里布置的任務,開始為掃盲班忙活起來。
　　東巖村位于山西最南端。解放前,這里的村民吃了上頓沒下頓,更別說拿閑錢讓孩子上學了,村里連個學校都沒有�？h上派來的掃盲工作隊員和村主任,只好把掃盲班辦到廢棄已久的娘娘廟里。他們把娘娘廟的墻壁、房頂、地板打掃得干干凈凈。沒有課桌,他們請人和些泥巴用土坯壘成土臺墩,上面鋪上木板當課桌。四周墻上沒有貼掛的東西,他們用紅色、綠色和黃色的彩紙寫上鼓勵學員學習的標語口號。沒有黑板,他們就在西邊山墻上搪出一塊大大的黑板,黑板上邊還貼著一張毛主席的彩色畫像。這么一收拾,一個破廟頓時變成一間富有文化氣息的課堂了。
　　學校有了,可村民們上學的熱情并不高。有人說:“白天黑夜喂犢牯(牲口),湊空挑些墊圈土,好天上山割柴草,雨天還要綁笤帚,哪有時間上民校?”有些封建思想嚴重的老太太不讓自己的姑娘、兒媳上掃盲班。她們說:“男人女人黑夜上民校攪和在一起,有什么好?棉花見火哪有不著的?”
　　為了改變農民們的落后觀念,駐扎在東巖村的掃盲工作隊員蔡純沒少給這些人做工作�，F(xiàn)年71歲的趙鵬飛,當時只是一個十來歲的孩子,但蔡純苦口婆心地開導村民的情景,他至今記憶猶新�！安碳冋f:‘我們的國家是新中國,我們要進行大規(guī)模經濟建設,向工業(yè)化進軍,沒有文化不識字,將來使用拖拉機連說明書都看不下來,怎么能開動呢?’”
　　大會講,小會說,可有些人就是聽不進去。顯然,那些向工業(yè)化進軍和開拖拉機的例子,與農民們的生活距離太遠了。
　　趕巧這年縣婦聯(lián)在縣城召開“慶祝三八婦女節(jié)”大會,東巖村幾個婦女結伴去縣城開會。幾個婦女平時很少出門,到了縣城她們這兒瞅瞅那兒看看,見什么都新鮮。忽然,她們看見有個人從南邊提著一束麻花走過來,忙問“麻花從哪兒買的?”那人胳膊一掄,順手一指:“那邊�！睅讉�婦女也沒看清楚,朝著那人手指的方向走過去。走著走著,她們看見一處地方用葦席圍著,很多人出出進進,心想這肯定就是賣麻花的地方了,就懵懵懂懂往里走。沒想到,里面蹲著個男人。男人一聲大喝:“干什么?”婦女們也愣了說:“我是來買麻花的�！逼鋵�,門外就寫著“男廁”兩個斗大的字,她們愣是不認識。
　　“也不知是誰把這個笑話傳了出去,很快全村都知道她們到廁所里買麻花的蠢事�！壁w鵬飛笑著說。
　　幾個婦女感到受了奇恥大辱,她們知道這都是不識字惹的禍。于是,都積極要求上掃盲班。這下婆婆們想攔也攔不住了。
　　1951年年底,全國各地都開辦起了掃盲班。據統(tǒng)計,這一年僅工廠工人,就有170余萬人參加了學習。
　　
　　掃盲教材五花八門
　　
　　掃盲運動剛剛開始時,學校是臨時的,老師是業(yè)余的,教材也五花八門,沒有統(tǒng)一規(guī)定。由于條件所限,掃盲運動開始后并沒有全國統(tǒng)一的教材,每個省市甚至縣鄉(xiāng)都有自己編寫的掃盲教材。李吉元說,雖然也是以識字為目的,但掃盲教材與小學課本的內容有著很大差別。“小孩子們天真單純,課本的內容也要與他們的年齡相符。掃盲對象都是些成年人,社會經驗豐富,除了識字外還要有政治宣傳和科普知識在里面�！�
　　
　　果然如老人所說,記者在國家圖書館看到了幾十種當年各地出版的“識字課本”。這些“識字課本”有的是面對工人的,有的是面對農民的,還有的是專門教城市家庭婦女的。根據各自目標群體的不同,課本中課文的內容也不盡相同。
　　1956年由北京市民主婦女聯(lián)合會編寫的教材《市民識字課本》,從內容看就會發(fā)現(xiàn)這明顯是一本為城市家庭婦女設計的教材。課文內容有認數碼、認日歷、認鐘表、買菜、算賬、坐車,甚至怎么看孩子成績表都有,真可謂是五花八門。每一課內容深入生活,極其實用,可見編者的苦心。
　　雖然各地的掃盲教材不盡相同,但基本結構都差不多,由課文、生字、課后練習幾部分組成。而擁護共產黨、愛祖國、反封建、愛崗敬業(yè)等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教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1953年東北行政委員會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為東北農村編寫的《農民速成識字課本》,課文采用的是像《三字經》一樣的韻文體:
　　日月光,照四方,天上明,地下亮,毛主席,共產黨,領導咱,有力量……
　　讀起來朗朗上口,學員們不但通過課文學會了生字,也完成了新社會對于公民的政治教育。
　　在為學員們提供教材的同時,當時的編者們還為掃盲教師們提供了相應的“教學參考用書”�！敖虒W參考”不但寫明了本冊教材的教學步驟、目的,還為教師們提供了許多具體實用的教學方法。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農民識字課本》第二冊教學參考書第一課課后練習中,編者有這樣一段提示:
　　這是本冊第一次聽寫,要選一些口頭常說的詞,不要挑“吼聲、誕生、屬于”等詞。聽寫的時候,教師要讀得慢一些,讀到有標點的地方,要停頓一下。一句話可以多讀兩遍,等到大多數學員都寫完了,再讀下一句……
　　如此具體細致的教學指導,不難看出編者們的良苦用心。當年,掃盲教師幾乎都沒有過授課經驗,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通過教學參考中的提示,完成了教學任務。
　　
　　速成識字法一天能認上百字
　　
　　掃盲運動雖然得到了全國上下的熱烈響應,但不久教師們就發(fā)現(xiàn),成年人記憶力不好,頭一天剛教的生字,第二天就又不認識了。掃盲班的課是天天上,但有的學生來回來去還是只認識那么幾個字。遇到困難,一些上了年紀的學生有些灰心喪氣。
　　1951年11月29日,重慶《新華日報》發(fā)表了一篇名為《速成識字教學過程概述》的文章,文中詳細介紹了西南軍區(qū)文化干事祁建華利用注音識字發(fā)明速成識字法,幫助戰(zhàn)士在短時間內脫盲的事跡。1952年4月23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給祁建華發(fā)了獎狀。三天后,《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號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速成識字法把掃盲運動推向了一個高潮。
　　早在1949年1月,祁建華就開始琢磨起速成識字法了。當時,剛剛從中原軍政大學畢業(yè)的祁建華被分配到二野某軍做文化教員。那時候部隊里的掃盲工作已經開始了�？稍S多戰(zhàn)士學文化很困難,一天只能學三五個字,還常忘,對于學習信心不足。祁建華想起自己剛剛學文化時的經驗,當時他先學會了注音符號,通過注音識字,一天可以學好幾百生字。用這個方法幫助戰(zhàn)士們掃盲,不是事半功倍嗎?于是,他決定先用這套方法教教新調來的戰(zhàn)士王祥德,看看效果。
　　王祥德很想學文化,但一天學三個生字還要忘兩個,非常苦惱。聽說祁建華用速成識字法11天學會了一本8000字的字典,他感到不可思議。于是,他決定試試祁建華的這套神奇的方法。
　　祁建華花了一天時間,教王祥德學會了注音符號,而后每天從一本《人民三字經》中挑50個生字。10天王祥德就學會了500字。
　　看到這套方法行之有效,祁建華決定把它運用到識字班的教學中,在學習生字之前,先教戰(zhàn)士們學注音符號。開始有些戰(zhàn)士對此并不感冒,他們覺得:“注音符號曲里拐彎像洋文,學了沒用�！笨蓪W著學著,戰(zhàn)士們發(fā)現(xiàn)這些“洋文”竟能拼出漢字的讀音,學習興趣一下子調動起來。
　　在《速成識字法是怎樣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書中,祁建華記錄了這樣一個鮮活的例子。戰(zhàn)士呂國丁原來只認識250個漢字,在使用速成識字法學習了7天后,他竟然認識了1300個字。在介紹經驗時,呂國丁說:“第一天我學了40個,第二天我咬咬牙學了60,第三天又咬咬牙學了80,嗨!也都學會了�！�
　　祁建華拿了一張報紙給呂國丁看,起先他還不敢看,但發(fā)現(xiàn)報紙上的字自己竟然都認識時,呂國丁高興地大聲朗讀起來。
　　應用了這套方法,1952年3月,西南軍區(qū)第二野戰(zhàn)軍在全軍率先消滅了文盲。同時,全國各地也迅速辦起了速成識字法實驗班。
　　其實,“速成識字法”并不神秘,它就是我們至今仍沿用的注音識字,只是那時候祁建華使用的不是今天的漢語拼音,而是解放前就已推行的注音符號。
　　1952年,經過短短幾個月的推廣,速成識字法教學在工廠、農村的掃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據東北、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統(tǒng)計,參加速成識字法學習的工人達到25.8萬人。其中大部分人通過150到200個小時的學習,學會了1500至2000個單字,并能閱讀通俗讀物,會寫簡單文章。
　　1952年11月15日,中央決定成立全國掃盲工作委員會。祁建華以他對掃盲工作的突出貢獻,被任命為委員會副主任。毛澤東稱他是“名副其實”的識字專家。劉少奇評價他為“我國繼倉頡以后第二大文人”。
　　
　　“高家柳溝經驗”
　　
　　1955年,經過速成識字法的高潮,各地掃盲的熱情多少有些降溫�？筛鞯氐奈拿�數量仍然很大,還有許多人因為沒有及時鞏固出現(xiàn)復盲的情況。
　　1955年深秋的一個下午,毛澤東在頤和園一邊散步,一邊思索著怎樣才能把掃盲與農業(yè)合作化結合起來。他讓工作人員找來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
　　毛澤東問胡耀邦,全國辦了那么多合作社,有沒有農業(yè)社學習文化的典型?胡耀邦當即答道:“山東高家柳溝創(chuàng)辦記工學習班的材料不錯,我看了好幾遍呢�！彪S后他把材料報給了毛澤東。
　　山東省莒南縣高家柳溝村是一個僅有300多戶農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個人識字。合作社找到其中7人作為記賬員�？伤麄冏R字不多,許多社員的名字、農具、肥料都寫不上來。他們只好用畫圈、畫杠代替,時間久了,圈圈、杠杠滿天飛,成了一筆糊涂賬。
　　看到這種情況,高家柳溝團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組織社員學文化,首先要解決記賬問題。團支部決定首先要從學寫社員的名字學起,然后再學各種農活、農具的名字,“做什么,學什么”。
　　于是,高家柳溝的學習班先從社員的名字學起,然后逐步學到土地、農活和各種農具的名字。初春時,社員忙著春耕和送糞,他們就學“春耕”“送糞”兩個詞;捕打紅蜘蛛的時候,他們就學習“紅蜘蛛”;該深翻地了,他們又學了“深翻地”三個字。為了防止回生,每天晚上學員們都集中起來學習,白天勞動間隙,識字班還辦到了田間地頭。
　　經過兩個半月的學習,參加學習的115名青年,有19個能當記賬員,92人能記自己的工賬,不能記賬的只有4人。
　　毛澤東看過高家柳溝記工學習班的事跡后,非常高興。他把這篇文章的題目改為《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chuàng)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收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
　　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把掃盲與合作化運動相結合的想法帶到了黨的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會上,毛澤東說:“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
　　毛澤東對高家柳溝村事跡的批示很快傳達到了全國。根據毛主席的批示,教育部成人教育司一直負責成人教育的李吉元和高教出版社的幾名同志來到河北省農村實地考察,打算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編寫一套新的掃盲教材,以此給全國新教材做一個范本。可就在他們的新教材還沒出爐時,全國各省、市、縣,甚至村都編起了結合當地實際情況的新掃盲教材。事隔多年,李吉元已經記不清教材中的內容了,但他記得這套教材最終沒有應用到實際教學中。各地都用上了有自己特色的新教材。
　　石景山區(qū)麻峪村也根據自己的生產、生活特征改進了教學方式。李芳華記得,那時他們把門上貼一個“門”字,壺上貼一個“壺”字。學員們在平時生活中就能鞏固學到的生字。他們形象地把這個方法稱為“拐棍”。
　　
　　掃盲改變命運
　　
　　1955年1月,由于在掃盲運動中的突出表現(xiàn),石景山區(qū)麻峪村民校教師李芳華獲得了北京市優(yōu)秀民校教師獎狀。50多年過去了,老人一直把這個獎狀珍藏著。接受記者采訪時,老人掀開衣角,把珍藏在衣服里的獎狀拿了出來。獎狀是用紅色的綢子制成的,上面寫著“優(yōu)秀民校教師”幾個金字。老人曾當過勞模,做過人大代表,一生中得到的獎狀無數,但她最珍惜的還是這個優(yōu)秀民校教師獎。
　　李芳華記得,1955年北京市優(yōu)秀民校教師表彰大會在長安大戲院舉行。當時,她剛剛生了大女兒在坐月子,沒能親自到現(xiàn)場領獎。“村干部去替我領回來的,還發(fā)了50塊錢獎金。”沒能親自領獎,一直是老人的一個憾事。
　　有了孩子的李芳華,幾個月后又出現(xiàn)在了民校的講臺上。以前是學生們寫作業(yè),她幫著學生看孩子,現(xiàn)在卻是她在上面講課,學生們幫她照看剛出生不久的孩子。就這樣,互相扶持著,李芳華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畢業(yè)生。
　　掃盲剛開始時,中央沒有確定脫盲標準。直到掃盲工作進行兩年后的1952年,教育部才規(guī)定認識2000字左右,能夠閱讀通俗書報,寫三五百字的短文,即可認定為脫盲。
　　根據這個標準,1956年石景山全區(qū)完成了掃盲任務。
　　在石景山區(qū)北辛安鎮(zhèn)民校教書的劉蘭也因為所教班級極高的畢業(yè)率,被市里評為優(yōu)秀民校教師三等獎。劉蘭還記得,其他村的教師來她課堂上聽課,教室里坐了一片人,而她以自己高超的講課水平受到了在場民校教師的一致好評。
　　1956年,石景山區(qū)完成掃盲工作后,民校也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民校教師們因其在掃盲工作中的突出貢獻,被統(tǒng)一分配了工作。劉蘭被分配到了市里的東方飯店工作。但那時她女兒剛剛出生四個月,因為單位離家太遠,她最終放棄了這份令人羨慕的工作。此后,她做過會計,當過教師,還做過石景山區(qū)百貨公司的經理。
　　劉蘭說:“其實我只有小學文化水平,后來我自修了電大的課程。就是因為在民校當教師的經歷,在教學生的過程中,我自己也在不斷學習、提高。”
　　從劉蘭手中畢業(yè)的學生前后一共有4批。原先他們都是大字不識的農民,掃盲后他們有的當了大隊干部,有的進了工廠,還有的在村里做了會計。
　　
　　“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信”
　　
　　石景山區(qū)的掃盲工作全部完成了,但在許多偏遠山村,掃盲才剛剛開始。
　　1958年春,中國掀起了一場“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工業(yè)躍進,農業(yè)躍進,文化教育也要躍進。掃盲運動也隨著這股席卷全國的洪流,開始了一場不切實際的“躍進”。
　　1958年2月,教育部、團中央、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lián)和全國掃除文盲協(xié)會召開掃盲先進單位代表會。會上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來一個文化上的“原子爆炸”。
　　會議向全國發(fā)出5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倡議。3月7日和5月20日,《人民日報》先后發(fā)表社論《掀起規(guī)模壯闊的掃盲大躍進》、《用革命精神掃除文盲》。但當時全國14歲到40歲的青壯年文盲,單在農村中就還有1.5億,如果照以往8年的平均速度來掃,即使一年掃300萬,也得50年才能掃完。如果要在5年內掃除文盲,必須每年掃掉3000萬到4000萬人。這比以往的速度快10倍。
　　一個群眾性的掃盲高潮很快形成。許多掃盲口號也在此時應運而生:“社會主義是天堂,沒有文化不能上”、“工業(yè)化、農業(yè)化,沒有文化不能化”、“技術是個寶,沒有文化學不了”、“一切識字的人都要動員起來教人識字,一切不識字的青壯年都要組織起來努力學習”……
　　為了完成指標,浮夸、虛報的現(xiàn)象在所難免。1958年7月,在省城讀高中的孟祥才回到老家山東臨沂北老屯村度暑假。他這個村里學歷最高的秀才,首當其沖地被任命為掃盲骨干。
　　如今已是山東大學歷史教授的孟祥才對那次村里的掃盲高潮記憶猶新,“有一天剛吃過早飯,大隊長找到我說:‘今天上午公社召開掃盲誓師大會,你別下地干活了,帶幾個學生去開會,回來咱們商量怎么掃盲。’”
　　走進公社大院,眼前的情景讓孟祥才吃了一驚。主席臺上紅旗招展。寫著“工業(yè)大躍進!農業(yè)大躍進!掃盲也要大躍進!”“苦戰(zhàn)三個月,掃除全公社文盲!”的條幅貼了一墻。大會開始了,首先公社書記做動員報告,號召全公社敢想敢干,在三個月內將文盲掃光,每人都能識字三千,能讀書看報。接著文教助理布置了掃盲的組織領導、工作步驟和檢查驗收等有關事宜。最后,幾個大隊代表上臺表決心,調子出奇地一致,都是保證超前完成任務。
　　散會后,往村里走的一路上,孟祥才心里直打鼓:小孩6年小學畢業(yè),還不一定能順順當當地讀書看報�，F(xiàn)在要求三個月掃光文盲,簡直是開玩笑。
　　第二天中午,孟祥才發(fā)現(xiàn)全村八九個樹蔭下的教學點都開始看著黑板學識字了,老師教得認真,學生學得起勁。他心里暗自高興,覺得照這樣下去沒準還真能完成三個月掃盲的任務。
　　可到了第四天中午,大隊長心急火燎地找到孟祥才,說:“壞了!咱們大隊的掃盲落后了。人家付莊大隊,上午開完誓師大會,下午就向公社報捷,說他們已經完成了掃盲任務。你快去大隊辦公室,用紅紙寫一份報捷的喜報,就說我們大隊經過苦干加巧干,也超前完成了掃盲任務。然后找?guī)讉�年輕人,敲鑼打鼓將喜報送到公社�！�
　　看孟祥才愣著不動,大隊長急了,說:“快去辦!再不快點,咱就更落后了�！�
　　當天下午,孟祥才和幾個年輕人就敲鑼打鼓地把喜報送到公社大院。這時,他們才發(fā)現(xiàn),公社大院墻上貼滿了報捷的“喜報”,他們村還真落后了。
　　喜報送出后,掃盲班再也沒人去了,北老屯村的一場掃盲大躍進就這樣草草收場了。
　　據當時報道,僅僅1958年1月到9月,全國共掃除青壯年文盲1億人。
　　對于掃盲運動中出現(xiàn)的浮夸現(xiàn)象,毛澤東有所察覺。1958年11月,在武昌會議上,他說:“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實……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毛主席說了話,這場轟轟烈烈的“掃盲躍進”才有所降溫。
　　雖然也經歷了不少風雨和曲折,但掃盲運動畢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1964年,全國開展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一次全面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億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參考文獻:《新中國掃盲教育史綱》、《山東的掃盲運動》、《速成識字法是怎樣創(chuàng)造出來的》、《上世紀五十年代石景山區(qū)掃盲工作報告》)
　　(摘自6月16日《北京日報》,作者為該報記者)

相關熱詞搜索：掃除 文盲 掃除文盲 新中國掃除文盲運動 掃除文盲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