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里曾說，“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蹦敲丛诋敶�，譯事的“難”又在哪兒呢？ 　　
　　嚴復先生有著名的“譯事三難”之說，我近年做文字翻譯比較多，對現(xiàn)時代的“譯匠”事業(yè)有一些感受，覺得“難”事過三。
　　首先是文體�，F(xiàn)時做翻譯出版，先得談國際版權，這是“兩千年未見之巨變”。出版社買下國際版權，然后找譯者翻譯，譯者既失主動，就要成為多面手。另一方面，一部作品往往包含多種因素，例如經(jīng)文、古文、詩、對話等。
　　對話之所以難，在我而言，因為是南方人，譯對話要“南人北語”。當年傅雷向京師求學的兒子請教北京人的口語，為的是有地道的“京味”。英國作家萊辛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花城出版社曾出了她的一個短篇集《一個男人和兩個女人的故事》。為參評翻譯獎，我將書送評論家過目，得回大為詫異的評語：譯文中時時見廣東話，如何能評獎?――此書譯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的范文美先生�！昂Ｎ丁笨�，“粵味”尚未可也。我自己文體處理較好的，是小說《陰陽師》的譯作。這個短篇集說的是日本平安朝(相當于我國宋代)的故事。出版社請陳平原作序，陳先生摘了作品中的一段譯文，謂作者筆下有“六朝風采”。作為譯者，與有榮焉。失敗的經(jīng)驗是譯一本棒球小說。自己不懂也不愛棒球，硬著頭皮翻譯，交稿之后，譯文遭編輯“嚴譴”。雖然出書了，距今業(yè)已多年，一想起這本書還是苦笑。
　　
　　其次是體力。出版與“流行文化”密不可分。出版者視行情購買版權，總希望譯作盡快面世應市。于是，給予譯者的時間總是壓縮。在基本上沒有專職文字翻譯者的時代，兼職譯者常常加班。在翻譯的緊張階段，譯者臉上時時掛著疲勞的痕跡。翻譯的累，累積到一定時候會使我寢食不寧。每次沖刺完成譯稿的最后階段，必近于體力耗竭，神情沮喪。
　　翻譯這一行，還有一些難處。翻譯的主力是高校教師，但高校的科研統(tǒng)計中，翻譯往往不算成果，不能作晉升職稱的材料。這樣一來，翻譯在高校便不入主流，這就意味著最好的人才不會干翻譯。廣州某高校曾有翻譯的名師坐鎮(zhèn)，現(xiàn)在要發(fā)揮優(yōu)良傳統(tǒng)――成立翻譯專業(yè)。但是，調入人才有困難。教師安于工作就有脫離主流的擔憂。研究翻譯是形而上，從事翻譯則屬于形而下。
　　另外，創(chuàng)作已普行版稅制，翻譯還是稿費制，翻譯圖書往往是一次性收益。自從教育產(chǎn)業(yè)化以后，對于高校教師來說，翻譯的收入與上課相比已沒有優(yōu)勢。既沒有作為科研的可能，上課又駕輕就熟，辛辛苦苦翻譯也就大可不必。
　　翻譯隊伍常見老面孔，其中重要原因是出版社愛找放心的、了解的譯者。這樣做一來改稿容易，二來可為譯作加分，至少不至于減分。以前出版界培養(yǎng)譯者的說法，就跟培養(yǎng)作家的舊觀念一樣，消失在市場經(jīng)濟中。新人得到的機會少，鍛煉成長就難。從翻譯的長遠來看，是有隱憂的吧。
　　對于譯作的印象，讀者總認為譯得好，肯定是原作好；譯得不好，肯定是譯者工夫不到家。不過，現(xiàn)在也開始出現(xiàn)一些說法，認為原作有被過度翻譯(超出原作)的可能性(危險性?)。是因為“譯匠”的技藝有所提高之后，難免技癢?
　　
　　翻譯一本書，理解和表達的錯誤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名譯者也有許多這樣的例子。匆忙趕譯出一本書，當白紙已成黑字，才赫然發(fā)現(xiàn)大錯或者小錯，后悔莫及的例子，我有過一些。我訂閱《南方都市報》，愛看喬納森談翻譯的專欄，又私下慶幸我只是讀者，沒有被盯上――我的譯作還沒有入法眼，又或者，可能語種不同。
　　創(chuàng)作者會有宣泄的快感，譯者則永遠誠惶誠恐，亦步亦趨。那么，接譯各種書的樂趣何在呢?想來是這樣一句話:喜歡文字，執(zhí)著于文字的表達而已。（林青華，譯有谷崎潤一郎、三島由紀夫等人作品及夢枕貘《陰陽師》部分）
　　（摘自《新周刊》2008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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