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訪學者在國際傳播中具有怎樣的作用?怎樣能夠更好地發(fā)揮其作用?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中外溝通的橋梁 　　 　　學者在對外傳播中因為其具有的獨特優(yōu)勢，正在日益發(fā)揮架設中外溝通有效橋梁的作用。這種優(yōu)勢主要在于學者一般都通曉中外文化，了解雙方國情，掌握國家政策。
　　在發(fā)達國家，學者雖然平均收入不高，屬于中等偏上，但社會地位卻十分重要。發(fā)達國家的社會里，當聽說某人是某某大學的教授、副教授，甚至年輕的講師，一般都會覺得很了不起，甚至懷著肅然起敬的心情。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在公眾眼里，他們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群體，他們對社會、對國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對于發(fā)展中國家來說，學者、知識精英在社會中的地位也同樣重要，從本質(zhì)上來說是知識使然。
　　學者們不僅通過自己的專業(yè)知識――科技、文化和技能為國家和社會服務，而且，每個人都有較深的專業(yè)造詣，是知識、文化的載體和傳播者、普及者。學者的出訪與交流，是在向世界普及帶有自身國家背景和特色的文化，在無形當中發(fā)揮了提升本國軟實力的作用。同時，由于學者的知識背景，不僅對本國文化有專長，而且，很多學者也比較了解外國文化，了解出訪對象國的國情與溝通方式。
　　筆者在日本做訪問學者的時候，正好趕上新疆“7?5”事件，很多日本人，甚至日本學者、媒體人都誤認為中國政府壓迫少數(shù)民族。在筆者和他們的溝通交談中，不得不向他們詳細、反復地解釋中國政府對少數(shù)民族的優(yōu)惠政策和這個事件的成因，使他們心中的一些誤解、疑慮得到某些改變與消除。因為，日本的一般公眾看不到中國的電視和報紙，他們只能從日本媒體的片面報道中獲得有限的信息，結(jié)果在認識這樣的事件時，就形成了偏頗的看法。對于這種情況，國內(nèi)的媒體即使喊破了喉嚨進行傳播也不會產(chǎn)生多大的效果。而作為外交官的說辭又會被認為是代表中國政府的片面“宣傳”，也很難得到他們的認可，因此，這種情況下學者的傳播手段就具有了獨特的作用和影響力，成為中外民間交流溝通的一種有效渠道。
　　
　　事半功倍的效果
　　
　　出訪學者的交流活動相對靈活，成本也較小，但是，他們所發(fā)揮的作用卻不可以小看。因為學者在對外交流活動中，接觸的大部分都是對方國家的精英，而對方國家的精英，可以在無形中發(fā)揮很大的社會作用。有的時候，這種作用比我們正式的外交交涉還具有影響力。一個中國學者在和對方國家的一個教授的交流和對談中，如果能夠改變―個教授的觀點，那么，也就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這個教授屬下和課堂中眾多學生的觀點。如果能夠改變一個記者的觀點，這個記者從原來撰文貶低中國，而轉(zhuǎn)化成客觀地介紹中國，那影響的可能就是數(shù)千人、數(shù)萬人，甚至更多。這種影響力和傳播力對于本國軟實力的提升有時難以估量其作用。
　　筆者在日本做訪問學者的時候，經(jīng)常參加各種規(guī)模、各種層次的學術會議，也參加過經(jīng)濟界的高層會議，在日本最高層次的經(jīng)濟組織經(jīng)團聯(lián)的會議上發(fā)表專題演講。一次，在中日兩國關于歷史問題的一個研討會議上，對于日本學者歪曲歷史問題的研究主張，筆者以擺事實、講道理的學術精神進行反駁和詰問，竟讓那位日本學者承認了自身研究的缺陷和不足，而其他在場的歪曲歷史問題比較囂張的一些日本學者因為拿不出反駁的事實，也啞口無言。
　　這種做法可能要比我們過去用大批判的形式反駁來得更加實在，更加讓人信服。這說明具有學術功底和學術理據(jù)、以理服人、平等身份的學術交流更容易讓人心服口服，更能夠發(fā)揮傳播的影響力，而又沒有那種大批判高壓下的負面作用。當然，在一些特定的時期，針對特定的事件高壓強硬也是必須的，但卻不能經(jīng)常使用，要有所節(jié)制。否則，表面上的強硬或高壓雖然有時會給人以揚眉吐氣的表象，但也會產(chǎn)生無窮的負面效果。
　　另外，學者的身份有其獨特的作用。在一般的場合，對方會認為你是一個可以平等交流、以學術為背景、不帶政治色彩的交流對象。這比起職業(yè)外交官來說，極大地增加了交流的便利性和靈活性，也比那種生硬的政策宣示更容易讓對方理解和接受。在這種潛移默化的交流和傳播中，達到了最好的效果。當然，作為學者自身也要掌握方法和分寸，對于政治問題也要盡可能將其學術化地交流和溝通，從學術的角度維護國家利益。否則，一旦被對方認為沒有獨立的學術研究精神，屬于政府的代言人，或者是附和者，交流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政策建議
　　
　　鑒于自身的訪問研究和交流實踐，筆者認為，在中國經(jīng)濟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的今天，中國政府應該通過多種渠道和途徑促進本國軟實力的提升。其中，對于學者的出訪研究和交流活動應該作為提升我國軟實力的一個途徑而給予足夠的認識和政策支持力度。尤其應該資助更多的學者走出去，積極參與更多的對外交流活動。這種活動只有具備更大的規(guī)模，才會產(chǎn)生更多的效果。
　　同時，對于可以得到國外資助的學者，國家和單位要給予寬松的政策，支持他們的交流和研究活動，要相信他們的愛國立場和素質(zhì)。只有給予更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和輿論氛圍把人們的愛國熱情最大地調(diào)動和發(fā)揮出來，才能夠事半功倍的創(chuàng)造出最大的社會效益。
　　當然，學者不是官員，如果僅僅將學者定位為為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做解釋、做注腳，那么，則極大地浪費了學者應該發(fā)揮的主觀能動性和智力生產(chǎn)力。國際上通行的認識是――學者的言論只代表其自身的研究和看法，不代表政府和國家，我們應該提倡這樣的輿論氛圍。
　　中國應該借鑒發(fā)達國家的一些做法，建立官產(chǎn)學一體化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模式。大力引進學界的智力人才，制定相應的政策修改與新政策的制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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