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軍事同政治、經(jīng)濟和外交緊密相關,海外對中國軍隊的曲解和質疑往往會影響到中國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外部環(huán)境。為此,利用對外大眾傳播媒體來塑造和提升中國軍隊形象的任務變得格外重要,它既對軍事新聞工作者提出了挑戰(zhàn),也提供了廣闊的業(yè)務探索和實踐空間。
　　軍事新聞對外傳播是中國新聞對外傳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又有別于一般新聞的報道,這是由軍事活動的特殊性決定的。對外報道的一般性原則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詳?shù)囊粭l就是要淡化宣傳味,注重客觀報道,面對中國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各種問題,首先要“敢說”然后是“會說”,這既是為了消除境外讀者對中國傳媒是“宣傳機器”的偏見,也是為了通過坦率真誠的報道來塑造中國傳媒的公信力,拓展海外影響力。然而,具體到軍事新聞對外報道而言,“會說”比“敢說”顯得更為迫切,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在軍事信息發(fā)布上做到完全公開透明,軍事新聞的傳播總是具有強烈的目的性,必須首先服務于國家安全和軍事戰(zhàn)略利益,主要任務就是通過影響國內外輿論來獲取支持,遏制不利言論并防止不利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從這個意義來說,軍事新聞對外傳播打響的就是一場“國際傳媒戰(zhàn)”。這里從實踐的角度提出幾點思考。
　　
　　針鋒相對需要找準要害
　　
　　去年底以來,海外對中國軍力的擴張頗有微辭,主要集中圍繞在軍費開支、建造航空母艦、亞丁灣護航、海上閱兵、提交大陸架劃界方案宣示南海諸島主權和美國國防部發(fā)表的《中國軍力報告》等話題上。雖然我們的對外傳播現(xiàn)在還無法完全扭轉西方人的看法和誤解,但至少可以在具有爭議的重大軍事新聞事件中更響亮地表明中國的立場,這與全軍日益重視軍事新聞的對外傳播是分不開的。
　　
　　長期以來,對外軍事報道領域一直存在某些思想障礙,包括認為外宣“無關緊要”、外宣“容易惹是生非”、外宣“成績看不到”和外宣“容易泄密”等錯誤認識。2008年,國防部新聞發(fā)言人制度正式設立,通過主動發(fā)布新聞的方式來遏制流言傳布和惡意炒作,把握軍人形象塑造的話語權和主動權。今年3月,根據(jù)總政治部的安排,首期全軍對外宣傳工作業(yè)務骨干培訓班在南京政治學院舉行。這一舉措吸引了境外媒體的注意,外媒報道說,“這是中國軍隊正在訓練自己的首支宣傳隊伍”。
　　盡管中國軍事新聞對外宣傳的力量在加強,但是綜合近期海內外主要媒體對于“中國軍事威脅論”的分析報道來看,大陸媒體在對外傳播過程中總體來說還是主要扮演了“事后回應者”的角色。真正充滿火藥味的交鋒反而在包括香港媒體在內的一些境外傳媒機構之間進行,它們紛紛通過發(fā)布評論員文章和國際政治研究機構知名分析師的報告來渲染或批判“中國軍事威脅論”。比如,美國國防部3月25日向國會發(fā)表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力報告》的非機密版本,大肆批駁中國軍隊的軍事不透明和軍力擴張的不確定性后,香港《亞洲時報》在線發(fā)表了奧斯陸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戴維?伊森伯格題為《美國高喊中國狼來了》的文章。這篇文章認為,這份報告的信息含金量相當高,但在對有關中國軍事力量威脅的警告方面卻是“徹底的失敗”。首先,自蘇聯(lián)解體以來,為了給美國每年龐大的軍事安全開支尋找借口,美國政治軍事工業(yè)部門的眾多成員一直在尋找另一個國家來代替蘇聯(lián)。鑒于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經(jīng)濟地位日益提高,因此它就被當作了新的威脅標準,實際上,現(xiàn)在五角大樓的預算至少有四分之一是針對中國這個理由的。其次,文章援引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統(tǒng)計,批駁“中國現(xiàn)在的軍費開支比該地區(qū)的任何國家都要多”的言論,指出中國軍費開支占 GDP的比例僅比臺灣高0.1個百分點,比印度的軍費開支低0.6個百分點。此外,作者還在同美國自己的年度軍事戰(zhàn)略文件相比較的基礎上指出,除“保持中國共產(chǎn)黨的地位”這一條外,美國國防部歸納的中國軍隊長期戰(zhàn)略同美國軍隊的戰(zhàn)略目標很相似,都包括要“繼續(xù)發(fā)展經(jīng)濟、確保國內穩(wěn)定、保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爭取獲得大國地位”的內容。類似的批駁還有很多,比如,英國《生存》雜志認為中國崛起并不意味著東亞發(fā)生沖突的可能性增加;《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戴維?皮林則撰文指出,中國經(jīng)濟崛起催生“藍水海軍”雖有風險但應受到歡迎;俄羅斯《獨立報》的文章也認為美國人夸大了中國的國防預算。
　　這一現(xiàn)象提示我們,言論性文章對國際輿論交鋒至關重要。雖然當前軍事報道的體裁多樣,從消息、特寫、分析、綜述、述評,到其他言論文章,不一而足,但是對外報道的資源還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特別是要借鑒西方傳播學中“意見領袖”的做法,將報道視野從軍營機關拓展到研究機構,并設法使民間輿論能夠同官方聲音形成良好的互動與配合。出于對軍事外交關系的考慮,中國政府和軍方很少像西方國家那樣在官方文件中對其他國家的事務進行批評。那么,在一些政府和軍方不方便發(fā)出聲音或者還不習慣于發(fā)出聲音的時候,不妨考慮讓更多研究機構作為“意見領袖”發(fā)表一家之言。同時,我們還需要加強對外軍事評論人才隊伍的建設,要能夠在紛繁復雜的國際軍事政治輿論環(huán)境中善于圍繞新聞熱點發(fā)出于我有利的聲音,這其中的關鍵還是要培養(yǎng)思想深刻、觀點獨到的專家型和研究型的軍事新聞人才,構建開放式的海外輿情跟蹤研究機構,追蹤海內外輿論動態(tài)熱點,在研究和分析問題中體現(xiàn)中國媒體的國際競爭力。
　　
　　在全球化語境中
　　審視中國軍事宣傳
　　
　　
　　美國有一些人認為,中國要提升其全球政治經(jīng)濟軍事影響力,就必須轉變“中央之國”的思維方式,從在國際輿論中主要強調“我要說什么,我要做什么”變成關注“自身行為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影響和變化”。就對外傳播而言,就是要學會在全球化的語境中來觀察和報道中國軍事新聞,以服務國家安全和戰(zhàn)略利益為根本目的,堅持以我為主和別中求同的原則,尋找能夠彌合中西方報道差距的角度和方法。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思考:
　　第一,應在尊重彼此戰(zhàn)略利益的基礎上強調合作與國際責任。中國發(fā)布計劃建造航空母艦的消息后,盡管軍方高層多次重申中國未來決不會稱霸,很多國家依然對此表現(xiàn)出了強烈擔憂。其實,要消除海外對中國軍隊未來戰(zhàn)略的擔憂很難,而且沒有多大必要,我們不妨將報道的重點放在如何確保中國履行與其經(jīng)濟實力相對應的國際責任上,強調中國如何才能更好地參與國際合作,維護人類共同的利益和關切。2002年以來,中國與外國軍隊交往的頻率和范圍都明顯增長,特別是在聯(lián)合演習、維和行動、人道主義救援和救災方面。美國國防部已公開表示“歡迎一個穩(wěn)定、和平與繁榮的中國的崛起,并將鼓勵中國在促進國際體系的穩(wěn)定、可持續(xù)與發(fā)展方面承擔更大的責任”。但同時,她和其他很多國家都在擔心和猜測中國不斷擴充的軍力未來將會被怎樣部署。如果和其他國家實施角色互換,中國很可能也會產(chǎn)生同樣的擔憂,這是一國出于保障自身安全需要的正常反應。所以,關鍵還是要充分利用好當下的契機,為中國軍隊的對外交往營造良好的環(huán)境,用發(fā)展的眼光來分析中國對國際社會已經(jīng)或可能產(chǎn)生的貢獻,充分報道好中國軍人的對外交往,特別是維和行動、反恐合作、國際軍演、國際核查和人道主義救援及救災。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盡量多關注來中國進行軍事交流的外國軍人,從不同角度展示中外軍事交流與合作,用事實說話,提升中國軍隊“和平之師”的形象。
　　第二,以歷史的眼光報道中國軍隊的軍事現(xiàn)代化進程。如果仔細審視海外媒體關于中國軍力的報道就會發(fā)現(xiàn)這樣一種矛盾:他們一方面渲染中國軍費增長對其構成了“安全威脅”,另一方面又批評中國軍隊“作戰(zhàn)實力差”,“技術自主研制能力不足”和“裝備落后”。這種矛盾背后的深層原因就是國際軍事報道的輿論戰(zhàn),即不管怎么說都要保證對自身有利。在涉及中國軍隊軍事現(xiàn)代化進程的報道中,我們也應采取相似的戰(zhàn)術,適度地披露困難,適度地報道進步。比如,針對軍費造成的“安全威脅”,我們就曾引用基層部隊的大量實例,說明中國國防費的增長仍屬于國防基礎薄弱的補償性增長,是與國際經(jīng)濟發(fā)展相協(xié)調的適度增長。部隊戰(zhàn)備訓練強度的不斷加大對士兵體能提出新的要求,如何保障士兵能夠吃飽、吃好、吃得有營養(yǎng),同時抵消物價變動對士兵伙食帶來的影響仍然是中國軍隊面臨的一大挑戰(zhàn),用官兵的話講,“用每人每天11元的標準組織好伙食,難度還是相當大的”。在軍事預算方面,外界當前急于了解在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經(jīng)濟衰退和國內財政稅收增長放緩的背景下,中國領導人給予軍事預算的相對優(yōu)先權究竟有多大。在難以給出系統(tǒng)原則性解答的情況下,我們不妨選取軍費緊張的某個方面,說明當前面臨的困難以及如何提高相關國防開支的利率效率。在軍事裝備和后勤保障現(xiàn)代化方面,我們同樣也可以從歷史進程的角度報道中國軍隊在新軍事革命形勢下加快現(xiàn)代化建設的步伐,履行自衛(wèi)防御的新進展,既對外展示軍隊作為“威武之師”的形象,又不作渲染,不授人以柄。
　　第三,從差別的角度講述中國軍隊的管理和文化。海外研究中國軍隊的重點并非武器裝備而是中國軍隊獨特的治軍理念和管理方法。戰(zhàn)略分析人士認為,高效作戰(zhàn)需要的不僅僅是武器系統(tǒng)。當代中國軍人對《孫子兵法》的認同和理解,中國軍隊通過開放來增進了解、消除偏見的意愿以及改革開放給中國軍隊帶來的種種變化都是海外讀者非常感興趣的話題。僅就“人民子弟兵”這一特點而言,可以報道的視角就有很多。比如說,在內地,人民群眾遇到危難,挺身而出是子弟兵應盡的職責,但是在香港,未經(jīng)請示擅自行動就是非法。在國外,軍隊在國內執(zhí)行任務更是需要議會的批準。再比如,中國軍隊特有的政治指導員制度和士兵委員會與軍內民主決策息息相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承載著解放軍的“人民本色”,軍隊領導干部的審計和監(jiān)督體現(xiàn)了財務透明的實踐等。從這些見微知著的細節(jié)入手,結合中國軍人在參與國際交流過程中遭遇的“文化振蕩”將能夠挖掘出很多可讀性強,既感染人又鼓舞人的軍營故事,使中國軍隊“文明之師”的形象更加豐滿。
　　與一般新聞的對外報道相比,軍事新聞報道的專業(yè)性很強,但它同時又不僅僅局限在部隊軍營,而是與外交、政治、社會和經(jīng)濟密切相關,這就需要軍事新聞記者具有很強的全局意識和開闊的視野。同時,由于人類對戰(zhàn)爭、安全、威脅和沖突的天然興趣,軍事報道的海外讀者群相對更加廣泛,這既是軍事對外報道的機遇也是挑戰(zhàn)。如果說在對外傳播中,抑制“中國威脅論”首先要抑制“軍事威脅論”的話,改善中國國際形象的關鍵之一就是要改善中國軍隊的形象,而這中間,最重要的還是要掌握中國軍隊形象塑造的話語權,要解決好何時說,怎么說的問題。這是一個富有挑戰(zhàn)、值得不懈探索的課題。
　　(作者系新華社軍分站主任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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