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的締結過程 　　 　　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的時候，兩國政府發(fā)表的聯(lián)合聲明當中明文規(guī)定了要締結條約。 　　正式的條約談判是從1974年初開始的，到1978年的8月12日簽字，整個過程歷時3年8個月12天。這3年多時間，日本經(jīng)歷了三屆內(nèi)閣，中國經(jīng)歷了兩代中央領導集體。
　　條約談判花這么長時間，費這么大的勁，是我們始料未及的。談判開始以后，日本政局發(fā)生了變化，原來聯(lián)合聲明中已經(jīng)白紙黑字寫上的反霸條款，日本方面又不同意寫進條約。反霸條款很簡單，就是一句話――我們兩家不謀求霸權，也反對別人謀求霸權。但是日本方面不同意寫進去，其實這是日本國內(nèi)的右派為反對同中國締約找的一個借口。談判圍繞這個問題一波三折，遲遲沒有進展。
　　一直到1977年，中日兩國的政局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日本方面，三木首相下臺了，福田內(nèi)閣取而代之，中國方面，鄧小平同志恢復了工作。30年過去了，我對鄧小平在領導談判過程中的大手筆仍然記憶猶新。
　　首先，他針對日本社會各界，特別是政界、財界、輿論界的人士做工作，講反霸條款的主要內(nèi)容：我們不反對任何人，但是我們反對任何人謀求霸權。我們首先是自我約束，中國和日本不謀求霸權，這是鄭重的自我約束。日本的老百姓、輿論和各界是接受這個道理的，所以很快就在民眾中形成了要求福田首相盡快簽約的呼聲。
　　其次，小平同志通過日本政界、財界的上層給福田首相本人傳話。比如說：“知道首相日理萬機，工作很忙，但是條約這件事本來是很簡單的事，現(xiàn)在讓三木弄得很復雜化，要下決心的話一秒鐘就解決問題，就是‘簽訂’二字。福田首相過去和我們的關系大家彼此都清楚，坦率地講算不上老朋友，但是我們對這個并不介意，我們希望福田首相能夠跟田中、大平一樣，成為我們的好朋友�！边@個講話傳到日本以后，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在這種情況下，福田終于下決心，條約談成的時機趨于成熟。
　　《中日友好和平條約》最終于1978年8月12日由園田直外相和當時的黃華外長在人民大會堂共同簽署。這是繼邦交正�；�以后，中日兩國關系當中的又一件大事。而且這個條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是近代中日史上的第一個真正的平等條約。它不僅是對過去歷史的總結，也開辟了新的歷史階段。
　　
　　鄧小平訪日
　　開啟中日交流之門
　　
　　在簽署了這個條約以后，同年10月，鄧小平同志就訪問了日本。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高層領導第一次訪日。
　　小平同志訪問日本的第一目的就是宣布條約生效。簽署條約和發(fā)表聲明不一樣，條約是國家之間的一種最高級的外交文書，是一種法律文書，簽署以后，要經(jīng)各自國家的最高立法機構批準，然后交換批準書，才宣布正式生效。小平同志和福田首相共同出席了這個批準書的交換儀式，宣布條約生效。
　　小平同志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帶著中國改革開放這樣一個大的課題去考察日本，了解日本的。這次訪問稱為改革開放的關鍵之旅，它給中國國內(nèi)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我們后來借鑒了日本的很多東西，比如說“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個概念。為了保持經(jīng)濟增長速度，政府拿錢出來，動用財政來投資，這是日本很長一段時間采用的一個辦法。中國借鑒了他們的做法，但是運用得比他們好，更靈活、更有效。
　　更重要的是思路上的借鑒。小平同志訪問日本回來以后，有一篇很重要的講話，這個講話當中提到：搞現(xiàn)代化要善于學習，自己不懂的要向別人學習，我們不懂的要向外國學習，要學習他們先進的管理經(jīng)驗，要用經(jīng)濟的辦法來管理經(jīng)濟。這段講話在當時非常不容易，現(xiàn)在聽到向外國學習覺得沒有什么，但是在當時，不僅是高瞻遠矚，而且需要很大的勇氣。實際上當時國內(nèi)派了許多專家到日本去考察，是帶著問題去探討的。后來也從日本請來一些顧問，進行知識交流，和中國負責經(jīng)濟計劃、財政政策的領導干部交換意見。這對我們彼此都有好處。
　　
　　20世紀90年代
　　中日關系陷入低谷
　　
　　那次鄧小平訪問日本以后，中日的交流真正地開始了。中日關系的發(fā)展很順暢，大家感覺很舒適，這種狀況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80年代末。
　　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以后，情況發(fā)生了變化，問題比較多了，且不斷發(fā)生，有一些問題談不通，解決不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到了新世紀，小泉首相上臺以后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
　　總的來講，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兩國之間的老問題、新問題接踵而至，而且解決越來越困難。這個時候正是冷戰(zhàn)結束前后，冷戰(zhàn)期間，為了應對共同威脅，一些問題被掩蓋了�，F(xiàn)在這個主要問題解決了，那些被掩蓋的矛盾突出了，過去一些可以被解決的問題現(xiàn)在不可以了。這種現(xiàn)象不僅在中日兩國之間有，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這是國際形勢的變化所帶來的影響。
　　還有另一個深層次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日本泡沫經(jīng)濟開始破滅的時候，這對日本的社會沖擊很大，造成了政局的動蕩。政局的動蕩和經(jīng)濟低迷，使社會上彌漫起一種消極的、沒有出路的情緒。而此時中國找到了有中國特色的路子，是蒸蒸日上的景象。兩國的經(jīng)濟實力對比發(fā)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日本過去在亞洲獨大的局面難以為繼，心理壓力非常大，過去人們看好日本，現(xiàn)在看好中國。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第一次遇到一個蒸蒸日上、走向繁榮的鄰國。日本人對現(xiàn)實不滿，有一種茫然的感覺。他們適應不了這樣的變化，有一種民族主義情緒，既不服氣，又無可奈何。這種情緒反映在對外關系上，就是對亞洲鄰國都非常強硬，而對美國非常順從，這就使日本搞成了亞洲外交的僵局。
　　
　　長期穩(wěn)定將是
　　未來兩國關系的主題
　　
　　這兩年中日關系經(jīng)歷了所謂“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的過程。特別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的“暖春”之旅，雙方發(fā)表了第四份政治文件，要全面推進兩國戰(zhàn)略互惠關系。這個成果是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
　　2008年9月，鷹派人物麻生太郎當選了日本的新任首相，我不認為首相易人、政權更迭會影響大的形勢，主張冷靜、實事求是地來看問題。在國際上，選舉過程當中和選舉以后，當權以前和當權之后，一個人的政策思想、政治主張有所變化是屢見不鮮的事情，不能簡單地拿過去的事情來看現(xiàn)狀。麻生首相就任時間還不長，就在這段時間里，我已經(jīng)看到了麻生首相在中日關系方面表示出來的熱情，包括他應對當前金融危機，和胡主席交換意見時發(fā)表的言論，以至于在歷史問題上，他公開講要按照村山首相的重要講話來對待歷史問題，對日本自衛(wèi)隊高級軍官當中出現(xiàn)的歷史 錯誤認識、錯誤舉動采取了措施。他這些言論，都是積極的，我們應該更樂觀地來看我們的前景。
　　現(xiàn)在全球的經(jīng)濟形勢非常嚴峻，當今世界任何國家或地區(qū)很難獨善其身。所以唯一的辦法是要共同努力，共同應對。在這個過程當中，世界很多國家對中日兩國多一些期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國和日本，并不現(xiàn)實。中日兩國面臨的情況相當相似，比如都有較多的美元外匯儲備，都有美國債權，所以共同語言比較多，容易談得來，也比較容易合作。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看到我們的地區(qū)，亞洲的區(qū)域合作仍然是相對滯后的。亞洲合作的一個重要起點是多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是亞洲金融危機促使亞洲在區(qū)域合作問題上的覺醒�，F(xiàn)在這種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對我們來講，又是一個新的機遇，應該變危機為契機，應該進一步深化、擴大地區(qū)合作。我覺得可做的事情很多。
　　中日關系發(fā)展到今天，總體是向前的，當中也有波折。我們現(xiàn)在越過了這個波折，達到了新的起點，應該說面臨著一個極大的機遇，我們應該珍惜這個機遇。經(jīng)過了所謂“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以后，下一步中日關系的目標應該設定在什么地方?我比較傾向四個字，就是“長期穩(wěn)定”。
　　要做到長期穩(wěn)定，不受干擾，第一是政治互信。如果政治不信任，總是擔心、懷疑，這個事情就不太好辦。怎么保證政治互信?就是要定期地進行高層交往，不僅是高層，各個層次的交往都很重要。比如說議會、政黨、民眾團體都要交往，都要及時溝通。這是一種政治上的保證。
　　第二，加強人文交流，老百姓之間的各種層次的交往，尤其青少年的交往。盡管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但是相互要增進了解，現(xiàn)在主要的渠道仍然是通過媒體。如果媒體是客觀的，那就能夠客觀地了解對方；如果是誤導，就很麻煩。加強交往很重要，這是中日長期穩(wěn)定關系的社會基礎。
　　第三，就是經(jīng)濟合作。經(jīng)濟合作應該說是中日關系整個關系當中一個很大的亮點，已經(jīng)取得了飛躍的發(fā)展。在經(jīng)濟上要創(chuàng)造新的增長點，要深化我們之間的合作，擴大我們各自的優(yōu)勢，這是非常重要的。 有政治、經(jīng)濟兩個基礎，再加上社會基礎，中日關系完全可以做到長期穩(wěn)定，我們應該有信心。
　　
　　責編　周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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