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哲學的支持，就沒有高等教育學的產生、發(fā)展和進步。但在高等教育學與哲學實際的學科對話中，哲學以其深厚的學科知識一直源源不斷的為高等教育學提供理論、方法乃至思維等，這在學科對話中是一種不平等的現象。隨著高等教育學的不斷發(fā)展，與哲學應該走向平等對話，以共同促進學科的繁榮。
　　【關鍵詞】 高等教育學；哲學；學科；對話
　　在人類的整個精神文化體系中，哲學是一枝富麗的奇葩。它在整個民族文化中占據著核心地位，因其獨特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理論思維而成為人類文化的精華和活的靈魂，并且是民族文明和智慧的結晶。在學科發(fā)展過程中，各門學科尚未取得獨立形態(tài)之前，哲學作為學科的“母親”就已經存在。隨著學科的不斷分化與獨立，即使脫離“母體”，也并不表明該門學科與哲學再無關聯。相反，在科學的實際發(fā)展過程中，哲學總是在背后支持著它，科學所取得的每一次進步都與離不開哲學的幫助。數千年的學科發(fā)展史也表明：哲學的發(fā)展以各種具體科學的成果作為支持；同時，哲學的理論與方法給各學科的發(fā)展提供了基礎與指導。
　　一、哲學對高等教育學的貢獻
　　高等教育學科創(chuàng)立只有三十余年，但是高等教育知識與相關學科知識的對話，早在古代教育活動開始之初，就顯示出自身強大的包容性和對話性。從早期的與哲學、數學、神學，到近代的宗教學、社會學、自然科學再到現代的多學科研究方法的建立，高等教育一直在各種環(huán)境中不斷地完善自我，以建立堅實的學科基礎。
　　西方的哲學從中世紀大學開始，就顯示了它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從博洛尼亞大學、巴黎大學，再到柏林大學，無一不體現出哲學在大學的建立和發(fā)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大學與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但是最主要的問題在于，大學主要以什么為后盾來體現自己在民族事業(yè)中的作用，這一點，西方哲學史已經明確地給出了答案，哲學在大學當中的奠基是必不可少的，也正是由于哲學如此長時間的發(fā)展，不斷的在大學內部發(fā)揮自己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在整個文藝復興乃至科技革命時期，哲學不僅促成了歐洲大學的繁榮，更加影響著整個歐洲大陸的發(fā)展，正如張楚廷教授所說，是“如此全面地影響著那個文明史以來特別昌盛的時期”。
　　然而，無論在歐洲大陸哲學以什么樣驚人的態(tài)勢在影響著大學，近代中國卻是始終如閉著雙眼的嬰兒，還繼續(xù)沉醉在我們古老的文化中。直到被國外的堅船利炮打開國門，我們睜著朦朧的雙眼看世界的時候，看到的是滿目的機械和船只，即使中國古代哲學多么博大精深，對大學的影響多么深刻，也阻止不了我們對新奇事物的探索，于是，這一時期的大學都停留在器物層面的簡單模仿，大學忙著教人造船、教人紡織、從當時各類大學的名字，就可見一斑。直到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不可忽略的一個事實是，蔡元培不僅讓腐朽的北大在“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旗幟下獲得重生，也給北大注入了新的哲學精神。他帶來了一種其他時期都沒有明確提出來的新的哲學理念，“哲學一科，遂凌駕于其他三科之上，而為大學中最重要之部分”，其他三科即神學、法學和醫(yī)學。在蔡元培的倡導下，同一時期的梅貽琦領導的清華大學也積極響應，使哲學在大學中的地位有了明顯的提升。從這一時期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學有很多有實力的哲學家，他們基本上都有海外留學經歷，都在北大清華任教，也正是有這一雄厚的哲學實力，使得北大清華處在國內大學的頂端。而后一系列的政治磨難，讓本來可以生根發(fā)芽的哲學在大學中經歷了磨難，也由此很難長出有成就的哲學家來，貧瘠的大學土壤最終沒能給哲學足夠的養(yǎng)分，使得現階段的大學，沒有穩(wěn)固的根基，也沒有大學本該有的哲學厚度。即使在上世紀90年代，人們也不得不承認，國內總體學術水平較高的大學，哲學水平也處在中國的頂端。也就是說，哲學水平高低與大學水平高低仍然是高度吻合的。
　　大學與哲學的關聯是與生俱來的，因此高等教育學更應該認識到本學科與哲學的關系密不可分。這種與生俱來的關系，使得高等教育學在研究大學的時候，不得不考慮其中千絲萬縷的聯系。哲學促進了大學的發(fā)展，反過來大學又成為哲學成長的溫床。而在高等教育學的發(fā)展歷程中，深深的受到了哲學的影響。很多學科在建立之初都試圖從最原始的哲學尋求自己的起點，高等教育學也不例外，而正是這一尋根究底的詢問，讓高等教育學發(fā)現了自己與哲學天然的聯系，即使學科建立才三十多年，但是高等教育學所走的每一步，都少不了哲學的支持。
　　二、高等教育學與哲學的“不平等”
　　大多數學科都來源于一系列的實踐活動，高等教育學也不例外。高等教育學起源于教育實踐，經過三十多年對實踐的探索，不斷的升華為理論，才形成了目前高等教育學研究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哲學一直作為一個“幫助者”在引導和幫助高等教育學向前發(fā)展，同時，也是作為一個“給予者”給高等教育學提供各種理論和方法。高等教育學的研究通常是從多個具體的實踐中得出普遍意義的理論基礎。由個別推論一般，由已知推論未知，由過去推論未來，在高等教育領域，大學內部的組織結構是重點研究的對象，了解一個學科內部的組織機構能更好的進行研究，因此哲學的結構主義研究方法為高等教育提供了堅實的方法論基礎，由于高等教育活動的特殊性，高等教育學的這種研究方法更多的是社會學與哲學的綜合，這一現象反映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一種新的綜合趨向，即當結構與系統(tǒng)、功能、元素等概念結合在一起構成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時，各個部分的意義才能顯示出來，即在整體結構上的意義。因此，結構主義更多的是一種關系描述與分析，而不是根據個別的事物或事實來解釋現實。它的基本原理是，具體存在的事物，只有存在于一定的結構聯系或關系中，才是有意義的。哲學給高等教育學提供的理論、思維和方法論還遠遠不止以上的方面，這些都顯示著高等教育學在這樣的學科發(fā)展過程中，一直受到哲學的幫助和引導，但是高等教育學可以為哲學提供的理論與方法，幾乎沒有。
　　三、走向平等對話的學科關系
　　從布魯貝克的以《高等教育哲學》命名的著作問世，關于高等教育哲學的討論不絕于耳。最初始的學科還未分化之時，教育與哲學總是以細密的不可分割的狀態(tài)存在著，一直到學科逐漸分化，教育學也逐漸建立，再到高等教育學的建立，學科的分化也未能切斷這種聯系。從中西哲學史不難看到，高深知識總是在高等教育機構里面進行，兩者相得益彰，互相促進。即使到現代，高等教育衍生出的知識傳遞與創(chuàng)新職能，也不可避免的需要哲學的輔助，知識的傳遞固然包括哲學的知識在內，而知識的創(chuàng)新尤其需要哲學的理論和原理作為生長點，使人類的文明不斷的延續(xù)下來。
　　雖然哲學的方法論與關于世界原始的解讀給我們的研究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是從科學發(fā)展的內在邏輯上看，它也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如果只是機械的將理論運用于高等教育實踐，很難提出正確的假設，理論發(fā)展也會比較艱難。因此我們在借鑒的時候，需要取其精華，并且與高等教育的具體實踐活動結合起來，才能更好的促進高等教育的發(fā)展。
　　這也正是學科對話存在的意義，整個學科由混沌的哲學時期中分化出來，隨著科學化的進程不斷的個體化、獨立化，但是最本真的聯系是一直不變的，我們也需要在不斷的學科分化中找到彼此的結構和秩序，這樣子不僅能保證各個學科的有序進行，更重要的是讓各個學科有一個對話的環(huán)境和機制，可以隨時找到“回家的路”。
　　【參考文獻】
　　[1] 彭新武主編.哲學導論[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8（04）131-132.
　　[2] 張楚廷著.高等教育哲學通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09）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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