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文化自信事關國運興衰，其內里指向政治認同，政治認同又與政治安全互為表里。在傳統(tǒng)安全與非傳統(tǒng)安全訴求犬牙交錯、國內外利益主體多元，潛在的傳統(tǒng)安全與非傳統(tǒng)安全隱患暗流涌動的情勢下，作為總體國家安全觀核心要義的政治安全，更加凸顯安全解讀的文化軟權力面向。西方軍事帝國主義的顯性政治退場、文化帝國主義的隱性政治登臺，文化與政治合謀宰制下的政治安全非傳統(tǒng)安全轉向顯明，構筑文化自信的政治安全陣地勢在必行。

　關鍵詞：文化自信；政治安全；軟權力；

　2019 年 1 月 21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儀式上發(fā)表重要講話中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決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落實黨中央關于維護政治安全的各項要求，確保我國政治安全。”自 2014 年 4 月 15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來，全黨全社會對安全問題的非傳統(tǒng)取向逐步明確，對“政治安全”在“總體國家安全觀”體系中的地位認識日益深入。2019 年 1 月 25 日，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央政治局同志前往人民日報社，以“全媒體時代和媒體融合發(fā)展”為主題進行了調研學習，在調研中習近平總書記把這次學習提高到了“維護國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識形態(tài)安全的高度”來談，再次強調“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意識形態(tài)安全”，指出“網(wǎng)絡和青年”兩個重點，指出“人心”這一核心。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任何時候都要復雜……”①在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三者疊加的復雜語境下，在傳統(tǒng)安全與非傳統(tǒng)安全訴求犬牙交錯、國內外利益主體多元、潛在的傳統(tǒng)安全與非傳統(tǒng)安全隱患暗流涌動的情勢下，“政治安全”的傳統(tǒng)安全面向發(fā)生急劇扭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面對經(jīng)濟、軍事日漸強盛的中國，開始轉變傳統(tǒng)安全戰(zhàn)略，代以“娛樂主義”“消費主義”“個人主義”為先鋒的文化帝國主義向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滲透。其通過線上線下“人心”的西方文化植入，動搖國人的文化價值體系、瓦解國人的政治認同，以達到文化軟權力的控制目的，實現(xiàn)對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地位合法性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徹底顛覆。面對此種嚴峻形勢，我們有必要從文化政治學的視角，以文化與政治的內生關系為邏輯起點，揭露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憑借“娛樂主義”“消費主義”“個人主義”等進行文化帝國主義殖民的真實面目，樹立不卑不亢的文化自信理念、筑牢政治安全的文化陣地防線。

　一、文化政治：邏輯聯(lián)系的可能起點

　無論“文化”亦或“政治”均是復雜的語詞概念，關于“文化”亦或“政治”的界說莫衷一是。出現(xiàn)此種情勢并非研究者的無能，恰恰證明了“文化”亦或“政治”此種大詞自身內涵與外延的復雜變動性，證明了它們與社會歷史變遷的同構性。“作為人類經(jīng)驗的核心，文化既是人類行動與思想的產(chǎn)物，又反過來塑造著人類行動的思想，而政治則被視為控制人類命運的一種活動。盡管古今中外都有分離文化與政治的活動與話語，但實際上它們一直在相互纏繞，難分難解，有時干脆合二為一。” ②《辭�！分薪忉�“文化，從廣義上來講，指人類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chuàng)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這一解釋盡管勾勒出了“文化”的整體輪廓，卻容易遭受伊格爾頓“文化至上”主義的批判。關于此點葛蘭西也給出了明確的話語支持，他說“我們需要使自己擺脫這樣的習慣，即把文化看成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把人看作僅僅是塞滿經(jīng)驗主義材料和一大堆不連貫的原始事實的容器……我認為文化的意義是思想的訓練、普遍觀念的獲得和因果關系的認知。” ③他進一步講“對我而言，每個人都是由文化所造就出來的，因為每個人都要思考和把握因果關系……” ④ 葛蘭西之所以如此強調“文化”與“人”的同構性，在于他認為“相比經(jīng)濟發(fā)展所引發(fā)的社會革命，思想意識所產(chǎn)生的革命不僅不是被動的，反而還具有某種先導性。換言之，我們必須看到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看到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引領作用。” ⑤

　無獨有偶，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開篇中，也將“人”與“政治”的關系作出了同構性的斷言“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脫離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個超人，要么是一個鄙夫；……很顯然，和蜜蜂以及其他群居動物比較起來，人更是一種政治動物。” ⑥“人”與“文化”“政治”的同構性表述可以由馬克思把“人”定義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得到證明。本質上，“文化”“政治”都是人類在歷史實踐過程中的產(chǎn)物。這種表述并非對廣義“文化”的簡單復制，而是要強調在工業(yè)革命以降帶來的現(xiàn)代化全球鋪開，世界政治格局中傳統(tǒng)安全政治要素走勢低迷，以“文化”粉墨登場的“文化政治”雛形現(xiàn)世，并日益強勁。正如學者指出“在前現(xiàn)代，儒學的發(fā)展極少遇到來自其他國家的影響，而近現(xiàn)代在民族國家紛紛建立的背景下，近現(xiàn)代儒學的發(fā)展始終面臨著一個外來的‘他者’。在早期，這一‘他者’的形象始終是以政治、軍事及相關因素表現(xiàn)出來的，如政治聯(lián)盟、軍事斗爭等；近一個世紀以來，隨著國際格局的變化和中國經(jīng)濟、政治的發(fā)展，‘他者’的形象由顯明轉而為隱晦。具體到文化領域，這一隱喻的‘他者’就形成了文化政治。”⑦就中國歷史而言，百年殖民血淚正是西方侵略、踐踏、蹂躪中國這樣落后“他者”的軍事帝國主義國家形象的現(xiàn)實表征；就目下中國而言，傳統(tǒng)的軍事帝國主義因中國經(jīng)濟、軍事實力的強大而沒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開始通過文化帝國主義建構一個美好的“他者”形象，以實現(xiàn)“文化”與“政治”的共謀，通過獲得世界范圍內的“文化領導權”實現(xiàn)控制世界的最終目的。

　二、政治安全：情緒策劃的群氓鼓動

　習近平總書記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儀式上發(fā)表重要講話中將“政治安全”放在首要的位置；在新年伊始人民日報社的調研學習中指出“政治安全與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政治安全”的“兩個重點”“一個核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因之傳統(tǒng)安全的非傳統(tǒng)安全轉向，一直在絞盡腦汁地企圖通過“文化政治”的軟權力爭奪，掌握中國社會的“文化領導權”，進而攻破中國社會的“政治安全”陣地。

�。ㄒ唬┪幕�植入的政治認同野心 “文化的從屬帶來政治上的脅迫，正如華生（Watson，1997:5）援引《紐約時報》上的一篇言論，‘真正的革命來自于美國，而不是蘇聯(lián)……我們提供一種以大眾娛樂和大眾滿足為基礎的文化……我們透過好萊塢與麥當勞，將文化訊息傳遞到全世界，借此掌握并瓦解別的社會……與傳統(tǒng)入侵者不同的是，我們不滿足于僅是統(tǒng)治對方，我們還要強迫他們和我們一樣’。”⑧伴隨西方軍事殖民體系的崩潰，他們開始利用經(jīng)濟全球化的先發(fā)優(yōu)勢進行文化擴張，其文化霸權與文化傾銷開始代替以往的顯性政治，其通過“娛樂主義”“消費主義”“個人主義”的普世價值觀倡導，企圖通過國人對西方文化獵奇喜好形成大眾“外國的月亮圓”的普遍認知心理，進而，矮化、丑化中國文化以達到對西方文化價值觀的認同，實現(xiàn)對中國社會的文化軟權力控制。約瑟夫•奈指出“軟權力往往來自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吸引力、國際機制的規(guī)則和制度等資源。”⑨這種“吸引力”從世界歷史發(fā)展進程視角考察，無疑表現(xiàn)在“生產(chǎn)力的先進與否”，西方工業(yè)革命以降，日本的脫亞入歐、中國的洋務運動再到新文化運動等漸次展開的現(xiàn)代化歷史進程都在佐證著這種認識。外山滋比古在《語言的力量》一書中指出兩種不同文化互相影響時存在著以下三種情況“首先，對象國的文化優(yōu)越于自身；其次，對象國與自身文化對等；第三，自身文化優(yōu)越于對象國。”⑩從“西方”與“東方”的比照可以看出，“西方”與“東方”本在空間互舉，無涉其它。然而，伴隨西方現(xiàn)代化的日新月異，無論時間還是空間，不再僅限單一向度的指涉。“現(xiàn)代性的降臨，通過對‘缺場’（absence）的各種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間從地點分離了出來，從位置上看，遠離了任何給定的面對面的互動情勢。” ?現(xiàn)代化夯實的現(xiàn)代性重置了“西方”的語義建構，也抹寫了“東方”的語義始解，“先進”與“落后”的現(xiàn)象所指代替了簡單的空間對應。至少從晚清以降“西方”在一切方面都成了“東方”追趕的目標，一切“洋首是瞻”。“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

　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經(jīng)過 28 年艱苦卓絕的斗爭而“站起來”，經(jīng)過 40 年的改革開放歷程而“富起來”，在進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而“強起來”，可以說今天的中國無論在軍事、科技、經(jīng)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成為了一個大國，但我們在這些方面與一個強國還有相當一段距離。尤其，在文化方面我們可能還是一個現(xiàn)代侏儒。審視中國當下社會大眾生活不難發(fā)現(xiàn)，我們的商貿廣場、賣家店鋪充斥著諸如“美特斯邦威、迪卡儂、卡瑪、麥當勞、肯德基、飄柔、雪佛蘭”等等幾乎涵蓋了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音譯洋牌；我們的一些年輕人聊起天來更是“今晚，我們去 party 吧。”之類的洋中混雜，朋友圈里的年輕人足跡遍布世界各地，卻少有探尋訪學祖國河山的身影。尼克松在《1999 不戰(zhàn)而勝》一書中明確指出：“當有一天中國的年輕人不再相信他們的歷史傳統(tǒng)和民族的時候，就是我們美國人不戰(zhàn)而勝的時候！戰(zhàn)爭可以打敗一個民族，文化可以征服人心。” ?“好萊塢”的溫情浪漫、“麥當勞”的美味大餐，在追求資本利潤的深處，正在通過文化政治的時空錯置，給世界人民熬治著一杯“美國文化”的“可卡因”。

�。ǘ�）群氓情緒的政治鼓動利用 法國著名漢學家讓-路易·羅卡說：“他們（中國各階層精英）毫不理解西方統(tǒng)治階層以人民的合法名義控制人民的那些民主政體運作技巧。” ?這里的“他們”就是所謂的“群氓”，是因為集體無意識導致了個體有意識的“群盲”。他的本質在于“群體品質的疊加源于愚蠢的疊加，畢竟真正的智慧早被集體無意識給淹沒了。我們慣用‘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來強調大眾在智力上的優(yōu)勢，事實說明，任何獨立的個體都會比‘群體’更聰明，而最不靠譜的也往往是大眾的智慧。”?勒龐的表述盡管有些刻薄，卻直擊要害。“他們”對于西方的盲目崇拜，成為了西方世界文化帝國主義的可資途徑。在中國社會進入歷史轉型期、時下價值觀多元、底層民眾情緒累積的語境下，文化帝國主義便是利用這種“不滿情緒”鼓動國人的文化消費心理滋生政治冷漠、政治不認同到最后的政治顛覆。“不滿情緒并不一定會讓人產(chǎn)生改變現(xiàn)狀的渴望。要讓不滿加深為憤憤不平，還需要加入另一些因素。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擁有權力感。”?“權力”因其內涵“控制一切能力”的政治語義而讓人癡迷。并且，“權力”伊始便是稀缺性資源，從來都是人類爭奪的主要對象之一。獲取“權力”的直接手段便是“革命”，無論是古代社會的王朝更替還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革命”從來都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因之，“任何一場革命都源于民族思想的變化，這就是大眾時代來臨的本質。”?加之，民族國家追求主權在民的政權合法性理據(jù)，傳統(tǒng)的暴力革命已經(jīng)難有它的孕育溫床。同時，“群氓”并非指向中國社會的所有“底層”，那個“他們”正是一些“吃共產(chǎn)黨飯、砸共產(chǎn)黨鍋”的“群氓”們。正是“他們”不加鑒別地或者有意為之地“意見領袖”示范，成為了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瓦解國人（尤其是青年人）政治認同的先鋒軍。西方世界正是看到這種態(tài)勢，乘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快車把“娛樂主義”“消費主義”“個人主義”輸入國人日常生活領域，尤其是年輕一代心里。進一個世紀的西方文化植入與近代中國百年現(xiàn)代性的扭曲尋覓，使得中國社會政治文化呈現(xiàn)出一些問題，“從崇拜權威到解構權威、從政治神秘感到政治戲謔、從政治狂熱到政治冷漠、從政治迷信到政治不信任、從現(xiàn)實政治參與到虛擬政治參與” ?充分體現(xiàn)出后現(xiàn)代主義“不滿、躁動、反抗”的解構情緒。“一切都在追求娛樂、一切都可以消費、一切都是為了自己”，從積極的政治認同急速轉向消極的政治認同，“海洛因、荷爾蒙、夜店”成了“青春文化”的代言，理想主義的“青年文化”褪去底色、無視底線，借助網(wǎng)絡媒體的虛擬真實，全民都在上演著一場“字由（語言文字自由）主義”的狂歡。“周立波、黃海波、吳秀波，一波三折；劉強東、柯震東、何盛東，東窗事發(fā)”的八卦主義遍布全網(wǎng)，主流媒體話語權失聲。從“奧特曼”到“大黃蜂”、從“毒液”到“海王”……，刺激著國人的感官、涂抹著國人對傳統(tǒng)文化的記憶，“一項調查顯示，中國青少年最喜愛的 20 個動漫形象中，19 個來自海外，本土動漫形象只有一個‘孫悟空’”。凡此種種，正在重構著國人的政治文化認同、敲響了中國政治安全的警鐘。我們必須記住“階級意識就是把階級經(jīng)歷用文化的方式加以處理，它體現(xiàn)在傳統(tǒng)習慣、價值體系、思想觀念和組織形式中。” ?

　三、文化自信：尋根鑒外的底線清醒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文化自信的內里指向政治認同，政治認同通過文化的政治記憶得到復蘇與強化，進而穩(wěn)固政治安全的意識形態(tài)根基。美國學者凱文•馬爾卡希指出“文化是公共政策的核心要素，文化界定國民的身份認同和個人價值。”他進一步講“文化與國民認同有清楚的關聯(lián)。因此，電影、圖書、音樂和視聽材料的生產(chǎn)都是一個政治問題。” 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政治方面，安全主體是國家。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安全的宗旨體現(xiàn)在“人民安全”是否得到保障。“人民的安全感”需要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構建，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已經(jīng)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關節(jié)點，在國際國內安全局勢日益凸顯非傳統(tǒng)安全轉向的形勢下，“人民安全感”的獲得更加需要從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我黨紅色文化的認同角度加以強調。

　（一）文化借鑒中的慧眼審慎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物質財富要極大豐富、精神財富也要極大豐富。” 談及“信仰”，不得不讓人有些心情凝重，因為“近幾年來一個令國人十分糾結的話題就是：中國社會缺少宗教信仰，因此中國人是個沒有信仰的民族。不僅西方人這么說，許多國人也頷首稱是，并以此為中國社會近年來價值失范、道德旁落、亂象頻生 的根據(jù)。” 顯然，這種詬病“信仰”的言辭，正在于百年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盲目崇洋媚外所致。西方殖民者的堅船利炮打碎了天朝上國千年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太平，也打掉了國人自詡為泱泱大國的文化傲慢。晚清的統(tǒng)治者開始大興洋務運動，有識之士高舉維新變法大旗。尤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引來“德先生”“賽先生”，全盤西化的“拿來主義”之余毒，即便在中國進入新時代的今天依舊陰魂不散。遇到問題便說“中國人不行，國人沒有信仰，看看人家美國西方”，似乎“西方”成了包治“東方”百病的神藥，讓人欲罷不能。“信仰”本質上就是一個民族國家個人與群體的價值判斷，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元哲學觀，使得中國人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沒有形成西方的“宗教信仰”，也正是基于此點中國人常常被詬病或者彼此詬病為“沒有信仰”�？梢姡�“信仰”的有無完全是建立在西方“他者”的比照視角。這種“比照”并非中國人信仰缺失的鐵證，只是百年“殖民性”所帶來的文化“斷根”效應。“殖民性是強權宰制附屬國時形成的重要影響。然而，這不僅僅是一個外部治理或經(jīng)濟依附的問題，而且是一個文化宰制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什么構成‘真正的’文化，它又如何影響民族認同的內容，這就是至關重要的政治社會關切了。”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與價值認同，“信仰”因其源于現(xiàn)實生活而又高于現(xiàn)實生活的精神性，在一個民族文化的價值體系之中位于“頂層”。其正是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所指向的“自我實現(xiàn)”的最高需要。審視這種“需要”又必須是建立在底層需要得以滿足的基礎之上，伴隨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轉變，可以看到整個社會的“精神需要”遠遠高于過往，這也恰恰解釋了何以在中國社會物質生產(chǎn)極大豐盈的前提下，“中國人沒有信仰”的話題卻被一再提及。因為“就其理想性而言，信仰來源于人們對現(xiàn)實的不滿意、不認可，源于對現(xiàn)實自我或現(xiàn)實自我境遇的否定，源于現(xiàn)實社會狀況的否定，希望或認為會有更美好的所在。” 對“所在”的不滿意、不認可，導致對“所在”曾經(jīng)輝煌的集體失憶與對“彼在”烏托邦的向往。“歷史延續(xù)是一種存在于廣大國民心目中的當下有效感覺。中國的歷史雖然長，但人們當下感覺的只不過是從 1949 年以后的六十多年，這之前的政府權威和責任延續(xù)性已經(jīng)不復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歷史實際上很短。” 盡管話語刻薄，但也并非無的放矢之言。改革開放 40 年，在中國經(jīng)濟社會高速發(fā)展的同時，我們越發(fā)感覺到我們“文化”的歷史厚重感日益稀薄，一旦談及“文化”“素養(yǎng)”“道德”便會招來莫名的嘲諷，如果不去關注一下“跑男”“快樂大本營”“爸爸去哪里”“歡樂喜劇人”等等“娛樂主義”的綜藝消費，年輕人聚在一起便無話可說。“自由”“開放”這些從西方引介的語詞，早已經(jīng)成了一代國人的“歡樂藥方”。只是，我們忽略了“藥方”的真實樣貌，“假藥方則是推銷給墻那邊的中國人的，凡是自己具備而對手也有便對自己不利的美德，比如忠誠、團結，他們都藏而不露，再設法把對方的解掉；凡是對己只是嘴上貼金而給對手則起拉痢人吃瀉藥作用的美德，如自由、開放，他們就會張揚到全世界無一角落拒絕，文薦不成就武薦。”

�。ǘ�）文化揚棄中的與時俱進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以“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為總綱，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戰(zhàn)略要求與關鍵路徑。“四個自信”的完整表述與“文化自信”的深度闡釋，一再提醒我們要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之路，必須厘清“文化自信”的來龍去脈與當代解讀，必須認清“文化自信”事關國家政治安全的關鍵作用。“文化自信其內容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統(tǒng)一體，文化自信既體現(xiàn)中華民族的底蘊底色，也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耐力定力。” 這就要求我們的“文化自信”必須走出曾經(jīng)“文化傲慢”的目光局限與“文化自卑”的現(xiàn)實困境，植根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深厚土壤與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實踐，在揚棄中孕育與時俱進的先進文化，提高民族、國家的文化能力，通過牢固“文化自信”進而達到全體社會成員對中國政治文化的認同目的。今天，已經(jīng)進入到所謂的工業(yè) 4.0時代、5G 網(wǎng)絡時代，人類的日常生活越來越呈現(xiàn)出網(wǎng)絡化的特征，就中國而言“截至去年（2018 年）6 月，我國網(wǎng)民超過 8 億，其中手機網(wǎng)民占 98.3%。”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指出“誰掌握了互聯(lián)網(wǎng)，誰就把握了時代主動權。”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媒體時代和媒體融合發(fā)展”主題調研學習講話中指出兩個“重點”，一個“核心”，可謂與時俱進、踐行馬克思主義傳播實踐觀的卓越典范。“文化自信”的確立，首先需要把“文化”的吸引力傳播出去，只有抓住了“人心”才能真正做到凝心聚力，獲取民眾的普遍認同。麥克盧漢提出“媒體即信息”的時代命題，引申而論“媒體即文化”，以文化政治學的視角審視，今天我們周遭的一切存在都因其信息輸出的便捷而表征著自我的存在。從國家大事到日常生活，從社會到個人，任何存在都可以成為信息傳播的主體而發(fā)聲。一個“我說固我在”的“全媒體”時代已經(jīng)撲面而來，身處其中的“文化”因其自身的復雜性，要求“文化自信”的構建需要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取舍、對革命文化進行甄別，對社會主義文化進行完善。由于，“全媒體”時代正值中國社會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三者疊加的復雜語境，使得“媒體”在信息輸出便捷的同時，也讓此間的人們身陷信息海洋的漩渦。加之，后現(xiàn)代主義解構情緒的高漲，媒體流量經(jīng)濟的催誘，讓世人對過去與現(xiàn)在難辨真?zhèn)�，進而對未來產(chǎn)生了虛無之感。一方面，不良媒體的蓄意解構、顛覆與個別人網(wǎng)紅心理作祟，傳統(tǒng)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文化的正面象征被調侃、抹黑甚至顛覆；一方面，傳統(tǒng)文化“國粹”碎片式的案例宣傳、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的“正統(tǒng)”刻板，導致了我們的“文化自信”推陳出新乏力、高懸在上難沉接地。“文化自信”樹立的目的，是增強國人對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的吸引力，進而達到國人政治認同的目的，最終實現(xiàn)國家政治安全文化軟權力的主動把控。

　四、結論 傳統(tǒng)安全與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舊在新出，安全問題史無前例地表現(xiàn)出它的極端復雜性。在中國經(jīng)濟、軍事實力日漸強大并與西方能夠分庭抗禮的情勢下，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識形態(tài)安全成為西方繼軍事帝國主義開始關注的殖民領域。以文化帝國主義為典型的非傳統(tǒng)安全侵略范式，借助“娛樂主義”“消費主義”“個人主義”的媒體傳播，彌散全球。透過“糖衣炮彈”的內里，可見西方文化帝國主義不過是軍事帝國主義全球殖民受挫的折衷之舉。但因其表現(xiàn)出來的強烈娛樂性、消費性與個人自由主義，得到全球受眾尤其是年輕人的青睞，其背后的政治意圖與政治操弄諱莫如深。正是基于以上認識，我們試圖通過討論“文化”與“政治”的內生邏輯聯(lián)系，以此論證“文化自信”對“政治認同”“政治安全”的關鍵作用，并揭示當今社會現(xiàn)實中的群氓政治鼓動把戲，提醒我們需要時刻防范“政治安全”的“文化軟權力”植入，并通過“文化自信”觀念的正確樹立，抵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殖民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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