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隊長是炸彈“科班”出身

　　1911年10月，武昌首義成功。武昌文華學堂女學生曹道新向國民軍第二標管帶要求參軍，得到軍政府都督黎元洪的準許——“仰該女生自募女生一隊，斯時可謂戰(zhàn)事之后援”。組建女子軍隊的消息不脛而走，幾乎一夜之間，女子革命軍、女子尚武會、女子暗殺團、女子先鋒隊、女子敢死隊等如雨后春筍般在各地興起。其中廣東的女子北伐隊竟跟隨援鄂大軍“北伐”到了南京，隨后又赴徐州前線參加了著名的“宿固”之役，名噪一時。
　　1911年12月，廣東軍政府發(fā)布征兵告示，組建“廣東北伐軍”，鄒魯、高劍父等人發(fā)起組織“廣東女子北伐隊”（又稱廣東女子炸彈隊、女子敢死隊）。消息傳來，徐慕蘭、宋銘黃、黃扶庸、趙連城、余瓊玉、許劍魂等興奮地報名加入，共招募了三四十人，其中1/3以上是來自香港實踐女校的教員或?qū)W生，這所女校是同盟會在香港的主要機關之一。
　　徐慕蘭、宋銘黃年長，被推舉為隊長。徐慕蘭是當時“同盟會徐氏三姐妹”之一，長時間以富家太太身份作掩飾投入革命活動。黃花崗起義前夕，她同兒子李應生、李沛基負責起義的準備工作，秘密傳達信息和購買、運輸炸藥，李沛基更曾成功炸斃清廷廣東將軍鳳山。宋銘黃則利用在女子縫紉學校擔任教習作掩飾，與學生們秘密印發(fā)傳單及運送軍火，她還喬裝出嫁的新娘，來往穗港之間，偷偷將軍火運進城。她和“支那暗殺團”的副團長高劍父一起研習炸彈制造，參與了黃花崗起義。
　　隊伍中也有不少來自封建家庭，如學員黃扶庸出生于官吏家庭，為了反抗逼婚，參加了同盟會；梁國體為逃避父母安排的“盲婚”離家出走，來到實踐女校讀書并加入了同盟會；此外西環(huán)金鋪老板寵妾郭玉生、陳李濟藥商寡婦麥興華等，都參加了實踐女校的革命活動。

“花木蘭”身掛炸彈威風凜凜

　　“女子北伐隊”初期駐于廣東省城河南（今海珠區(qū)）同德里，宋銘黃等人變賣財產(chǎn)籌集開銷，后廣東都督胡漢民撥了一筆6000元的款項予以資助，解決了經(jīng)費問題。女隊員們統(tǒng)一穿白衣褲或湖綠衣褲，每天到廣州東校場先練習兵操、隊列，然后開始訓練刺殺、騎術、射擊和投擲炸彈等項目，周圍的群眾譽為“今之木蘭從軍”。有意思的是，由于一些女隊員出身富貴之家，據(jù)《香港華字日報》載，有時也可看到“女子隊員練習打靶時有多名隨傭仆人跟從”的奇特景象。
　　廣東北伐軍向南京開進時，倉促訓練完畢的“女子北伐隊”分兩批隨軍前行，鄒醒民、陳振權、陳惠權、黎興漢、賴軍華五位女戰(zhàn)士首先出發(fā)；不久，徐慕蘭、宋銘黃、鄧慕芬、黃扶庸、許劍魂等20余位女隊員亦隨軍趕到前線。
　　女隊員個個身著戎裝，肩上、腰上佩戴長槍短槍，兩位炸彈“科班”出身的女隊長不知從哪弄到炸彈，每位女隊員身上掛著幾顆炸彈（當年炸彈還算是稀罕的玩意），威風凜凜，一路上吸引了不少民眾前來圍觀。各地的革命政府對這支特殊的女子隊伍也是要錢給錢，要槍給槍，要服裝給服裝。2月，廣東北伐軍司令姚雨平率軍在宿州車站與清軍激戰(zhàn)，女隊員們奔赴前線，其中鄒醒民一馬當先，“始終在第一戰(zhàn)線上，猛勇無比，敵敗，同大隊追至四十余里，皆在前隊” 。
　　女子從軍一時風頭無兩，軍隊中甚至出現(xiàn)了選舉女子作為領袖的提議。1912年2月，廣東協(xié)字營標統(tǒng)余玉亭因公身故，其部下以“林三妹在高州協(xié)夫成功，平時最得軍心”為由，推選余妻林三妹繼任，這個提議得到了所部三營內(nèi)八九百人的贊同，但也有六七百人反對，兩隊人馬互有齟齬，終于釀成大規(guī)模械斗，以至于軍政府及各軍隊均派大隊到場彈壓。
　　由于女子軍隊聲名鵲起，社會上也有一些人乘機渾水摸魚，他們假借招民軍女子隊為名，煽惑15—30歲的年輕婦女，販往外洋為娼，廣東都督府為此特意發(fā)出警告，報刊也提醒市民“婦女從軍須要仔細”。

曇花一現(xiàn)，女同盟會員自沉鼎湖山

　　正當“女子北伐隊員”準備大干一場時，1912年4月“南北議和”，清廷退位。袁世凱擔任大總統(tǒng)后，下令解散南方武裝，前后只存在了不到5個月的女子北伐隊也自動解散。一些女隊員感嘆：出發(fā)時抱著“馬革裹尸”的決心，可到了前線發(fā)現(xiàn)竟是“春郊試馬”的閑適。隊員黃扶庸從南京回到廣州后，曾在信中感嘆 “此行北上，一事無成”，許劍魂也稱：“自出發(fā)以來，到徐州山東交界，便知和議告成，此行竟成虛負�！�
　　此后，徐慕蘭等投身于婦女反封建壓迫的教育工作，宋銘黃與高劍父、許劍魂與鄒魯走到了一起。但絕大多數(shù)的女子北伐隊隊員回來后，生活地位沒有什么改變，有的甚至淪為娼妓。
　　“二次革命”失敗后，大批同盟會會員遭到捕殺，許多人避禍離開廣州。其中兩位女隊員、也是同盟會會員的黃扶庸和鄧慕芬一起逃至香港，感懷身世，彷徨苦悶。黃扶庸曾寫信給好友趙連城嘆道：“家庭專制，無可革命，只可遠離，以避其鋒！”1914年12月，二人在肇慶鼎湖山上沉于飛水潭，引起了當時社會各界的震動。
　　盡管如此慘淡收場，廣東女子北伐隊的出現(xiàn)仍然意義重大，它不但從某一側面詮釋了當時中國社會和政治狀況，同時也記錄了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坎坷和艱辛。
　　摘編自環(huán)球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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