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23年“二七”罷工失敗以后，陳獨秀相繼發(fā)表了《資產階級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兩篇文章，對中國革命一系列基本問題作了完全錯誤的理論分析，形成了他的右傾錯誤的理論基礎。陳獨秀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復雜的人物，其右傾錯誤思想的產生，既與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有關，也與他的個人因素密不可分。但是需要強調的是，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不等于他個人的右傾錯誤，它是一個歷史范疇。
　　一、陳獨秀右傾主義產生的背景
　　客觀原因
　　1、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有義務遵從和執(zhí)行共產國際的各項指導。在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不可能違背共產國際的策略方針而另搞一套。因此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是陳獨秀右傾錯誤的一個重要原因，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體現在兩方面。第一，共產國際堅持抬高國民黨壓制共產黨的策略，使得中國共產黨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處于被動地位。在整個國共合作期間，共產國際高估了國民黨的力量，忽視了中國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作用。它認為中國共產黨缺乏社會實踐，是脫離“脫離中國工人運動”的共產主義小組織，同時認為國民黨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主流，是中國唯一一個充滿活力能夠引領中國走向勝利的黨。
　　2、共產國際對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的警惕性過低。北伐戰(zhàn)爭攻下武漢以后，蔣介石開始壓制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力量，但這個時候共產國際依然向蔣介石妥協(xié)，以確保統(tǒng)一戰(zhàn)線，同時避免“中山艦事件”的重蹈覆轍，與此同時，共產國際雖然看到蔣介石的獨裁力量越來越大，但是卻沒有想到要依靠共產黨，壯大共產黨的革命力量，爭取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而是把目標轉向汪精衛(wèi)，幻想依靠汪精衛(wèi)來牽制蔣介石的獨裁統(tǒng)治。
　　3、早期中國共產黨整體認識水平有限。
　　早期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探索剛剛開始，馬克思主義剛剛傳到中國，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和中國的普遍國情的認識比較匱乏，理論準備不足和接受主體和接受主體的理論水平有限，對革命的認識有所偏差�！拔覀兂姓J革命的中國國民黨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中國共產分子必須加入國民黨共同奮斗”正是由于陳獨秀對革命的錯誤認識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普遍認識，這種認識在中央占了統(tǒng)治地位因此右傾思想不可能得到來自共產黨內部的糾正，反而得到認可，這是陳獨秀右傾錯誤產生的客觀環(huán)境。
　　主觀原因
　　1、理論認識的缺陷，尤其是對國民前途認識的局限是其右傾錯誤的理論原因。對革命前途的認識簡言之就是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問題。陳獨秀認為“國民革命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是不會有向左超過民主主義的傾向的”“至于國民革命的成功，共產黨便要與國民黨爭政權，這也是不會有的事，共產黨取得政權，乃是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事，在國民革命時代，不會發(fā)生這類問題”，即共產黨的任務是一心不亂的干國民革命，并且在國民革命時期無產階級不充當領導者。正是陳獨秀的這種思想占了主導地位，因而在大革命時期沒有正確認識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的重要性，所以在實際過程中忽視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爭奪，對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向國民黨妥協(xié)的指令沒有抵制。
　　2、政治斗爭經驗的缺乏
　　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是主要參與者與領導者，這需要豐富的政治經驗，而在此之前他是一個大學教授，他的政治經驗是從擔任中共領導開始的，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中，不僅要與已有十年革命經驗的國民黨做斗爭同時還要接受共產國際命令式的指導，這對于他來說是遠遠不夠的，在這復雜的背景之下，陳獨秀在實際革命斗爭中不懂得靈活執(zhí)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從本國實際出發(fā)實施正確的方針政策；第二在國共合作中，他分辨不出各種時期出現的各種政客的真實面貌，尤其對汪精衛(wèi)和蔣介石的反動面貌反應遲鈍。更不能夠識別這些政客所使用的各種陰謀，因而在實際斗爭中經常處于被動地位，這種局面更加劇了他的左傾思想。
　　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具體體現
　　1、對政治形勢的錯誤分析。會議根據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作出決議，錯誤的認為當前的主要危險是“一方面民眾運動勃起之日漸向左，一方面軍事政權對于民眾運動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漸向右。這種左右傾倘繼續(xù)發(fā)展下去會危及整個的國民革命運動”。陳獨秀在報告中分析了造成這種危險的四點原因：帝國主義之分離政策，國民黨之右傾，商人的恐慌，我們黨中的“左”稚病。報告所著重批評的是黨內的“左”傾，把黨內的“左”傾看成是造成危機的主要原因。這種分析，一方面把黨內實際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傾錯誤過分夸大，另一方面又掩蓋了新右派準備出賣革命因而造成分裂危機的根本原因。對國民黨繼續(xù)采取妥協(xié)退讓方針，使共產黨向右轉，以換取國民黨的向左轉，完全否認了聯合戰(zhàn)線中真正的危機是國民黨蔣介石右派所造成的
　　2、限制工農運動發(fā)展，取消土地革命。否認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必要性。1926年下半年，農民土地問題已成為左右時局的中心課題。當時無論是從革命的還是從擴大共產黨的力量來看，都迫切需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這是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內容。而陳獨秀在報告中卻認為農民沒有土地要求，說農民“都還未能直接了解到這個根本問題”，認為用對待農民土地問題的態(tài)度去劃分國民黨的左、右派是錯誤的。反對“包辦民眾運動”，反對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以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以民眾運動之退讓去祈求國民黨右派之不要反動。
　　3、全面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會議只字未提“無產階級領導權”，而且全面放棄了黨權、政權、軍權以致群眾運動的領導權。陳獨秀的報告和會議決議規(guī)定當時黨的策略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扶助汪精衛(wèi)取得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和民眾運動的領導地位，用以制約蔣介石的軍事勢力。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在“努力鞏固和發(fā)展國民黨左派勢力，幫助他們獲得黨和政府的領導地位”，使他們從中央到地方“有群眾、有力量、有政權、有黨權”。同時，“維持國民黨軍事首領勢力之均衡”，以為這樣既可解決國共之間的矛盾，又可解決蔣、汪之間的矛盾，以全面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去防止國民黨的右傾，完全否定了共產黨在國民黨和政府中的領導作用。
　　對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的全面妥協(xié)和投降。陳獨秀對國民黨右派的連續(xù)讓步，使蔣介石這個善于玩弄兩面派手法偽裝革命的陰謀家野心家篡奪了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正如周恩來指出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對國民黨右派實行了三次大讓步，使“蔣介石在政治上軍事上黨務上接連得到三次大勝利”。這些錯誤實質上是信任蔣介石、汪精衛(wèi)超過信任工農群眾、不惜犧牲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去遷就蔣介石的反動要求，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這種右傾投降主義的繼續(xù)發(fā)展，就使全黨不可能集中力量去組織革命軍隊和工農群眾的革命力量以準備對付蔣介石即將發(fā)動的突然襲擊，為蔣介石后來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創(chuàng)造了條件。大革命后期，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占了統(tǒng)治地位，是導致大革命遭到慘重失敗的一個主觀原因。雖然按照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即使不出現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革命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取得勝利。但是，如果中共黨中央當時的領導正確，也就可以多保持一些勝利成果，至少不至于造成象后來那樣慘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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