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在《中國的前途》一書中曾經預言，“假若中國要在20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經濟表現(xiàn)，以我個人的估計，在這20年間，必須要有三四億人口從農村遷徙到城市里去……假若這個大搬遷不出現(xiàn)，經濟現(xiàn)代化就難有大成”，張五常在書中強調，“中國的希望，是要靠大搬遷的壓力大顯神威”�？梢哉f，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這二三十年間，農民工潮的出現(xiàn)，必將是中國現(xiàn)代化過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現(xiàn)代化，就是農民現(xiàn)代化。這個瓶頸不突破，一切就只是一紙奢談。

　　本文試圖通過對S村的歷史與現(xiàn)實描繪，鋪陳現(xiàn)代中國農村的發(fā)展軌跡。筆者所選的S村，并非能完全代表中國農村，只是以“大背景，小縮影”來透視中國農村改革與實踐的悲喜與諸種問題，照見一個時代的掙扎與恥辱。

　　八十年代

　　S村是江南某縣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地處三個鄉(xiāng)級單位的交界處，屬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帶。據(jù)族譜記載，S村淵源可以追溯到楚國荊州，于明朝萬歷年間自南昌遷入。每年元宵時，村里舞的龍燈上都貼有“江陵世家”的剪紙。主要作物為水稻、棉花和花生。1981年，S村當時的人口為65人左右，是年底，實行包產到戶。

　　村民們關于包產到戶前最深的回憶是，有的人家在三年自然災害時餓死過小孩，而現(xiàn)在40歲以上的村民，大多都有胃病史。這一年齡段的村民在教育孩子時，常會說，你們現(xiàn)在有吃有穿，沒有理由不好好讀書。說這話時，他們沒想到十幾年后，會因為學費的問題，許多孩子失學。

　　1978年，S村通了電，告別青油燈。1980年，村里有了第一臺14寸的黑白電視機。這臺黑白電視機裝著S村包產到戶前后的諸多榮耀，因為它，S村吸引了方圓五里村莊的眼球。真正能夠改造村民生活的，除了村干部上傳下達的工作安排外，應該說，這臺至今也只能收到一個頻道的電視機對農民了解世界功不可沒，同時給農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生活樂趣。八十年代初，當《加里森敢死隊》與《霍元甲》熱播大江南北時，隔壁的小山村便會有年輕人提著小板凳翻山越嶺摸黑前來觀瞻。伴隨著《萬里長城永不倒》的粵語歌聲，領袖像與文革標語逐漸退出了村民們的生產生活。在度過了兩年沒有標語口號的集體生活后，包產到戶富裕起來的農民開始各行其是，每家都買了一臺14寸的黑白電視機。和當年播放東方紅歌曲與社教宣傳的有線廣播一起，這臺舊黑白折價轉到了手頭并不富裕的電視管理員阿毛（詳見后文），從此標志著一個時代徹底終結。

　　有一個笑話是，當時阿毛看到電視屏幕里出現(xiàn)了另一臺電視機時，趕緊讓人把電視關掉，據(jù)說當電視里出現(xiàn)另一臺電視時，會影響電視的使用壽命。此話當時奉若神明，其后不到一年，被引為笑談。

　　讀書與參軍

　　八十年代，村民們的城市化夢想主要局限在十里以外的鄉(xiāng)鎮(zhèn)與二十里外的縣城。對于小村莊而言，八十年代，有兩件大事可以記入村志。一是上述的黑白電視改變村民生活，看見了世界。另一個是村里出現(xiàn)了第一個大學生，為S村的后代走向城市樹立了榜樣。方圓十里，除了當年偶爾接收幾個下放的老大學生外，沒有人知道大學生為何物，但現(xiàn)S村自己也有了。孩子的父親高興異常，請來了鄉(xiāng)里的電影隊，表示慶賀。當時是1985年，距國家恢復高考已經整整7年。

　　九十年代，S村已經在整個鄉(xiāng)里開始有了些口頭地位，成為遠近聞名的才子村。一個七十余人的村莊，共走出九位大學生，成了當?shù)氐囊欢渭言�。遠近的村民談及此事時，最后多半會輕描淡寫地帶上一句，“S村的祖墳埋得好”或“氣脈好”。當然，S村村民今生的掙扎遠不止將祖宗“選個好坑埋下”那么簡單。

　　對于孩子的教育問題，S村現(xiàn)任村長有自己的一段心歷：

　　“記得有次去了城里，看著城里人的白皮膚與城市里的陰涼，看著城里的繁華與悠閑，我覺得這輩子真是沒法活了，農民過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日子。從那時起，我便在想，就是討飯也要把孩子奔（S村土語，相當于“通過操勞送出”的合義）出去，不能讓我的孩子和泥巴打交道了�！睂τ跓o錢（無錢或無生意可做）無勢（沒有親戚“在朝”）的農民來說，跳農門只有兩條道，一是參軍，一是上大學。村長最后選的是讓大兒子上大學（二兒子后來參軍）。關于跳農門的故事，村長有兩件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他對人說的，自從進城轉了一圈后，回到家里覺得自己今生不幸，低人一等，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另一件是對兒子苛刻的管教。

　　村長的兒子現(xiàn)在已經是三峽附近某公司當上了工程師，回憶起父親當年對自己的嚴厲總是置之一笑。記得是小學放暑假，當時他和同歲的小孩們賭紙（S村兒童仿大人賭錢的一種游戲，以撕開的課本或作業(yè)本當作賭資），被父親發(fā)現(xiàn)后，立刻被提著耳朵回家，接受家教：

　　在父親的逼視下，他冒著正午的酷熱去山里撿石子，然后提回家鋪在太陽仍可以照著的臺階上，在碎石子上跪一個小時。當他終于忍受不住開始大哭時，立刻被惱羞成怒的父親反鎖在盛谷子的扁桶里。炎熱的夏天，他在密不透風的扁桶里被悶個半死。在這次家教事件中，母親為了“救”孩子，與村長大吵一架。從這個事例可以看出，農民對孩子的暴力教育有時不是“一條鞭法”那么簡單，畢竟他們不是京城里的孩子，有個吃商品糧的父親。村長更要讓孩子知道他這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受過太陽多少苦熱。上帝是如何熱愛人類的啊，竟讓鄉(xiāng)下讀書的孩子多此艱辛！

　　對于S村來說，最大的光榮是將孩子送進大學校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S村上共有九人考上大學，其中不乏全國重點，現(xiàn)在分別在京、津、滬、武漢、南昌等城市工作學習，走得最遠的到過紅海。工作后所涉職業(yè)包括軟件工程師、招投標設計、教師、海員、醫(yī)生、經理、新聞記者、地方官員等……二十世紀最后的二十年間，S村拼盡全力，讓孩子考大學，就在別的村莊小富起來，甚至蓋起樓房時，整個S村甚至連一臺彩電都沒有。

　　如上所述，在農民工風潮尚未席卷全國之前，由農村轉到城市生活，S村有兩種方式：讀書，或者參軍。

　　關于參軍，S村的村民常津津樂道，雖然這個村莊不大，卻擁有中國的海陸空三軍兵種，跑得最遠的是木根，八十年代在吉林服役，與戰(zhàn)斗機打交道。關于他，村民的更多回憶只是他回家探親時帶來的許多飛機模型、東北人參以及清晨在老屋坪上練軍體拳的情景。在從部隊轉業(yè)后木根進了該縣地稅。應該說，木根是S村最早洗掉腳上泥巴進城的人。之后，九十年代，又分別有兩個出去當兵，一個在解放軍駐沈陽某部服役，由于表現(xiàn)突出，后留在司令部；
另一個種為海軍，曾在湛江、汕頭服役，轉業(yè)后沒有合適的工作，據(jù)說在汕頭打工。

　　騷動

　　九十年代，關于中國城鄉(xiāng)差別，二元分治的批評屢見于學界與媒體。不可否認的是，時下中國正在從二元結構走向三元結構，大批的農民工走向城市，成為中國現(xiàn)代化道路上最壯麗的景觀。

　　如今，對于許多中年以上的農民來說，他們常會懷念剛分產到戶及97年以前幾年的日子。那時農副產品價格高，相對來說，孩子上學費用尚可承受。有的人家，如果有點親友幫忙，夫婦倆能供得起三、四個孩子上學，而現(xiàn)在，教育體制改革，農副產品價格低迷，一家四口勞力甚至都供不起一個老幺上學。昔日的大學生回家感慨，“現(xiàn)在小孩讀一年書，相當于我當時小學到大學畢業(yè)的所有費用�！奔毸阋幌�，S村的學生無論是去公立還是私立的學校讀中學，一年都得花費六七千元，其中學費就有三千多元。對于那些僅靠農業(yè)收入維持生計的農民來說，三千多元學費是絕對交不出來的。他們一年風里雨里忙到頭，全家所有的純收入也不過是兩三千元。不了解農村這種生存背景的人，常會指責農民目光短淺，不讓孩子讀書，實為苛刻。對于許多農民來說，這不過是務實而已——心想既然不可能支持孩子上到大學，就及早讓他出來種地或出去打工。在他們看來，讓孩子讀書卻又讀不到大學是賠本買賣，和施了化肥卻沒有收成是一樣的。用時下流行的話來說，轉型期的中國，農村失學現(xiàn)象嚴重，農民拋荒入城，說到底是農民領著孩子尋找新的奶酪，書還是留給闊人去念吧！

　　從1995年開始至今， S村16歲以上50歲以下村民90%都有進城打工的經歷，從新疆到東三省，從北京到海南島。農業(yè)用地荒蕪導致當?shù)剞r業(yè)總收入減少近45%。去年九月份，筆者曾到該縣采訪一次蘑菇中毒事件，路過S村時，發(fā)現(xiàn)留守村莊不過十來個人，大部分勞動力都學村民大保（詳見后文）“都給鐵道部捐款”去了。

　　鄉(xiāng)村生活

　　A：“給鐵道部門捐款”

　　“給鐵道部門捐款”，是S村農民對外出打工的失意描述。大保是給鐵道部門“捐款”最積極的一個。

　　大保今年有42歲，從1995年開始，他便拋妻拋荒入進大城市，隨親戚赴黑龍江搞建筑，幾個月后，開始自己闖蕩。七年來，除了春節(jié)，大保一直漂在外省，足跡踏遍東三省，新疆，陜西，北京，上海，浙江，廣東等省市，自稱除了西藏，哪都去過，最南被招工到廣東一個叫南澳的小島上打魚。幾年間，大保干過不下四十個工種，從搬家公司的苦力到車工，從做鋁合金到做生產圓珠筆，最長做了四個月，少則幾天。大保說，“我有個原則是可能切掉手指的活一律不干”。大保做事沒常性，說自己是賺到路費就走人。有意思的是，當城里的媒體終于開始為農民工討苦命錢時，大保卻“孤膽英雄”，說用不著，“我總能把路費從老板那要到，說三次不給就殺了他”。大保是天不怕地不怕，惟獨怕公安的那種。說怕公安，是因為他年輕的時候吃過公安的虧。大保說，政府讓我坐老虎凳我咱不怕，怕就怕政府給搞罰款。在大�？磥�，公安就是政府。

　　在外面漂了六、七年后，大保細算了一下帳，竟然賠了幾百塊錢。終于走投無路，去年夏天，他帶著“探寶器”回到村里。月黑風高，喚狐朋狗友二三人，潛進附近村子去挖不知哪個朝代駙馬爺?shù)膲�。不幸的是，當他正欲開棺時，該村村民已一擁而上，將他的幾個搭檔打個半死。因為人面熟，他才免受了些拳腳。后來才知道，在他挖墳時，被該村長期藏在山上的殺人犯聽見了響聲，于是叫來村民來“護寶”。雖說免于拳腳，但大保還是被該殺人犯訛走了些錢。原來，殺人犯大保也怕。說到底，大保還是個膽小的農民。不過，在鄉(xiāng)里殺人犯倒不十分猙獰，通常也有人和他一起打麻將，只是通常不會和他發(fā)生爭執(zhí)。殺人犯白天在村子周圍轉悠，到晚上便睡到山上，怕政府來抓他。至于那樁命案，是幾年前在浙江打工時犯下的，三個人綁殺了一個疑似老板，劫了十幾塊錢，還不夠買一張?zhí)用膯纬唐薄?/p>

　　大保一家四口，農業(yè)全部拋荒。自己常年漂在外地，偶爾回鄉(xiāng)掘寶失敗，年后又繼續(xù)給鐵道部捐款去了；
妻子在浙江做裁縫，年收入有幾千余元；
大兒子七門功課考加起來考足一百分，后跟著親戚赴京做鋁合金生意，帶回年薪一千元。所有錢款，供小兒子讀中學，略有盈余。但小兒子不知讀書，只知“讀你”，忙著談戀愛，大保尋思著干脆讓他也出去，“給鐵道部捐款”算了。

　　B：新鄉(xiāng)村獵人

　　“過去，這兒有許多野物的，1955年以前，村里三人合抱的千年樟樹便有好幾棵，但后來都被剁掉了�！卑⒚蚬P者抱怨幾句，便背著一蛇皮袋獵物夾忙著上山了。

　　據(jù)老人們回憶，解放前，S村到處都是大樹，許多樹甚至可以鏤大船，但后來被一個短見的村長五毛錢一棵賣個精光，如今只剩下現(xiàn)在一般窮山惡水。近幾年農村開始使用煤氣灶，山林里枝葉繁密，加之大量土地拋荒，無人看管，野生動物又開始猖獗起來。前兩年，甚至有專業(yè)的捉蛇隊跑來抓蛇，在密林里，碗口粗的蛇亦不鮮見。農民們更是抱怨，現(xiàn)在旱地已經沒法種了，剛種下的花生，隔兩夜便會被成群結隊的野豬拱個精光，再加上長耳兔子來襲，整個經濟作物沒法種了。原先“農業(yè)學大寨”開梯田向山坡挺進的農民重新退到了水里，獨靠水田撐腰。農民們笑著說，這么多野獸來搶食，這田沒法種了！就在這時，獵人以鄉(xiāng)村英雄的姿勢降世于田間，只是他們現(xiàn)在既沒有小狗，也沒獵槍。

　　幾年來掃黑除惡，當?shù)卣疄楸Ｗo民眾與野生動物，將村子里的獵槍都收繳個精光。狗也被鄉(xiāng)村“打狗隊”偷著剝了皮賣到了鎮(zhèn)上。像阿毛這樣的新鄉(xiāng)村獵人幾乎像《第一滴血》里的史泰龍，過著原始的狩獵生活。一般是在農閑的時候，弄上百余個獵物夾，藏在方圓十幾里的密林里。幾年下來，野豬、兔子、山雞、麂、白面狐沒少逮著些。阿毛因此每年能多收三五斗。

　　去年夏天，阿毛的女兒去北京打工，呆了不到一個月，沒找到工作，最后哭哭啼啼要回家，于是阿毛到省城去接孩子。兩天后他回到山里，發(fā)現(xiàn)被夾住的麂已經爛掉了。此后好些天，他逢人便惋惜，“一畝地的收成爛掉了！”阿毛因為個子矮小，又貧窮，只娶到了個遠村的瘋女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生了兩兒一女，是鄉(xiāng)里的特困戶�！耙桓泓c野物，我家就沒法活”。當筆者要求給他拍照時，他顯得很慌忙，擔心自己逮的動物違反政府的規(guī)定。阿毛認為在是保護自己孩子還是保護野生動物這個問題上，他和政府還有些分歧。

　　C：鄉(xiāng)村政治家

　　隨著移民建鎮(zhèn)款的到位，S村的農民可以拿這筆錢到鎮(zhèn)里買房。二伯家就是這一樣一戶。

　　二伯是S村所在農場里的會計，忙了大半輩子也沒當上場長，這些年多少有些心灰意冷，但在村里還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至少，他屬于除了種地還可以拿點工資的那類人。在村里，也是他最早買了摩托。

　　兒子是二伯一生的光榮，上完大學后，留在北京，在李嘉誠駐北京的一家公司當程序員，月入不菲。如今，二伯將老屋拆個精光，舉家搬到了鎮(zhèn)上，過著介乎農民與“鄉(xiāng)村政治家”之間的生活。閑時，他在鎮(zhèn)上住，一到農忙，便騎著摩托下鄉(xiāng)，雇人種地。據(jù)村民們估算，他這樣種地，在地里根本搞不到什么錢。去年，幾畝地算下來，除去工錢，只剩下二百多元錢利潤。

　　據(jù)說，二伯住到鎮(zhèn)上去，還為爭一口氣。原來，他的兒子當年搞的第一個對象住鎮(zhèn)上，不太看得起鄉(xiāng)下人，因此放風要鄉(xiāng)下父母去見過鎮(zhèn)上父母后女方才肯到S村做客。二伯一氣之下，讓兒子與女方斷絕了來往。如今他住進了鎮(zhèn)上是不是也因“一氣之下”，不得而知。

　　D：她們這樣死去

　　據(jù)村民們介紹，S村至少有兩位中年婦女是因為沒錢治死在家里的，一個是得了結核病，幾年前死了；
另一個是個跛足男人的女人，有點瘋，在完成了生兒育女的任務后，丈夫對她多少有些冷落。去年四月份，瘋女人臥病在床，后背潰爛，因為家里錢緊，死在了床上。據(jù)說，事后娘家人是準備和跛足男人大鬧一場的，但一看到兩個孩子，青涕滿唇，破衣爛衫，只好嘆孩子他媽命苦，遂草草收兵，算是善后了。

　　跛足男人的兩個兒子，筆者曾見到幾次。雖然他們的家門口寫著“母去是吾憂也，春來于我何哉”的挽聯(lián)，但著實看不出他們臉上有多少憂傷。在村里，他們既不念書，也不干活，而是和一幫小孩玩一種名叫“筒子九”的賭博游戲。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詩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對于兩個不諳世事的小孩來說，生活原本那樣，毫無光彩可言，他們躺在父輩的窠臼里，連一枕黃粱的夢亦未曾見過。當幾元紙幣伴隨著麻將的花點在幾雙童稚的小手間流轉時，我看到的更多是名之以悲哀的東西。那些曾經響在我耳朵里 “鄉(xiāng)下空氣好，不容易生病”式的藉口，竟是怎樣一種罪惡！

　　E：亂世農民

　　 在S村，老金有三兄弟，他行小。關于他的故事，我聽到兩個。一是他得到了一個機會，附近林場給他500元錢，讓他拓寬村前的山路，之后他以300元的價格轉包給他的嫂子。據(jù)說，他的嫂子因為賭錢輸了二三百元，怕遠在附近鎮(zhèn)上打短工的丈夫回來知道，所以趕緊找賺錢的路子，帶著兒子苦修了30天山路，賺了這300元錢。老金一鍬沒動，賺了200元。筆者在S村采訪的這些天，經常聽到嫂子罵小叔子缺德，不時也責怪自己“哎，賭要死”，后悔不已。

　　關于老金的另一個故事是，他通過省電視臺養(yǎng)黃鱔致富的信息，籌了幾千元前去引種，循規(guī)蹈矩在自家農田里搞起了黃鱔養(yǎng)殖，沒想不到一個星期，所有黃鱔死個精光。老金有苦難言，只好自認被省里人騙了。

　　村里人常笑老金窮折騰，折騰窮。老金一直沒有停止過折騰，并因此得了個“科學家”的綽號。沒讀完小學，老金趁著大煉鋼鐵的春風到外地學打鐵，兩年后，回家打了一年鐵，沒有什么效益，改回種地。此后種“洋姑娘”，種“桔子”，結果果苗全被一場意外的秋霜打死了；
老金也種了西瓜，卻被人偷個精光。老金能想起的最光輝的歲月是1988年左右，他在外地學到了利用廢棉籽培植食用蘑菇的技術。

　　“現(xiàn)在想想，當時我要是堅持下去，應該發(fā)了，那時我是賺著了錢的，看著我家樓上長得如臉盆大的蘑菇，我真以為我要發(fā)了�！崩辖鹫f自己沒有因此致富是天意，“那時每天能賣幾十塊錢，但有一天下雨，我騎著車子帶著新摘的蘑菇去縣城時，車子陷在半路上，最后沒辦法，扛著蘑菇與自行車在雨里走了十幾里路，累個半死。當時我發(fā)誓，這輩子再也不賺這辛苦錢了。”

　　就在S村村民相繼走向北京，江浙，廣東等省市自謀生計時，老金也有些坐不住了，前年和鄰村的一位中年人到北京打工，做鋁合金生意，“鬼知道，王八蛋勾引老板娘，在外面同居幾天，最后被老板知道了，到手的工錢全沒了”。無奈，老金又回到了村里。

　　檢討這些年的經歷，老金像是“郝思嘉回到了桃樂莊園”，只有土地，只有土地才是正根，雖然失敗過，但這次他想耐心地花幾年時間等一次收成。老金想種一片果園，用三到五年的時間，搞個長線投資。

　　耳語社會的凝聚力

　　我和村長有過一段長談。

　　如果按現(xiàn)在流行的社會分層理論來分，村長半屬于鄉(xiāng)村知識分子，原是教過書的。在他家臥室里，立著S村惟一一個書柜，里面雜亂地擺著些書，春秋戰(zhàn)國時的典籍居多，其中還有在他過生日時兒子從城里花二百多元錢買回來的《康熙字典》。

　　在村子里我聽到一些關于村長任內的傳聞，有人說現(xiàn)在搞移民建鎮(zhèn)，村長的日子好過了，至少在修路上會有些活錢；
也有人說，他伙同別人以拿了不少回扣。村民們私底里傳說，卻少有人問個究竟，都說這得罪人的事，何必自己做。即使是在村民大會上，偶有異議，也難得有人附和，于是各人的疙瘩就爛在各自的肚里了。

　　上海學者朱學勤先生曾感慨，“我們這個民族是讀《三國演義》長大的，盛行一種陰謀論思維。凡事不問是非，先打聽政治背景或人事背景，人們習慣于用手掌把嘴巴捂住一半，然后套住別人的耳朵：‘復雜啊，有背景！’耳語復耳語，幾乎成了一個耳語社會”。這種耳語，在城里，我們可以從出租司機的嘴里聽到；
在鄉(xiāng)村，主要在親朋間傳遞。關于村長的事，無論傳聞真假，我們都可以看出中國農民邁向真正的市民階層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不僅是致富便可以解決的。

　　談到當今農村問題，村長說得最多的是現(xiàn)在“農民懶”。一年忙到頭，實際上只種四五個月的地，其余時間都玩掉了。不過村長也坦陳，這種懶，關鍵還在于農民已經覺得種地無利可圖。勤勞和懶差不太多。對于純農業(yè)戶來說，年底的收入并不會因為二種品質拉開距離，所以更多的農民寧愿選擇舒適懶散的生活，除非有能人給他們提供機會致富。

　　在到S村采訪之前，有朋友對我說，現(xiàn)在鄉(xiāng)村賭風盛行，無論是大人小孩，還是學校教員成年累月賭錢。在這些村子里，最具凝聚力的既不是電視，也不是報紙，而是一副麻將，幾副紙牌。有村民稱，在附近村子的賭桌上，最多時能有二三萬元現(xiàn)金。問及此事，村長只好苦笑。也有人說是省里高官的親戚在附近開過路賭場。

　　在S村，最高頻的詞莫非兩個，一是載入中國轉型史冊的“打工”二字，一是沿襲千年農業(yè)娛樂的“賭博”二字。從前的問候語“吃了么？”如今也已經讓位于“贏了么？或“打工么？”譬如一位陌不相識的五歲小女孩與筆者對坐時，便忽然問了我一句，“你在哪打工？”

　　有意思的是，許多外出打工歸來的農民對于賭博并不感興趣。村長說，奇怪了，去年還在牌桌上連滾幾個晚上的人，今年回家麻將看都不看了。我親見一個從浙江打工回來的少婦，在村民們團桌而賭、呼聲震天時，她卻靜悄悄地在距牌桌約十來米遠的地方邊聽單放機，邊教兩個小兒子做數(shù)學題。

　　鄉(xiāng)村基督

　　大概從九十年代開始，在中國農村許多地方出現(xiàn)了“基督”熱，S村也有些農民加入了“信主”的行列，其中女信眾居多。許多家庭因此矛盾叢生，一般主要爆發(fā)在年節(jié)時分。男人們要求放鞭炮祭祖，女信眾則竭力反對，但許多家庭懾于“主”的威儀，最后不得不放棄祖先崇拜，一個鞭炮都不放，一個年都不拜，冷冷清清就過了年了。鄰村人口多的，一般會成立個中心，來做禮拜。幾年前“信主”的人們甚至用流行歌曲的調子唱起來，為村里的男人們恥笑。不過，也有農民們說，在超度時，歌詞還是很感人的。上文所述爛死在家的女人曾經是信過主的，據(jù)說后來不信了。于是有人說，“主”要一直信下去才靈。同樣，S村那位得了乙型肝炎外出打工的村民，最初也是信主的。村民們對他的描述是，現(xiàn)在他出去打工，太忙了，暫時就不“信主”了，回來再信吧。和賭博有些相似的是，出去打工的人多的地方，“信主”的人明顯減少。但的確也有些出去打工回來后繼續(xù)參加禮拜的。

　　感恩

　　農民的可愛可憐，常在于他們感恩。

　　在S村筆者常能聽到這樣的話，“過去，感謝鄧小平，讓孩子讀書；
現(xiàn)在感謝朱镕基，讓我們有好房子住”。1998年洪災時，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發(fā)了一通脾氣，“豆腐渣，豆腐腦工程”自始聞名。政府給每家被水浸過的農戶補貼一萬五千元遷向高地興建樓房。

　　移民建鎮(zhèn)的前提是，所有的老屋都要拆了，否則一分錢也不給。結果是，洪水沒來，老房子倒都砸了個精光。S村的變遷，遠不只是幾間老屋的拆毀那樣簡單。這個具有幾百年歷史的村莊倒在斷壁殘垣中，每一片磚瓦都有一篇沉重的歷史，有些我們雖未曾親歷，卻已置身其中。

　　鄉(xiāng)間新人類

　　幾年前，很難想像，當你坐在舒適的城里用ICQ聊天，互聯(lián)網的另一端接的卻是某戶偏遠農家的房頂。如今，S村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自從兩年前通了電話后，當年考上大學的回家總會捎上個筆記本電腦來村里上網，更有農村小孩拿OICQ聊天。當城里許多青年還不知道時下流行的《流星花園》為何物時，這些鄉(xiāng)下少年已經在縣鎮(zhèn)的網吧里把《流星花園》觀摩個底朝天，F(xiàn)4的招貼畫也爬進了農家新刷的墻壁。很難想像，這些蓄著長發(fā)，戴著耳環(huán)，伴隨著OICQ成長起來的少年將來會繼承父業(yè)，赤腳干活。他們雖然不會鬧出《劉三姐》里“我走前來牛走后”荒誕，同樣也不會與牛共舞了。更不必說，在S村，很多農家在外出打工時已經將牛賣掉，換幾張通往城市的車票。

　　坐在一家農戶的屋頂上，我和兩個在廣東汕頭打工的少年聊天，當我問他們外出是否稱心時，他們都說比在鄉(xiāng)下好。當被問到如果在城里過得不好會不會回到家里種地時，他們的回答很堅決，都開始說“NO”了。這讓我想起上文所述的大保，四十多歲，漂零在外，過著賺完路費就跑的生活。也許將來S村的少年會把這種“漂漂蕩蕩找不到岸”的生活方式作為他們在城里掙扎的底線，即使將來淪落這般，他們也認為比守在鄉(xiāng)下，過那種“錢不頂錢，還搞不到錢”的鄉(xiāng)村生活要強。

　　據(jù)筆者統(tǒng)計，S村共有水田150余畝，旱地30余畝，全村90余人。常年外出打工人數(shù)超過全村勞動力80%。16歲到50歲的少中青年人絕大部分外出打工，許多農民工為省錢甚至不回家過年。由于勞力稀少，野獸猖獗，旱地基本上已經撂荒；
在水田150畝中，有30%也已無人耕種，而且原來兩季都改成一季，據(jù)村民們講，現(xiàn)在S村的糧食總收入較九十年代初下降了45%，更嚴重的是，以現(xiàn)在這種趨勢，土地仍有可能大面積拋荒，耕牛仍可能被多賣掉些。言談中，我也發(fā)現(xiàn)許多農民對入世后的中國農業(yè)前途深感憂慮。用他們的話來說，原來糧價賣80多元一百斤，去年只有40元，今年WTO了肯定還得降。所謂“錢不值錢了，糧食更不值錢了”。

　　哪些人沒出去打工？

　　相對于城市而言，農村有哪些吸引力？為什么有些農民沒有選擇出走？據(jù)筆者調查，主要有以下幾類；

　　A：孩子在學，等小孩讀完書再說；

　　這類人通常已經有四五十歲，有大孩子在外面賺錢，能接濟家中弟妹上學。從年齡與身體上，他們已經不太適合體力活，但有機會會選擇外出打工。理由有兩個，一是想幫已經外出的子女減輕負擔，另一方面是因為村中無人，悶得慌。當然也不乏趕潮流而蠢蠢欲動者。

　　B：對自己沒有信心，曾經出去但又回來了；

　　譬如陳木匠，年輕時學了點木匠手藝，在當?shù)厮闶怯谢铄X的。1998年，他與人一起來到北京，住了一個多月，沒有找到合適的活兒，后索性回鄉(xiāng)。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成本太高，擔負不起”。通常，農民工外出身上只帶300元，一個月不到，所花路費與房租（與七八人合租）再加上伙食費用超出預期，遂只好“保存實力”，回鄉(xiāng)另圖良策。

　　C：沒有孩子讀書負擔，孩子已經外出打工可以接濟家里的；

　　村長有個哥哥，早年喪偶，與二子相依為命，有兩件事能印證他們的苦難生活。一是這兩個孩子當年過冬時至少有一個是露膝蓋的；
另一件事是某年農業(yè)欠收，一家“三條光棍幾個月沒有油吃”。如今兩個孩子都已經長大成人，分別在湛江和深圳打工。過年時都未回家，村長的哥哥說，等開春了，要去和他們團聚團聚。

　　D：下崗后到鄉(xiāng)村廉價度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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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女性，曾經不屬鄉(xiāng)下。她們從前的生產生活都是城里人的方式，但現(xiàn)在她們已經失去工作，沒有生產就無所謂城里鄉(xiāng)下，而生活已經和鄉(xiāng)下人一樣，打麻將，吵嘴，甚至有些也蹲在墻角吃飯。S村的村民把她們當作鄉(xiāng)下人。

　　E：年老體衰及身患疾病的；

　　在農村，通常六十多歲仍在干農活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他們顯然不適合到城里打工，他們進城主要是因為在城里生活的兒女的邀請，照顧小孩或安享晚年；
在鄉(xiāng)村，由于現(xiàn)在人口流動頻繁，尤其是傳染疾病已呈上升趨勢。許多乙肝患者與病毒攜帶者明顯增多，這些人通常不外出打工。但也有因為無錢治病而外出的，小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幾年前在北京打工染上乙肝，后回鄉(xiāng)治療，農場也為此搞了捐款，但未痊愈。2001年去浙江打工，月入1500左右。2002年舊病復發(fā)，便會回鄉(xiāng)治病一個月，理由是鄉(xiāng)下治病便宜。春節(jié)間病情已經穩(wěn)定，后奔赴浙江，重新上崗。

　　F：有其他收入的；

　　包括上述的獵戶、村干部、小學教員、農村雇傭階層，小商販……其中農村雇傭階層是個新的階層，已經除了泥瓦匠、木工外，還形成了一支幫人種地的特殊隊伍，從幫忙走向雇傭，從人情走向經濟。

　　揚湯止沸的減負號角

　　2001年9月，該縣發(fā)生特大蘑菇中毒致死事件，筆者曾對此進行了采訪，經過了S村。

　　對于農民的生計問題，S村的農民們是這樣說的:一畝地大概收700斤谷子。現(xiàn)在國家對稻谷的收購價是50公斤42元左右，即一畝地能創(chuàng)造的價值是7X42＝294元。在這294元中，所要除去的成本包括尿素、復合肥、氯化鉀、農藥等投資，約100元。即一畝田的實際利潤為194元。這里人均一畝四分田左右,以農村一家四口算，一家擁有水田1．4×4＝5．6畝，其中三分之一能種下二季。此外每畝還需上交農業(yè)稅、村提留與鄉(xiāng)統(tǒng)籌等，當?shù)剞r民自己說，本地的稅收與提留較其他地方要低得多，大概每畝地需繳納45元左右（有些收成稍好的地方，上繳的費用達到了每畝兩百元）。也就是說，一年忙到頭，農民從地里刨回家的錢只有5．6×（194－45）×(100＋33)％＝1109．75元。而一個孩子上小學的年費用就超過了600元。顯然這筆錢不足以同時支撐兩個小孩上小學，農民抵御風險的能力可想而知。

　　事實上，關于賦稅問題，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他的《萬歷十五年》中也有敘述，中國歷史上的農民問題，捐稅并非癥結所在，更多的是在于他們的遭遇的谷賤之傷（及其導致的零盈利與負增長），而歐洲等許多高福利國家繳稅并非不重，但他們在交完高稅后，仍有高盈余，滿足他們汽車洋房的消費。

　　關于農民負擔的問題，筆者和許多農民有過交談，大體的說法是上面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的確是好的，但下面對策更好，有的地方甚至還加重農民負擔。這些農民也坦陳，其實他們并不怕國家要求上交多少稅費，關鍵是現(xiàn)在的農副產品不值錢。因為以現(xiàn)在的這個收入基數(shù)，即使國家將農民的負擔削減為零，也不足以讓他們養(yǎng)家糊口，支付兒女昂貴的讀書費用。S村的農民所說更是一語中的，其實漫說是國家把那點負減為零，即使國家把同等的錢補貼給農民，農民的日子也好過不到哪里去。

　　更糟糕的是，許多地方的糧食根本賣不出去，為了能把幾百元的糧食賣給國家，農民會在離家一、二十里的地方熬上四、五天。據(jù)S村的村民說，在地方糧站，常有農民為賣糧大打出手。在附近甚至出現(xiàn)農民因為賣糧給摔死了的事情。豐收也似累贅，于是，許多年輕健壯的農民只好一走了之。

　　明天的地誰來種？中國農業(yè)有沒有危險？

　　內虛與動蕩

　　十幾年前，農經權威人士杜潤生先生就指出，8億人給2億人搞飯吃的局面不改觀，中國的農業(yè)就沒有出路。2000年5月的《讀書》雜志刊登了社會學家陸學藝先生的《走出城鄉(xiāng)分治一國兩策的困境》，該文指出我國目前正害著城鄉(xiāng)綜合癥，三農問題嚴重的拖了工業(yè)發(fā)展的后腿。連年來，我國經濟出現(xiàn)了市場疲軟，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物價連續(xù)下跌，通貨緊縮。

　　雖然國家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降低存款利息，增發(fā)職工工資級別，提高城鎮(zhèn)居民收入，以求擴大內需，啟動經濟，但效果總是不顯著。究其原因，就是農民的內虛沒有解決。從1996年以來，雖然農業(yè)連年豐收，但農民的收入連年下降，從1996年冬季以后，糧棉等農產品就出現(xiàn)了賣難，價格下降。其后農村的購買力逐年下降，農村市場不但沒有開拓，反而逐年萎縮，使城市和工業(yè)的發(fā)展失去了基礎，到了1999年，幾乎所有的農產品的出賣都成了問題。2001年，中國家電業(yè)傳出即將崩盤的危言，而在筆者走訪S村時發(fā)現(xiàn)，村民們竟然沒有購置一臺彩電，更別說冰箱、洗衣機、微波爐、ＶＣＤ機等其他消費品。他們的家電，仍只有實行包產到戶不久后買的黑白電視機。一方面，城市消費飽和，另一方面，農村工業(yè)品消費停滯不前。在S村及筆者走訪的周圍的幾個村莊，農民們大多都會懷念1997年之前的“黃金時代”，那時的農副產品價格能給農民帶來豐收和喜悅。在1995年，糧價每100斤能賣到70-80元（現(xiàn)在為40元）。彩電農民并非不想要，只是沒錢買。蓋房與供孩子讀書，讓大多數(shù)農民負債累累。

　　李昌平在日前接受北京一家媒體的采訪時也呼吁，如果農民問題解決不好，“我們的市場經濟就沒有出路。在很多地方，農民幾乎沒有現(xiàn)金收入，沒有消費能力。我們經常說，我們擁有世界上最有潛力的市場，而70%的農民如果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消費者，我們的經濟怎么發(fā)展呢？如果農民子弟不能得到良好教育，生活沒有保障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嗎？”

　　如今，許多十六、七歲的小孩被迫中斷學業(yè)，他們中絕大多數(shù)遠走北京、江浙、廣東等城市找飯吃。村落里變得冷冷清清，田野里瘋長的雜草見證了這些農民遠走他鄉(xiāng)的城市化夢想。無疑，在生存（養(yǎng)家糊口）與發(fā)展（小孩上學）的天平上，更多的農民寧愿或只能選擇前者。一方面，他們可能會成為新鮮血液，為中國的現(xiàn)代化補給營養(yǎng)，另一方面，如果長期漂浮，衣食無著，也會成為“血栓”，造成社會的不安與動蕩。

　　后記

　　新中國的現(xiàn)代化，不外乎一部對農民的壓榨史。如果說我們的社會結構是個金字塔，農民則是金字塔底深埋于泥土的部分，多少個世紀過去，陽光卻總也照不進去。透過S村的點滴，我們看到一些農民的日常生活，一些淡漠了時間、痛苦與侮辱的心靈。他們五十年的掙扎，尚可說是中國鄉(xiāng)村生活中幸運的一群。五十年來，我們的城鄉(xiāng)是兩國，那些進城的農民，不過是在國家政治徹底破滅后，涌向另一個國的難民而已。

　　人世間沒有莫名的哀傷，所有的淚水都會有原因。今天，我已經決定不再流淚，因為淚水再多，也是拼不過幾億中國農民的。倘使淚水有用，農民何以淪落到今天？我因此淡化了心中的一切痛苦，來記錄自生自滅于中國大地的父老鄉(xiāng)親。透過鄉(xiāng)村這些瑣碎的生活，人世間最大的不公與惡毒，吾民逆境求生的樸素信仰，諸君大概也窺見了些吧。（2002年1月）

　　附記：此文首發(fā)于2002年的《南風窗》，有部分刪節(jié)。后引起了紐約新聞日報的重視，在對作者做了簡短訪問后，即赴S村進行了為期三天調查。幾個月后，該報推出“中國發(fā)展三部曲”的長篇專題，本文所述即為《后進的中國》一部曲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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