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反華勢力”領軍人物佩洛西以眾議院議長身份訪華，這是美中關系上的一件大事。

　　此次訪華無論從代表團的構成（理智派人物），還是日程安排（以能源和大氣議題為主），或是行前對媒體的低調處理（不接受媒體采訪），都能感覺到她在刻意營造良好氣氛，力爭實現(xiàn)與中方的良性互動。她在中國的一言一行很少提及令中方不快的話題。這令不少觀察人士跌破眼鏡，也使一些利益團體大失所望。很難想象這就是17年前在天安門廣場上從懷里抽出抗議布條的佩洛西。

　　在她行前，筆者曾與她的中國事務幕僚長談。他問我對議長訪華有什么建言，我說只有一條，希望她能完成從自由派議員到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的轉型。從她在華的一言一行和回美后的記者會看，她是做到了。

　　佩洛西過去是否反華？

　　這讓筆者感觸良多，不禁想到中國政治和外交中很有意思的問題：如何看待海外、西方，特別是美國所謂的“反華勢力”或“對華不友好人士”。筆者一直認為這些是一個太籠統(tǒng)的超大概念，它把所有對華不滿、投了“反華”法案票或同情中國“異議勢力”的人都放到一個外延和內(nèi)涵極廣的概念里面了，而且這種標簽貼上容易，拿下難，實不宜經(jīng)常啟用。

　　語言對人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梢哉f，一個民族的遣辭用句常常會深刻影響其民族個性。筆者在中國報刊和與國內(nèi)一些人士交談中驚訝發(fā)現(xiàn)“反華勢力”、“對華不友好”這類詞或概念目前依然使用頻繁、隨意，深深地影響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對待不同意見人士的處置態(tài)度。這種“反華勢力”擴大化傾向既把許多不必然會成為“反華勢力”的人推向真正的反華陣營，同時對準確把握中外關系也會有許多誤導。

　　也許更為嚴重的是，“反華勢力／對華不友好”作為一種思維概念的對立面不就是“親華勢力”嗎？在這種思維方式引導下，人們很難看到絕大多數(shù)占據(jù)中間灰色地帶，既不反華也不親華的人士。它也無助于厘清問題的是與非。假如中國確實在某些問題上存在有待改進之處，你又如何判斷對方批評的動機呢？假如對方既批評又贊賞中國，那又該如何是好呢？以這種兩分法眼光看問題，我們平時對中國的建設性批評和建言，一不小心，也可能被劃入“對華不友好人士”之列。它像1997年取消的“反革命罪”：內(nèi)涵和外延極廣，定義模糊，執(zhí)行主觀，概念不合時宜。

　　盡管筆者一時也沒有很好的替代標簽，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在對人的問題上，標簽要盡量中性，盡量少用，特別是像“反華人士”或“對華不友好人士”這種可以拎起來打人的大棒，一旦常用會把自己傷害得更厲害些。

　　英文中有個很好的表述概念，那就是“自我實現(xiàn)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講的是如果你滿腦子裝的都是“反華勢力”這樣的概念，你的眼睛就會到處尋找這樣的敵人，最終你就會造就一大批真正的“反華勢力”出來。我們在美國常用這種說法來批評右翼人士的“反華”言行，告誡他們說你們天天把中國看成假想敵的話，那么你最終就很有可能把中國“培育”成美國的敵人。反之，在中國也會有這種可能。

　　當然，美國及西方也確有逢中必反的反華人士，但那畢竟只是極少數(shù)。但就是對他們也要加以細化和分解，知道人家不滿的出處和動機，這樣才能在對應時做到有理有據(jù)有節(jié)。

　　比如美國的右翼反華和左翼反華就很不一樣。美國右翼或共和黨反華，早期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反共，眼下則是作為維持美國全球主導權的一種條件反射。

　　但左翼或民主黨并不會對此輕易買單。美國左翼并不認同這種“美國第一”或把窮兵黷武作為對付中國崛起的國策，他們更有和平主義傾向，支持國際主義和多邊主義，這在奧巴馬政府的對外政策中已十分明確。而左派在人權議題上的“反華”更多的是從這種普世價值、社會進步的角度來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盡管不時會開錯藥方�？鋸堻c講，左派是從“一顆流血的心”的角度來“反華”，常常并非惡意，而右翼反華則其用心要復雜和陰暗很多。只有放在這種大背景下了解佩洛西的“反華”才能把握好佩洛西多年來在中國人權和西藏議題上的種種表現(xiàn)。

　　稱“陳水扁先生”會更好？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那些公認的“對華不友好人士”？對他們也要講求方式方法。原因之一是這些人不是不變的，而中方的利益和觀點也不是不變的。舉個例子。當年港督彭定康因在走前高調搞“政改”，讓中方很火。于是各類宣傳機器一起開動，大批特批，甚至進行人身攻擊。結果呢？幾年前彭氏以歐盟外交專員身份訪華，與中國國家領導人一起大罵美國搞單邊主義，所談甚歡，相見恨晚，中方一改對其印象，并期望加大與歐盟外交事務的協(xié)調。

　　當然，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人人皆知的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從美國最為反共反華人士到跟中國走很近，以至于英文為他老人家專門創(chuàng)立了一個表達法：Nixon going to China或說do a Nixon-going-to-China。放到“反華人士”語境的上下文里，意思就是“越反華的人越可能會親華”。這不是值得深思嗎？

　　對鐵桿“反華人士”也要文明相待的另一個原因是，你越是搞那種“千古罪人，遺臭萬年”式的大批判，甚至對人格貶低，就越容易顯示出你自己的非理性和不文明，反而容易失去道德制高點和政治上的優(yōu)雅。試想，對李登輝和陳水扁要搞臺獨，我們只須以平常心申明我們認為臺海兩岸分離不符合中國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就行了，有必要恨得咬牙切齒嗎？但假如雅量再多點，在正式場合里堅持稱其二位為“李登輝先生”或“陳水扁先生”，那會讓世人，特別是臺灣民眾感到中國政府的雅量和文明，更反托出他們兩位的理念偏執(zhí)和人品低下，從而贏得更多的人心。

　　對政敵或持不同意見者的不黑既白和情緒化處置，究其根源，其實是中國文化中相對缺少人性寬容和中國政治史上千百年來你死我活殘酷斗爭的反映。但愿這一頁能在這一代最終被翻過。

　　在中美兩國政府的積極努力下，特別是中國政府不計前嫌，以寬容大度的心態(tài)，主動伸出善意和解之手，通過佩洛西議長的訪華，達成了雙方的良性互動，基本做到了溫總理對佩洛西議長所說的“和而不同”。這在中國現(xiàn)代外交史上就如何對待自己的“政敵”開了一個良好而又文明的先河。

　　作者是美國華裔社會活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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