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報端看到今年春節(jié)晚會的導演說，她要對得起十三億中國觀眾。十三億是一種想象。就我們自身的經驗出發(fā)，也知道現在不看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的人是越來越多，雖然中央臺照例每年都說晚會人氣指數又上升了。但無可否認，從1983年第一屆開始，在過去20年里的除夕夜，這個中國人最重要的節(jié)日慶典里，中央電視臺的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扮演了一個不能被忽略的重要角色。在春節(jié)前后的日子里，它是一個眾語喧嘩的公共事件，無論是夸它還是罵它，在各類網上和網下的媒體上它都是一個“自然的”焦點。而這20年正是我們所說的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年代。在我們的眼前，在當今中國人的世俗生活中，它花枝招展，年復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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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在晚會之前，有一檔由崔永元主持的叫做“一年又一年”直播談話節(jié)目。它以現在進行時的方式插入中央臺一號演播廳和深圳分會場，以及記者對深圳羅湖口岸客人入關過年情況的報道，與此同時是“全球華人過春節(jié)”、歷屆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的專題和系列“年俗”短片穿插其間。這個直播談話節(jié)目是掐好時間的，它一結束就是晚會的開始。所以這個節(jié)目在這里的含義，一是幫助營造一個以晚會為中心的大一統(tǒng)的時空觀，也就是以北京時間為標準的“天涯共此時”的觀念，“全球華人”與“羅湖海關”所具有的符號效應，在這個時刻與晚會象征性地銜接；
二是在于把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與傳統(tǒng)的“年俗”進行嫁接，把晚會作為新民俗來定義，目的在于使晚會從傳統(tǒng)習俗中獲得進入中國人世俗生活的合法性。

　　所謂節(jié)日就是在共同的時空環(huán)境下由參與的人群共同舉行的儀式行為，儀式是一種參與，而且是“天涯共此時”的參與，就像月餅只有在中秋節(jié)吃才叫過中秋，鞭炮只有在年末歲尾放才叫做過年。因為節(jié)日表現的是人類對時間、對自然界生命節(jié)律的敬畏和禮贊，而對共同時空感的神圣化構建正是節(jié)日的宗旨。一個民族的習性可以從這個民族最重要的節(jié)日慶典中找到，所有的民族慶典都含有對生命的祝福，對生命和死亡的理解和超越。春節(jié)是生與死的交界，肅殺的冬天宣告結束，萬物自此復蘇，它既有陰森的一面，傳說中的“年”為一兇怪之獸，故要放鞭炮去驅逐，同時對所有關于死亡的字眼和暗示都充滿忌諱，所謂禁忌就是把具有威脅性的力量用儀式行為進行安撫并把它們擱置在日常語言之外，既敬畏它又供奉它。所以在傳統(tǒng)中，祭祖先是重要的也是最充滿禁忌的儀式行為。但同時，生與死又是同一枚銀幣，祭祖的儀式中又包含有庇護子孫后代祈求家族繁衍綿延的意義。超越死亡，一方面體現在大吃大喝，所有的節(jié)日都離不開宴席，春節(jié)尤甚，最貧苦的人家在這時也會盡量讓家人吃一頓好的，楊白勞雪夜歸來帶回的兩樣東西，一是做餃子吃的白面，一是給喜兒的紅頭繩：紅是生命的象征，所以過年的鞭炮是紅的，對聯(lián)是紅的，民俗中的大紅大綠都是生命旺盛的喜慶象征。按照巴赫金對大眾宴會的分析，吃的儀式包含兩個意義，吃意味著死亡，用嘴吞咽了世界；
又意味著新生，吃掉是慶祝對世界的戰(zhàn)勝，吃才能活，死亡與再生，毀滅與創(chuàng)造，生命就是這樣在吃的儀式中周而復始。[②] 唱大戲看大戲是我們春節(jié)傳統(tǒng)儀式行為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中國的傳統(tǒng)戲劇演出外國人聽了頭昏中國人看了熱鬧，要的就是這份熱鬧。就像西方的古希臘戲劇起源于酒神節(jié)，中國的民間戲劇與民間節(jié)日慶典也是有著血肉相依的關系。中國的民間戲劇是喜劇性的，是大團圓的，是眾生狂歡的，是對死亡的超越，對生命的大歡喜，是一個民族自我生存的本能表現，從根本上說是民間的和世俗的。中國人在除夕夜的守歲和團圓，是這個節(jié)日慶典核心概念的儀式化，守歲是象征性地拒絕進入黑暗的休眠狀態(tài)，拒絕死亡；
團圓是個體歸宿感的實現，在傳統(tǒng)的宗法社會里，這個歸宿感的來源就是家族，所以團圓是以家族為核心的儀式行為，也是我們中國人對生命理解的起點，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所以守歲、放鞭炮、擺宴席、看大戲，都是慶祝生命的再生，這是一個具有古老起源的象征性的行為儀式。

　　在現代大眾傳媒的時代，傳統(tǒng)的戲劇和它的演出方式都沒落了，中央電視臺架滿攝像機和各色復雜設備的一號演播廳成為現代節(jié)日儀式的舉行場所。這是因為電視的神奇功能，它既可以深入到千家萬戶最隱秘的角落，又可以使這個儀式成為同一時空下的共同參與。電視使得在千家萬戶共同舉行同一的儀式行為成為可能，村村通電視正是國家行為，當然如果你買不起電視機的話，那是另當別論的。直播的意義正在于此，它并不是所謂電視的真實性本質的昭顯，就今年的晚會來說，所有的一切從主持人的串聯(lián)到每一個鏡頭的處理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排除了任何即興的成分，鼓掌是組織的，那些步調一致的掌聲把現場的觀眾變成了徹頭徹尾的傀儡，就連現場采訪的“群眾”也是托兒！請看這一段報道：

　　“演播現場的觀眾晚7時就進了場，坐下后就不能隨便走動了。當晚會進行到晚10時，節(jié)目過半，坐了3個小時的觀眾也顯出疲憊之態(tài)，這時，晚會的總體設計趙安便走到臺前，借著鏡頭切到深圳分會場的間隙，笑容滿面地煽起情來，他說：‘晚會還要進行兩個多小時，還有很多精彩的節(jié)目沒演呢，拜托大家笑口常開啊，只要您笑得燦爛，攝像師就會給您特寫，您的親戚朋友就會看到您，多榮幸啊……’

　　或許是因為煽情心切，越說越起勁兒的趙安剎不住車了，以至于身后小品《鄰里之間》的道具都放好了，就等鏡頭從深圳切回立馬開演，趙安還沒有打住的意思。這時，另一位現場導演三步并作兩步沖到臺口，拉著他就跑，趙安這才意識到險些‘穿幫’。” “晚會進行中，倪萍即興問一位圍著大紅圍巾的中年人想不想家？接著鏡頭切給這位觀眾，他向遠方的親人拜年。其實，這一幕是事先設計好的，這位觀眾是‘托’，他是趙本山、高秀敏小品創(chuàng)作的‘軍師’之一。知道內情的人說，這是春節(jié)晚會劇組在黃宏、趙本山兩個小品大腕之間搞的一種平衡。《花盆》上了《新聞聯(lián)播》，就讓《賣車》的主創(chuàng)人員也變著法子露一回臉�！� [③]

　　這種被排練出的甚至被利益化的“真實”，比過去拍專題片的時候，讓漁民“喜悅”地拉起穿在網上的魚，把糧食堆在一起讓農民“慶豐收”更加惡劣，因為那時尚沒有現在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尋租行為。這個寫著“真實”字樣的面具，其意義就在于用來制造一種幻覺，一種關于“真實”的意識形態(tài)幻覺，這正是中央電視臺作為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功能的昭顯。

　　去年春節(jié)我客居美國舊金山。在這個華人聚集的城市，我發(fā)現中文電視其實非常弱勢，都靠在頻道里買時段來進行。舊金山最主要的華語電視KPST灣區(qū)無線66臺，一般到了晚上10點就結束了，讓位給沒完沒了的電視購物節(jié)目。春節(jié)則有所不同，早就做廣告說要在除夕夜轉播中央臺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但仔細一想知道實際上這并不是實況直播而是錄播，因為舊金山的除夕夜與中國的除夕夜有16小時的時差，在這個時差中他們剛好足夠從容地把中央臺的廣告拿下來換上他們自己的。我突然發(fā)現了這個常識！有意味的是在播出節(jié)目帶的同時，他們也是掐好時間，在12點的時間上播出的內容正是晚會上在慶祝新年到來的時刻。這其實也是一個虛擬的“天涯共此時”。正因為此，我開始想每年晚會上那些來自海外的電報和電話是如何產生的，因為這個時間并不是海外的除夕夜，并不是他們的節(jié)日時間，除非是特別算好時間，或者是被組織好的。這個常識問題其實一直是被掩蓋的，因為普天同慶要的是一個“同”，所以“天涯共此時”其實是營造出來的。在“一年又一年”的直播節(jié)目上插入“全球華人過春節(jié)”的專題片，似乎他們和我們一樣在普天同慶，其實是虛假的，是不可能的。仿佛是為了證明這一點，在今年春節(jié)晚會上，就有一首叫做《北京時間》的歌曲，就報紙的披露，這首歌是指定的，是安排給演唱者的，擔任演唱的演員把它理解為與主旋律沾邊的歌[④]，他沒有錯，“古老與年輕相會在北京時間”“冬天與春天相會在北京時間”，北京是中國的中心，北京時間是全球中國人的時間，這是時間的秘密，也是意識形態(tài)的秘密。只是在這里，傳統(tǒng)的家族宗法觀念被隱秘地轉換為對國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構建。中華民族大家庭，“問我家在哪里，家在中國。從前我總是在心里默默地說，……現在我總是這樣自豪地說”，“我家有萬里長城，我家有長江黃河，我家的地方很大很大，我家兄弟姐妹很多很多”（《家在中國》），演唱的同時是身著各色少數名族服飾的伴舞演員在周圍環(huán)繞。這些特別為晚會定制的歌曲，最直接體現國家意識形態(tài)內容，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家，家和萬事興，這是貫穿了每一屆晚會必然不可或缺的內容。與此相比照的維吾爾族和藏族的歌舞，都是最沒有意識形態(tài)色彩沒有政治風險的“情歌”，其中一首歌詞取自達賴六世，而歌曲則是由這位演唱者買下了版權用漢語演唱，四十名專程從牧區(qū)來的穿華麗服飾的藏族伴舞者從觀眾席上走向舞臺，向觀眾做獻哈達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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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家”的概念框架下是小家與親情，做親情的文章也是每年晚會的重點， “親情”是一種重要的抹平社會等級階層的粘合劑。今年這個主題由雪村演繹。雪村因為創(chuàng)作在網上廣為流傳的《東北人都是活雷鋒》而成名，對東北二人轉音樂素材的利用，對世風日下的道德針砭和社會批判，以一種懷舊的方式深深打動了人心。最后一句道白：“翠花，上酸菜”以其底層化色彩而膾炙人口。雪村因為創(chuàng)造了這種叫做“音樂評書”的形式而名聲大噪，“評書”二字正是對傳統(tǒng)民間藝術形式的挪用。從在體制外徘徊無門而入，到通過網上的民間渠道得到認同，再到成為主流媒體的風流人物，從而進入封閉卻競爭酷烈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中心的春節(jié)晚會，雪村的變化讓人矚目，也讓人失望�，F在這個攜帶手機《出門在外》的生意人，——雪村舞臺上的造型充其量是個體小商販，而絕不是背著蛇皮袋擠在嚴重超載票價上漲列車中出門的民工，雖然當今中國背井離鄉(xiāng)出門在外最龐大的人群其實是他們；
唱著“出門在外，路邊的野花不要采”，“出門在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已經流于油滑。最后“翠花，上酸菜”這與歌詞內容并無關聯(lián)的招牌出現，只能說明，雪村的翠花酸菜已被做成了專利廣告。這首歌其實并不是雪村自己的創(chuàng)作，而是出自晚會導演組成員，但是仍然挪用了“音樂評書”的招牌，雪村就這樣被招安了。

　　晚會上，我特別注目一首叫做《知足常樂》的歌曲，很明顯，它的目標觀眾其實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利益受損群體。它明確指出成功和失敗是每一個人的事，“人生的課堂誰都有對錯，有時滿分有時及格；
美麗的夢大家都愛做，有的成功有的失落”，“人生的坎坷全靠自己把握，”，所以日子過得不好不得怨天尤人，是你自己沒做好；
一方面又進行道德訓化：“平凡的崗位也有高尚品德”，“說來說去是知足者常樂”，“常樂的人會好好生活”，“謙讓是福，奢望是禍”，“我們要無愧于父母和祖國” ；
現在“平凡的日子大家一起過”，并許諾將來“幸福的明天大家一樣過”。演員在唱這首歌的時候甚至向觀眾直接喊話：“祝愿大家平平安安、心平氣和、知足常樂！”。這是一首直接服務于穩(wěn)定社會秩序的歌，歌詞聽起來如干部訓話，連虛擬的“咱們老百姓”的口吻都顧不上了。它對目前中國最廣大弱勢群體利益訴求和情感訴求的掩蓋與抹殺，已經不需要藝術的迷霧彈。

　　更讓我觸目驚心的是《誰怕貝勒爺》。它是從臺灣導演賴聲川的《千僖年，我們說相聲》第一幕中《聽花》一折改編而成，按照倪萍的說法是為晚會“特別打造”的。在劇中，這位滿族的沒落貴族貝勒爺，一面滿腹牢騷地作威作福，一面卻要兩位說相聲的吃不飽肚子的窮藝人：說點美的、說點雅的，“什么是美呢？”，樂翻天想到的回答是：“一碗香噴噴、熱騰騰、沒有米蟲、沒有石頭子的米飯，那就是美！”貝勒爺則答道：“啊呸，你那不叫美，那叫餓”！——正是其中的一段經典臺詞。然而我震驚地發(fā)現，晚會上的貝勒爺依然在問：什么是美？樂翻天卻把“米飯”換成了“冬天里的大火鍋”！這一發(fā)現讓我感覺沉重。呵，呵，特別打造！不管這是自律還是它律的結果，它確實發(fā)生了。賴聲川在這里煞費苦心地想對“主奴” 關系做顛覆，結果卻是不得不借助于最高權威的老佛爺，讓說相聲的“老百姓的”與最高權威進行象征性置換，其實還是對權威的屈服，雖然說出了“欺壓老百姓就是奴才！”，“比奴才還不如” ！但聽起來卻更象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在上海的美琪大劇院里，我看了《千禧年，我們說相聲》的商業(yè)演出。兩個百年的中國歷史進行巧妙迭加的劇情框架，一方面借助中國民間諷刺喜劇傳統(tǒng)表達出歷史的荒誕感，時空倒置、交叉、滲透的手段本是相聲的傳統(tǒng)，同時又在西方文人戲劇傳統(tǒng)上構建了全劇整體的歷史悲劇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時代的大悲劇用喜劇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賴聲川所謂“悲喜劇”，使悲劇和喜劇這兩個古老戲劇美學范疇之間的神秘關系通過中國民間藝術的相聲得到了新的昭示，這種回到戲劇發(fā)生源頭的反思，確實很了不起；
而另一方面，“雞毛黨”一段對臺灣社會政治生態(tài)的辛辣諷刺，卻讓在場的觀眾有隔岸觀火的安全感。它在大陸商業(yè)演出的順利與成功，也許正得益這種安全感的保障。在這個意義上，這個劇的藝術生命其實是屬于臺灣的，背景置換了，逾淮則為枳，《誰怕貝勒爺》就是這樣結出的果子。相聲的民間性就在于它來自市井，作為平民階層不平則鳴的社會心理表達，堵塞了這個管道，它的沒落就是一個邏輯結果，因為它無法與百姓“共鳴”了。

　　小品和相聲被認為是春節(jié)晚會成敗與否的關鍵，這是有道理的。春節(jié)晚會如果想要成功楔入這個民族最大的節(jié)日慶典，就必須具備一種民間的“狂歡”因素，讓老百姓在打破一切等級束縛的笑聲中體會身心的解放。小品和相聲正是這樣應運在春節(jié)晚會中出現。這里相聲與小品的較量很有意味。相聲從“撂地”演出到在雜耍園子、茶園演出，學、說、逗、唱，都是以“嘴”為主，所以聽更重要。但是對于電視鏡頭來說，讓觀眾“看”到什么更重要。而現在我們所說的“小品” 正為電視鏡頭而產生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應春節(jié)晚會的需求而產生的，應該叫電視小品。它與相聲的血緣關系最近，這是有目共睹的。但較之相聲只是演員站在那里表演嘴皮功夫，小品對于電視鏡頭來說更有優(yōu)勢，一是它的表演性更強，往往借助于多種民間曲藝的表演形式；
二是它的人物角色都固定在一定的故事框架里，有特定的情境和情節(jié)，情節(jié)是一種在時間中的展開，更符合鏡頭的敘述，因為鏡頭本身就是線性的。而相聲卻是以“包袱”的鋪設和抖落為結構，它并不一定是以時間軸來展開的，相聲并不需要統(tǒng)一的時空，相反，在時空的倒錯中更能體現相聲的魅力，它往往是反邏輯反因果的。據稱小品本來是訓練演員的教學手段，但我總覺得此“小品”已非彼“小品”，因為被這種訓練的演員并不能自然地成為晚會上的小品演員，中國的小品演員看來看去就這么幾個人，而且很多來自那些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劇團。對民間曲藝形式的借助是他們成功的重要因素，最受尊敬的小品演員趙麗蓉本身就是評劇演員；
而民間曲藝形式又都是建立在各自地方方言的基礎上，被臺灣稱作國語的普通話是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也是我們統(tǒng)一的民族語言的基礎，所以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地方曲藝在一個國家意識形態(tài)主宰的晚會上容易得天獨厚，一時間小品演員都成了東北人，東北二人轉和東北方言也一再被運用，至今不衰，這些小品演員則一夜之間爆得大名，名利雙收。土得掉渣的人物角色塑造，地方方言，夸張、諷刺與幽默，傳統(tǒng)戲劇中的“丑角”和他們在民間節(jié)慶活動中的功能改頭換面后在大眾傳媒中重新出現，成為在平民百姓中創(chuàng)造認同感的重要手段，它極大的促進了春節(jié)晚會構建世俗化節(jié)日儀式的功能，使得小品成為春節(jié)晚會的標志性存在。

　　當年中國的老百姓從“革命化的春節(jié)”中走出來，電視為他們提供了一種在世俗生活中體驗“狂歡”儀式的可能，八十年代的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給中國人帶來的期待感和解放感是今天所不再具備的。李谷一演唱《鄉(xiāng)戀》所帶來的世俗化沖擊，是在主旋律和大眾文化的摩擦和緊張中完成的，這種摩擦其實正是那個年代晚會活力的體現。今天這種摩擦早已不復存在，現在的晚會從不拒絕有票房價值的明星，從去年的章子怡到今年的周迅，在激烈的歌曲類節(jié)目中總有她們的一席之地，唱得跑調是無所謂的。主旋律與大眾文化已經相安無事，并且互相利用。明星們渴望在晚會露臉，以抬高走穴的身價，為此“擠破腦袋”地進行著各種隱形和非隱形的“投資”行為。而晚會也會招募有人氣的明星為收視率服務，畢竟，《知足常樂》這樣的歌是無法賺廣告費的。

　　狂歡儀式也是一種社會心理的宣泄。在這一點上，倪萍作為主持人的功勞無人能比，她的特點是能夠把自己和別人都說得掉眼淚。但是今年，她在媒體上說，她很麻木，她只是服從組織安排。在晚會上，主持人其實也是傀儡，他們并沒有自己發(fā)揮的空間。這一次倪萍被安排為面對上億的觀眾，故意去戳別人的傷痛，目的是愛國主義教育。在雜技《力量》演出后，倪萍有一段重要臺詞，說其中的一個演員是孤兒，她是在與他聊天的時候知道這個背景的，并且告訴我們在法國演出時，法國人勸他留下來可賺大錢，但他向她表示，他是吃百家飯長大的，這里有愛他的教練和很多人，他要留下來報效祖國和人民，因為他的家永遠在中國，接下來就是《家在中國》的演唱。這里一個很有意味的問題是，在倪萍的這段敘述中，這位演員交替被兩種人稱所指代。當倪萍說孤兒的身世是她自己與演員聊天時發(fā)現的，她是用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來建立虛假的與演員的親近關系，這明顯是一種敘述策略，為她抖落別人的隱私先做合法開拓。即便是在普通的社交場合，我們也不會無緣無故地這樣去咀嚼別人的痛苦，那起碼是不禮貌的。但是，在億萬人矚目的晚會上，這種基本的對人的尊重卻被故意地無視了。當倪萍說出他是孤兒時，我們看到鏡頭中那位表演《力量》的演員無助而傷痛地合上眼簾，——攝影機鏡頭一直很近地盯住他，如此赤裸裸的語言暴行就這樣眼睜睜地在我們面前發(fā)生著，這具剛剛展示非凡“力量”的身體，——近于赤裸的身體就這樣被強勢話語凌辱并且示眾。除了這段引出孤兒身世的引述，在其他時間里，這位演員都一直是被第三人稱所指代，雖然演員就站在臺上，卻是一個“啞巴”，所有那些關于“他”的故事都是倪萍用第三者的口吻去敘述的，這種“他者化”的手段把這位演員物化為一種道具，他的真實的心理變化已經被排除掉，他的話語權已經被剝奪。

　　每年晚會上，部隊題材是不會被忘記的。與此相關的是，今年晚會上，工人和農民的題材卻被有意遺忘。《花盆》里賣花盆的黃宏雖然聲稱“我們農民”，但這個農民身份是虛假和空洞的，因為真正的農民并不賣花盆，他們需要賣出去的是糧！晚會上唯一由非職業(yè)演員參與的節(jié)目是由那個創(chuàng)造“瘋狂英語”的李楊帶領的《英語大家說》，他率領工、兵、學、商，——沒有農，農民心照不宣地被從“大家”中排除掉了，因為現代化其實是城市化，而中國廣大的農村是離現代化最遙遠的地方；
這些城市中的各色職業(yè)人群在李楊的引導和指揮下，把這個世界上最強勢的語言與漢語進行拼貼和“接軌”，馬到成功：馬，house!成功,success！以我們在文革中都熟悉的“表演唱” 的形式，進行著國家主義和全球化的大合唱，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走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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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相對照或者說相聯(lián)系的是整臺晚會的商業(yè)化趨勢，商業(yè)廣告可以說無孔不入。由于這個晚會的特殊性，不能象平時一樣在節(jié)目中頻繁插播廣告，所以就有各種隱性廣告遍地開花，變盡各種花樣。比如說所謂網絡主持，就是由主持人坐著念不痛不癢的串聯(lián)詞，同時在他們身后的大屏幕上很奇怪地出現一些人無聲地卻是引人注目地在那里拱手、作揖、說話，字幕上告訴你這是某家公司或企業(yè)。還有新鮮事物是往年由主持人念的世界各地的電報，現在改由字幕出來，與此同時，是各類企業(yè)的名字與這些電報放在了一起滾動，企業(yè)的數量甚至會壓倒電報的數量。這種“復調”式的處理意味深長。

　　“晚會直播中，時不時有一些現場觀眾的特寫鏡頭。央視演播廳現場觀眾分圓桌席、排座席兩種。坐上圓桌的多為大腕級的贊助商，坐在后面的則是各界人士�，F場攝像師手里有一個本子，演到哪個節(jié)目給哪位圓桌的嘉賓特寫，都明明白白地寫著。據了解，只有為春節(jié)晚會投下千萬元以上廣告的企業(yè)老總，才有資格在此占據一席。

　　晚會中，倪萍、朱軍和文清3位主持人不時站到演播現場一個固定的觀眾席前主持節(jié)目。當主持人面向鏡頭時，主持人周圍的觀眾也就跟著進了鏡頭。記者在現場看到，這個位置的觀眾竟然是流動的，一撥人露了一回臉，跟著就換上一撥人。原來，有機會‘到此一坐’者都是與春節(jié)劇組有關聯(lián)的人或央視內部的‘自己人’。”[⑤]

　　在觀眾席中露臉的卻是“假”觀眾，不知那些“真正”的現場觀眾對此做何感想，我甚至懷疑還有沒有所謂“真正”的現場觀眾？我就不只一次在晚會的鏡頭里看到總策劃趙安和其導演組成員坐在一起的鏡頭，近水樓臺先得月，也算作自我犒賞？本來，晚會現場設觀眾席是為了建立電視觀眾對晚會的認同感，現在圓桌和排座成了等級，過去是勞動模范和英雄人物配做的圓桌席，現在則由財大氣粗的廣告商來占據�？磥�，新的社會分層不用到別處找，它就在觀眾席上。這種變化叫老百姓如何“心平氣和、知足常樂”得起來呢？無論是現場的，還是非現場的觀眾，晚會其實并不真正尊重他們。

　　一方面為讓觀眾充當傀儡，另一方面又設計出有獎競猜之類所謂與觀眾的“互動”，網上互動和手機互動是為中國電信、移動通訊和中央臺自己的網站做廣告；
觀眾評選，是為某皮鞋品牌做廣告。這些主要是通過網絡、手機這些現代信息工具進行的與其說是互動，不如說是廣告行為，因為所有這些互動設計最大的得益者恰好是晚會的贊助商。而且讓人生疑的是：手機在節(jié)目中也頻繁出現。一位手上帶著護套的三輪車修車師傅，——其實他更多的工作是修自行車，這種人物角色其實我們在自己的城市中都很熟悉，他們大多是下崗工人和外來民工，手上沾滿黑色的機油，在街道的某個角落里默默地勞作；
這位修車師傅從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手機，從一條短信息開始了這個叫做《鄰里之間》的小品。小品的包袱設計很陳舊：誤會和解除，——觀眾從一開始就可以預料到。笑料則來自老套的正反歌，正反歌本是傳統(tǒng)民間藝術的經典形式，體現的是對現存世界的顛覆和解放的快感，是所謂民間“狂歡”形式的一種主要體現；
但在這個小品里，顛倒變成了空洞的形式，顛倒的對象并不具有對比的意義，沒有壓力下解放出的快感，并不好笑，從小品創(chuàng)作的角度來說是失敗的，雖然它在意識形態(tài)上是安全的。據報道，這個原來叫《缺心眼》的小品在審查中曾因為格調不高無新意而被斃，這樣的小品最后還是上了這個競爭激烈的舞臺，讓我總是忍不住以小人之心揣想，這莫非與這個小品的結尾有關？結尾是演員們熱情洋溢地奉勸和號召大家都到手機上去發(fā)信息，（我最好提醒大家，這種服務是收費的），最后一個鏡頭是演員的集體亮相，手里分別高擎著手機，——活脫脫一個廣告形象！雪村的《出門在外》最后一句“翠花，我馬上回去，趕緊上酸菜”的時候，手里居然也用話筒模擬著手機！而這首歌的開頭卻是雪村剛從公用電話走下來。撇開廣告嫌疑不說，這種對“信息化”時代迫不及待的獻媚也是使人印象深刻的。在晚會上，信息時代、信息化這樣的話語不絕于耳，完全不考慮中國的上網人群和擁有手機的人群在總人口中的比率，不考慮信息溝在中國日益加深的不平等關系。信息化集中在城市和發(fā)達地區(qū)，這就有信息不平等問題，無法接觸到這些現代化通訊設備的弱勢人群將更加深刻地被排斥在信息溝的另一端，這種不平等將加劇政治和經濟的不平等，而不是相反。正是因為社會權力和資源優(yōu)勢是掌握在這些擁有信息化能力的人群中，這就產生信息與社會權力的結合，對“信息”的崇拜其實是對社會權力的崇拜。與此同時是信息歧視，非信息化人群與社會中心權力的關系進一步被疏遠，他們將更加邊緣化，并逐漸喪失作為大眾媒體目標觀眾的價值，因為他們低下的消費能力喪失了對廣告商的吸引，而在商業(yè)化的媒介發(fā)展中，沒有廣告商支持的節(jié)目是沒有存在價值的。這就是為什么今天中國的媒介越來越把自己的目標觀眾鎖定為占人口比例很少的所謂“白領”階層。而號稱面對十三億中國人的中央臺春節(jié)晚會也終于走向這條由廣告商鋪設的不歸路！

　　今年晚會特別之處是設了一個深圳分會場，叫南北直播，同時有西安、上海、沈陽三個城市的外景插入。這個設置本身是出于意識形態(tài)的考慮，既是對共同時空體的營造，同時三個城市各有其符號意義：西安，取其古老也因為西部大開發(fā)；
上海，繁華的現代化都市與改革開放，去年的APEC會議；
那么沈陽呢？這個全國最大的重工業(yè)基地，國有企業(yè)虧損最嚴重下崗職工最多的敏感的城市，它是穩(wěn)定的！所有的外景景觀都是為晚會特別搭設，那些歡聚在鏡頭前的人群，也是應導演開拍的指令開始歡呼的，在此之前，他們只能比演播廳里的扮演“觀眾”的“群眾演員”更無聊地捱著時間，想想沈陽、西安、上海冬夜的室外溫度吧！這些群眾演員除夕夜不能在家過年，不知能否能拿到勞務費，他們并不像那些明星可以借晚會提高走穴的價碼。當零點的鐘聲敲響，我蜷縮在上海寓所的沙發(fā)上，看到三個外景地的畫面依次切入，看到鏡頭晃過上海外景地在寒夜中應聲起舞（舞龍）的人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荒誕感油然而生。幾分鐘的鏡頭，異地衛(wèi)星傳送，在我們看來似乎是勞命又傷財，但“陜西電視臺新聞綜合頻道的副總監(jiān)葛偉告訴筆者，這一次赴京競選的城市如云，僅西部就有成都、重慶等城市加入了直播點的競選，……。這次競選已達“白熱化”……據悉，西安直播點擁有8到9分鐘的時間。葛偉激動地表示，如果按照春節(jié)晚會的廣告片酬計算，西安這次等于賺回了1個億，因為10分鐘的春節(jié)晚會廣告就是1.2億的天價數目。除了經濟價值，其影響和意義都是不可估量的�！盵⑥]時間就是金錢，古話一寸光陰一寸金已遠遠不足以形容，晚會每秒廣告最高達50萬！整個晚會廣告收入逾億。[⑦]

　　有意味的是直播點一般都是與當地電視臺合作，但是這次深圳分會場卻不是與深圳電視臺合作，雖然他們同是國家電視臺；
而是與一個叫“世界之窗”的旅游企業(yè)合作。這個企業(yè)的背景是香港中旅公司和國務院僑辦，它屬于華僑城集團，一個資本龐大的上市企業(yè)集團，該集團還下轄同是旅游企業(yè)的“錦繡中華”。沒有選“錦繡中華”而是選“世界之窗”，是因為“世界之窗” 所具有的符號意義更符合晚會“走向世界”的意識形態(tài)需求。深圳分會場舞臺背景正中的鐵塔（艾菲爾鐵塔？）上特設的“世界之窗”四個紅色大字，并有眩目的燈光環(huán)繞，只要是全景鏡頭肯定少不了它，想要不在鏡頭里出現都難，何況現場導播還不時把鏡頭專門給它。那首叫做《美麗新世界》的歌第一個鏡頭就是從燈光簇擁的“世界之窗”拉出的。這個廣告形象不動聲色在鏡頭里反復出現，甚至演員演唱的圓臺座座基上也是“深圳 世界之窗”的字樣，讓我忍不住贊美：這真是商業(yè)利益與國家意識形態(tài)獲得“雙贏”的大好局面��！這就是中國傳媒產業(yè)化與市場化的一個結果，難怪有媒體說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的商業(yè)化運作已經開始。

　　這臺晚會還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黑箱操作，對外界戒備森嚴，膽敢泄密“殺”無赦，所有的演員都噤若寒蟬，讓那些被報社老總驅趕著去挖晚會花絮的記者們吃足了苦頭。很多人都納悶：不就是一臺晚會嗎？為什么要搞得那么神秘，為什么要如此嚴格地對記者封鎖消息！僅僅從制造懸念的角度來說是說不通的，因為真正的懸念是一種精心制造的策略，有暗示，有誘惑，而不是這樣氣急敗壞、變化莫測。唯一的解釋是：這內部的爭斗不到最后演出的關頭都不會塵埃落定，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審查和內部的尋租活動其實是一直都在激烈地進行，所以當然都不愿意被曝光。但是利益爭斗之激烈從它在今年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控制中應該可以想見。

　　面子上是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油彩，里子里是權力壟斷者尋租活動的“黑洞”，難怪陳佩斯說它是“名利場” ！搭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順風車，中央臺其實是最大的贏家。其次的獲益者是承辦人員，權力尋租在這個勢力范圍內是更激烈的進行。“50萬元廣告贊助換取一張央視春節(jié)晚會現場直播入場券，900萬元廣告投入贏得圓桌貴賓一席之尊；
為了在節(jié)目中露個臉，10多萬人民幣換個合唱的鏡頭，很多演員還不能如愿�！盵⑧]但是晚會的危機也正由此產生。意識形態(tài)只有在我們沒有意識到它是意識形態(tài)的時候，才最能發(fā)揮作用，當它的征詔功能淪落為一種強迫和壓迫時，意識形態(tài)本身就面臨危機了。而且，當大家發(fā)現這種意識形態(tài)甚至被用來做交易的時候，被欺騙的感覺也就無法阻止地油然而生。在晚會喪失了提供“狂歡”的可能性，而被等級和商業(yè)利益所占領時，它的危機就不遠了。那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等級的社會秩序，道德的耳提面命，百姓立場的喪失，“狂歡”色彩的消褪，成為今年春節(jié)晚會最突出的風景。對于罵聲越來越高的現象，流行的說法是百姓的口味越來越高了，眾口難調，這其實是一種掩蓋和推卸。在特權與金錢準入原則主宰下的晚會，其實已經宣告了大眾共同參與的平民狂歡的烏托邦意識形態(tài)的破產。

　　2002年3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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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文節(jié)本發(fā)表于《讀書》2003年1期，標題為《解讀二00二年“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

　　[②] 參見《巴赫金文論選》，《拉伯雷小說中的民間節(jié)日形式與形象》，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年，第163-251頁。

　　[③] 見《米教頭臨陣臥病缺席——央視春節(jié)晚會直播現場目擊》，《華商報》2002年2月19日。

　　[④] 見《同唱歌曲〈北京時間〉戴玉強春節(jié)晚會將與孫楠搭檔》，《瀟湘晨報》2002年1月21日。

　　[⑤] 見《米教頭臨陣臥病缺席——央視春節(jié)晚會直播現場目擊》，《華商報》2002年2月19日。

　　[⑥] 見《春節(jié)晚會直播點正式敲定 西安要“賺”一個億？》，《長江日報》2002年1月14日。

　　[⑦] 見《新年報時10秒鐘底價380萬——春節(jié)晚會進賬知多少》，《成都日報》2002年1月2日。

　　[⑧] 見《10萬人民幣但求露個臉——春節(jié)晚會“入場券”價值不菲》，《京華時報》2002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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