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jīng)常被人教育：“你太偏激了�！�

　　對于這樣的教育，我是很不屑的。這樣教育我的人，大抵沒什么腦子，你讓伊講個子丑寅卯，什么地方偏激了，為什么偏激了，指出條道道來，偏激的理由是什么，什么是正確的，不偏激的，伊一般支支吾吾，顧左右而言他。

　　很簡單，僅僅憑著感覺，說人偏激，是不負責(zé)任的，這種沒經(jīng)過有效論證的判斷，不值一哂。

　　偏激什么意思，《現(xiàn)代漢語詞典》解釋為“（意見、主張）過火”。這解釋差不多等于沒解釋。什么叫過火？燒得太猛了？做飯還是燒水？

　　中國人是講究中庸的，我也是，不過我和絕大部分人掛在嘴上那支高級雪茄似的中庸，一點關(guān)系都沒有。

　　孔子的孫子子思，是《中庸》的作者，是中庸思想的發(fā)明家，也是中國在哲學(xué)領(lǐng)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理學(xué)大師程氏兄弟這樣解釋中庸：“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在《四書章句集注》中這樣解釋中庸：“中者，就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可見，中庸者，理也，理者，道也。

　　在現(xiàn)實中，我遇到許多人，他們把和事佬當成中庸的代表；
把不分是非的和稀泥當成中庸；
把回避問題本質(zhì)當成中庸；
把對真理的恐懼粉飾成中庸。依我之見，倘以子思、子程子、朱子的標準來衡量，這種表面上的折衷，實際上離道最遠，再刻薄一點，那就墮入所謂的偽儒、小人儒惡道了�？鬃赢斈暝隰攪�當司寇，因為“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而走人，恐怕那幫“中庸”人士也一定認為他偏激得可笑。如果他們這樣就是中庸的話，那我還真愿意要這個偏激的惡名。

　　我的朋友摩羅先生，當年在其名著《恥辱者手記》里那句震撼我的話：

　　 “倘若他們自視為救主，我就甘為叛神，倘若他們自視為圣靈，我就甘為邪念，倘若他們自視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

　　在一個常識已經(jīng)失去了地位的國度，在一個犬儒主義風(fēng)行于世的時代，堅持常識居然成了一個社會最重要的思想——是的，別說沒有可悲到這地步！就是在那些窮吹當代中國能夠出現(xiàn)思想大家，出諾獎科學(xué)家，出什么什么家的人的嘴里，你又聽到過多少他們敢說出來的常識呢？要是連常識都不敢說，還能有什么大家，豈非癡人說夢？

　　在這樣的時代，說出常識，常常要付出代價，它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自由，甚至可能還是你的生命。

　　我不得不很認真，很負責(zé)任地給自己一個評價：我是個懦夫，因為我從來不敢說出所有常識。為了一點過于可貴的尊嚴和自由，我只是在選擇性地說出常識。我那些說出全部常識的朋友都在監(jiān)獄里，或者曾經(jīng)在監(jiān)獄里呆過。我唯一還剩下的一點點勇氣，就是承認自己是個懦夫。誠如摩羅先生一直提倡的要有恥辱意識，是的，這恥辱意識我自詡還是有一點的。

　　這么多年來，被人教育不要偏激的時候，我深知，在絕大多數(shù)情形下，教育者存在三種情況。

　　一種是他們自己在內(nèi)心里想法和我差別不大，但有些話不愿意別人當眾說出來，因為這跟通常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河蟹狀態(tài)實在太不協(xié)調(diào)，這是對所有人的冒犯，冒犯了他們集體沉默的權(quán)利——當然是權(quán)利，一種基本的消極自由，呵呵。這在中國知識界是常態(tài)，是常識！他們可以羨慕西方的人文主義傳統(tǒng)，可以羨慕美國的憲政制度，羨慕法國的知識分子傳統(tǒng)，但是也就羨慕罷了。他們可以在一切重大的社會問題面前失語失明失聰，他們的三思而行，只是“三失才行”的意思。摩羅十年前痛罵中國知識人的萎靡與不知恥，現(xiàn)狀并沒有改變。中國人里沒幾個人配說自己是知識分子，一般而言，中國的知識分子應(yīng)該在墳?zāi)够蛘弑O(jiān)獄里，或者甚至是在被活埋的無名氏花名冊上，少數(shù)漏網(wǎng)的也沒幾個——還不能舉例，不然簡直變成通風(fēng)報信、落井下石了。

　　第二種情形是，“教育”我的人本身就是腦在水中央的人，他們受了多年奴化教育，許多奴格教條早已像他們的影子一樣，刀刻火烙在他們麻木的心靈中，當你用常識轟擊他們的麻木時，他們本能的反抗就是說你偏激，說你太激烈了。這種人如果沒有徹底蛻變?yōu)樗沟赂鐮柲�綜合癥患者，已是天字第一喜。因此，對他們的不要偏激之教導(dǎo)，我連反駁的興致都沒有。

　　第三種情形是，一些好朋友擔心我在學(xué)術(shù)上走上歧路，或者干脆就是擔心我的安全問題，于是要給我潑潑冷水，但是這冷水一不小心，就差點變成了臟水，對于這樣的關(guān)心，我只有苦笑，因為他們的好意和善意，我唯有心領(lǐng)，別無可說之語——畢竟，人不是為學(xué)術(shù)而生活，而是因為生活而思考，那些半生不死、木乃伊一樣的所謂學(xué)術(shù)，于我只是垃圾，除了清理掉，沒有其他用途，談何歧途。

　　然而，無論哪種情形，在一個問題上是共同的，那就是暗示了一個建議：寧可不要常識，因為你說出的這個常識對他們來講，不但沒有意義，可能還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的無奈，而這是令人不快的。不管出于他們自己的需要，還是出于關(guān)心我的必要。任何一個追求真實生活的人，都不可能依靠回避去建立真正的生活，恰恰只有在承認的基礎(chǔ)上，才能超越令人不快的現(xiàn)實，從而建立有意義的生活。我所看重的，是常識于我自己之重要，及其傳播之重要，因為它意味著提醒更多的人正視現(xiàn)實。如果我們不捍衛(wèi)常識，不將常識從現(xiàn)實的迷離亂相中拯救出來，中國將一代代地盛產(chǎn)腦殘人士，如果我永遠生活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活不活又有多大區(qū)別——如蘇格拉底在法庭上的最后陳詞，我去死，你們繼續(xù)活下去，但你們并不知道我和你們哪一個更好。

　　我對常識曾有個定義，常識就是尊重人性、理解人性，就是對真善美恒久的向往和追求，也就是如今我更加簡潔的概括：對美愛精神的堅持和具體的生活實踐。

　　在我們的生活中，常識與反常識既有被遮蔽的一面，又有無處不在的一面。如果我們僅僅看到生活中的真善美，忽略了那些普遍存在的假丑惡，這是一種虛假的樂觀主義，是一種精神脆弱。面對丑惡關(guān)閉我們的一切感官，這只是鴕鳥，無助于真善美愛的增加。那些教導(dǎo)我不要偏激的人們，只是看到我對假丑惡的厭惡，而他們?nèi)绻�不是已�?jīng)習(xí)慣，就是覺得無奈——“你再說也沒什么意義”。如果我們僅僅看到聽到假丑惡，卻不能發(fā)現(xiàn)生活中的美好，那么這樣的心靈必定會陷入絕望與黑暗之中。然而，這個時候，他們也許會說你這些說法，這些努力，都太理想化了。

　　是的，說人理想化與說人偏激，常常只是一種姿態(tài)的兩面而已。由此，我們將看到，心中失去希望的人，或者沉淪于庸盲世界者，他們的神經(jīng)十分脆弱，他們既經(jīng)不起你指出的丑惡真相，也經(jīng)不起你追求的美愛世界。他們恐懼你所指出的真相，說你這是聳人聽聞的偏激認識，他們也懷疑你所追求的美好是虛幻的。

　　說穿了，其實只是一個問題，對于指出常識的言論，以偏激冠之，在本質(zhì)上只是以一種情緒性的感官來衡量，而不是以理性來考察的結(jié)果。在很多問題上，如果不能從一個公共生活的角度看待一切被斥之為偏激的言論，只是因為自己對公共生活的淡漠和麻木所致，并非指出這些問題的人說錯了。

　　舉一個例子來說就清晰了。

　　從一個整體的視角看待，如果說中國的公共生活領(lǐng)域一無是處，這難道無法成立嗎？仔細想想，你有沒有選舉權(quán)？你有沒有質(zhì)疑征稅權(quán)合法性的權(quán)利？你每個月被扣去的稅收，其稅率征求過你的同意嗎？你有沒有成立獨立黨派的自由？你有沒有辦報的自由？你有沒有不經(jīng)審查就出版自己言論的自由？你有沒有最想表達的事關(guān)公共問題的言論自由？你有沒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你有沒有請愿的自由？你有沒有不受電信剝削的自由？如果你是出租車司機，你有沒有自主成立公司的自由？……這樣的例子舉出兩千三千個都不是問題，還用我繼續(xù)說下去嗎？

　　結(jié)論已夠明顯，我說這些偏激嗎？當然有人告訴我，你的言論已經(jīng)很自由了，這不都讓你說了嗎？如果國人都這樣看待言論自由，那么我敢斷定，中國將永遠不可能有言論自由，所幸，中國人并非都如此！

　　這些例子都說明一個簡單的道理，在中國，運用我們的理性去看待問題，去分析問題，還十分稀缺，在大量情況下，人們沒有能力看清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的差異，而是經(jīng)常將兩者一鍋燴。大量國人，在私人生活的僥幸安全中，漠然于公共生活，兩者形成了惡性互動的局面。

　　而對于所謂偏激的指責(zé)，便是生長于這樣的土壤。

　　英國大眾倫理學(xué)家Samuel Smiles在《Character》（國內(nèi)譯本書名叫《品格的力量》）中寫道：“以前，溜須拍馬表現(xiàn)為不敢對那些地位較高的人說實話，但是，現(xiàn)在，溜須拍馬卻表現(xiàn)為不敢對那些地位較低的人講實話�！本科湓�因，密爾在《Of Individuality, a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Well-Being》一文里說得很清楚：

　　 “凡智慧與高貴之事，總是也必然是發(fā)端于某些個人，最初通常是某個具體的個人�！�…輿論是暴君，它總是譴責(zé)特立獨行。在這個時代，不屑于從眾，拒絕流俗，這本身便是一大貢獻。為了突破輿論的暴政，就應(yīng)當保持特立獨行。性格類型豐富之時之地，也便是特立獨行者豐饒之所。社會中特立獨行者的數(shù)量與該社會所擁有的天才稟賦、精神活力和道德勇氣的數(shù)量成正比。敢于特立獨行者如此之少，是當代最危險之事�！�

　　由此可見，人們掛在嘴邊的對所謂偏激的指責(zé)，恰恰正是密爾倡導(dǎo)希望人們掙脫的枷鎖，正是他筆下的輿論之暴君。

　　漢娜.阿倫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庸常之惡”（“evil of banality”，徐賁先生譯為“平庸的惡”），阿倫特指出了所有制度都有一種傾向，就是將每個人都變成“官僚”，這種“官僚”特性將人非人化，于是每個人都成為巨大國家機器上的一個齒輪、一顆螺絲釘，例行每天平庸無奇的惡行，這種惡行由此內(nèi)化為人的第二天性——習(xí)慣。而這種狀態(tài)在極權(quán)政治之下達到其巔峰之境。

　　由此，庸常之惡便成為整個社會的社會心理基礎(chǔ)，輿論便是在這個基礎(chǔ)上形成的，而輿論的威力，正如羅素在《權(quán)力論》中所說：“輿論是一切社會事務(wù)的最終權(quán)力。”

　　在漢娜.阿倫特經(jīng)典的極權(quán)政治研究表述中，納粹德國和斯大林蘇聯(lián)是典型的極權(quán)國家——由于資料的匱乏，她的研究中顯然少了不止一個國家。以“文革”為核心標志的中國30年國家精神病時代，也是一個典型的極權(quán)時代。那種狀態(tài)所形成的輿論環(huán)境中，人們清晰地看到那些特立獨行的“偏激”者所罹臨的厄運是什么：被庸眾打殺、被當局投入監(jiān)獄甚至槍殺，最高待遇也得淪為賤民。

　　當代中國，當市場經(jīng)濟在步履蹣跚中前行的時候，許多人走出體制的束縛，走出“官僚化”牢籠之后，上述這樣的輿論統(tǒng)一就被打破，輿論的一律狀態(tài)漸行遠去。近30年的經(jīng)濟發(fā)展與社會開放，都讓人們看到這種輿論多元所帶來的新氣象。于是，在大眾輿論中開始出現(xiàn)“偏激”之見，出現(xiàn)特立獨行的人物，給這個社會注入新鮮的血液。只是那些齒輪們、螺絲釘們依然不能接受這樣的現(xiàn)實。而更有不少人在長期的奴格教育中，一些毒素已經(jīng)深種腦際，即使脫離了“官僚化”的生活，依然至少在一定時期內(nèi)，延續(xù)著原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而且這種力量一時還非常強大，使得身處其間的特立獨行者無以感受到來自各方的最強有力支持。

　　但是，無論如何，人們可以從不少80后、90后的“新新人類”身上看到希望，他們正在成為未來多元社會的主導(dǎo)力量，這從他們的著裝、對不尋常觀點的接受度以及對他人的寬容度上都可以清晰的看到其未來性。倒是那些譏諷他們?yōu)椤翱宓舻囊淮�”的人，我還真希望他們有空的時候不妨攬鏡自照，垮掉的到底是誰？近期的一個突出例子是一群人打著維護大師的旗號，對韓寒口誅筆伐——只是因為韓寒說他認為巴金、冰心和茅盾的文筆不怎么樣，說實在的，這三個作家的作品，除了茅盾的作品，我覺得還有可看之處，其他兩位我從來都覺得一般得很（不過他們兩位的翻譯作品我還是挺喜歡的）。這些施行輿論暴政的人，說實在的，這次沒有撈到任何便宜，倒像是讓人看了一場免費滑稽劇，因為年輕人們已經(jīng)不再那么好糊弄，也不像20年前那么狹隘、愚昧、霸道。

　　可見，這個社會的觀念確實已經(jīng)越來越開放，僅僅社會性而非政治性的驚世駭俗之論，至少不會招致囹圄之苦、殺身之禍。

　　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偏激”不再給特立獨行者帶來太多的危險，那么不妨繼續(xù)“偏激”下去，這是所有特立獨行者的權(quán)利。

　　 2008年7月6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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