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是一部歷史社會學的名著，從1966年出版到今天，在不同學科領域發(fā)揮著持久的影響力。摩爾以他特有的歷史感、廣闊的視野以及文字中流淌著的靈氣，為不同的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靈感，很多研究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摩爾影響的痕跡，不同的理論從摩爾原有的論著中引申和發(fā)掘出來。對這樣一部涉及范圍寬廣、影響深遠的名著進行評論和解讀，難免有讓人有如履薄冰之感，本文只能就其中最為典型突出的幾個問題，進行扼要的闡述。

　　一、 歷史、空間與多線復合結構

　　現代化是世界政治經濟不可避免的潮流，全球都被逐漸卷入到此一巨大的變遷之中。幾個世紀以來，現代化從歐洲起步，逐漸擴散到全球的不同區(qū)域和角落，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在這種壓力之下，開始主動或者被迫向工業(yè)社會轉化。2現代化歷史觀基本上是一個線性歷史發(fā)展觀，西方資本主義和民主，是進入現代工業(yè)社會的唯一通道和最終歸宿。馬克思也把歷史看成一個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單線發(fā)展過程，摩爾以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和階級結構分析為根本出發(fā)點，構建他整個理論大廈，但他謹慎避免了馬克思的單線史觀，摩爾對歷史復雜性的把握，使他的論述和分析更具有歷史感，也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延展性。

　　摩爾認為，世界現代化的道路主要分為三大類：最早的一條和資本主義和議會民主攜手并進，經過清教革命、法國革命和美國內戰(zhàn)等一系列革命問世；
第二條也是資本主義的，但由于缺乏革命沖擊波的震撼，經由某種反動的政治形式發(fā)展為法西斯主義；
第三條道路是共產主義，革命發(fā)動以農民為主，實現了向共產主義的轉變。3這三條道路不但彼此交匯和包融，而且在發(fā)展序列上相互接續(xù)，在因果鏈條上輾轉遞進，也在時間上構成更替和置換，不同背景和時代，不同時間和空間中的階級關系的不同組合，是導致三條道路差異和替代的根本原因。世界現代化不再單純是一幅資產階級和工人矛盾斗爭的產物，不同歷史情境之下，現代化的道路選擇風格迥異。摩爾的對于時間、空間、長時段社會結構的關注，和稍后的年鑒學派大師布羅代爾有異曲同工之處，后者由于不滿足于現代化論者的線性發(fā)展模式下的西方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歷史過程，強調歷史的多元性、多層次性；
強調理論模式的應用必須和歷史觀察相互參照。4摩爾的這部著作，也可以看作長時段比較史學敘事結構的一個嘗試，盡管這種敘事結構由于其學術野心和宏大架構，受到來自于各種不同角度的批判，但此種多線復合結構，對于理解歷史復雜性，并進一步把理論框架和具體歷史經驗相結合起來，都具有重大啟發(fā)意義。

　　摩爾對于寬廣歷史和空間的關注，使他避免了歷史發(fā)展必然規(guī)律等僵化的教條。他討論了英法美、德意、中國、俄國等幾種不同現代化道路，并用大量筆墨討論印度的特殊性，不同的社會景觀充滿了機遇與沖突，偶然與選擇，歷史發(fā)展充滿種種多樣性的潛能�！澳�爾的多線復合結構的歷史演化圖式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他自己坦率的承認，在他的研究視域之外，還存在尚未充分展開，有待深入研究的遼闊歷史空間”。5

　　農業(yè)的商品化程度、階級結構和革命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在摩爾的著作中得以展開討論，他對于歷史和空間的敏銳洞察，充分展現出一位歷史學家穿透時空的能力。同樣的種子在不同土壤中完全可以成長為不同植物，生產關系和革命之間的復雜關系，其實并非一個單純理論就可以涵蓋，摩爾長時段和多重空間的考察，使他對自己理論解釋力也表現出一些猶疑，“這種敏銳和疑慮使摩爾在敘述過程中不斷的引入其他歷史和政治因素，以期最大限度的逼近歷史真實，結果就是其理論非常龐雜和富有彈性”.6這種龐雜的結構和富于彈性的表述方式，恰恰證明了他多線復合結構的延展性和開放性，正是此一品格，成為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最大閃光之處。

　　二、農民：被遺忘的主體

　　在有關現代化理論研究中，農民很少被置于主體地位。城市中的工人階級和資產者之間的矛盾，構成現代化進程中的最重要景觀，農民基本上處于無聲無息消亡的階層，在現代化過程中，不發(fā)揮什么重要作用。摩爾卻發(fā)現，在歷史轉折點上，傳統(tǒng)農民占據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位置，農民是傳統(tǒng)農業(yè)文明的主體，在兩大文明接替更換之際，傳統(tǒng)農業(yè)的生產方式，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階級結構，會成為型塑未來社會發(fā)展路徑的重要因子。

　　亨廷頓以政治學家的眼光觀察到，一個社會是否會走上具有革命性質的發(fā)展道路，與農民有直接關系，只有當中等階級和農民一致反對現存政治體系，才易于發(fā)生革命。7摩爾通過其比較史學遼闊視野，認為農業(yè)商品化不同程度下的農民在世界現代化中扮演了不同角色。在現代化過程中和地主貴族的不同階級關系，農業(yè)商品化過程中農民不同的結構性位置，強烈影響了歷史發(fā)展的走向。在現代化過程中，農民可以和不同階級聯(lián)盟，既可以被民主勢力利用，也可以被專制勢力利用，但由于其人數眾多，他們的政治取向對社會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8摩爾獨辟蹊徑，使傳統(tǒng)現代化研究中被忽視的農民成為主體，盡管農民還只是存在于復雜的階級關系中，只有在其中發(fā)揮歷史功能，但比起眾多研究對于農民作用的視而不見，摩爾成功的使農民進入研究者和閱讀者的視野之中。

　　著名的農民學專家米格代爾也注意到，在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原來農村的生存機制被破壞，身處重重壓力之下的農村和農民為了改變自己生存境遇，進行了各種方式的冒險和變革。9他們不再是沉默、無法表達自己聲音的群體，也不是面對大的社會變革無動于衷，相反，農民群體在社會轉型中，總是努力適應整體形勢的變遷。而當農民作出各種努力失敗后，內在壓力無法得到舒緩，農民階層就會傾向于選擇大規(guī)模的革命。農民革命不再是無組織的造反，突然爆發(fā)的暴動，農民開始作為一個階級行動，他們構成了旨在推翻現存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的主體，這種運動具有正規(guī)的等級結構和明確的政治目標。10摩爾在探討中國革命起源時也注意到，中國被迫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但是中國地主并沒有轉變成資本家，農民也沒有轉變成工人，農業(yè)商品化程度很低，農民在現代化市場大潮沖之下，承受的風險和壓力日益增大，大量農民陷于破產邊緣，這種社會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是中國發(fā)生自下而上社會革命的重要原因。

　　亨廷頓指出，只有把知識分子烏托邦式的目標和農民具體的目標有機結合起來，才能有真正的改革和革命，作為潛在革命群體的農民蘊含著巨大的變革力量。11革命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能有效動員和聯(lián)合農民。中國革命最大特點就在于不斷把農民吸引到共產黨的控制區(qū)域中，重新建立起一種集中內聚的團結力量�！爸袊�共產黨比國民黨向人民提供了更多保護，由于中國共產黨運用物質利益吸引農民參加革命方面的組織能力增強，因而，中國共產黨有能力使農民從戰(zhàn)爭引起的社會動蕩中解脫出來”。12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勃興，其內在的原因就在于共產黨人和千百萬農民的有效聯(lián)合。摩爾把中國革命歸納為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他把農民當做中國革命的主體力量，也頗為抓住歷史的核心和關鍵。

　　三、暴力革命：一個未完成的討論

　　暴力革命一向是標榜資產階級民主的學者不大愿意涉及的論題，民主、自由、博愛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作為一種不容置疑的價值理想，向來染上了一層美麗的光環(huán)，似乎民主和自由是西方社會自發(fā)演進誕生的秩序，伴隨著和平和博愛的鐘聲。摩爾卻冷靜地指出，資本主義民主社會的誕生，是經過了一番暴力革命的洗禮，他詳細分析和考察了英國、法國和美國在通往民主道路上所經歷的暴力沖突，打消了人們對和平過渡的天真想象，再一次向我們呈現出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清教革命、法國革命和美國內戰(zhàn)，是漫長的政治演變進程中異常激烈的暴力行為，從中產生出我們所謂的西方現代民主”。13

　　暴力革命摧毀了舊有的社會結構，掃清了通向現代民主道路上的障礙，相反，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導的現代化進程，基本上沒有改變原有的社會結構，“自上而下的分解舊體系，其政治后果必定有所不同，伴隨保守型現代化的推進，政府總是試圖盡可能的保留原有的社會結構，把舊內容塞到新的建筑物中”。14雖然通往現代化道路中，德意等國家避免了大規(guī)模的流血和暴力，然而，短暫脆弱的民主，由于沒有相應社會結構作為基礎，很快就夭折了，伴隨而來的法西斯主義政權卻帶給了人民更大的苦難，成為資本主義民主巨大的反動力量。

　　摩爾在書中還用了相當篇幅來討論印度的現代化道路，他承認印度開創(chuàng)了至少形式上的民主制度，未經暴力革命便完成了重要的民主制度的建設，然而正是由于缺少重要的暴力環(huán)節(jié)，以革命的手段粉碎過去，印度民主面臨著極度的困難，這也導致了印度在現代化途中長期的猶疑不定和徘徊不前。15印度的現實似乎又一次印證的摩爾的推斷，暴力革命是通往現代化和民主道路的重要一環(huán)，傳統(tǒng)社會經濟結構的打破，需要一場聲勢浩大的革命運動，只有在摧毀舊社會結構基礎上，才有可能建立起強大穩(wěn)固的現代國家。

　　然而對于暴力革命意義的探討，一直以來就無法達成共識，對暴力革命的批評幾乎源源不斷。早在法國大革命期間，著名的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柏克就對法國大革命中的暴力和殘酷表達了充滿睿智的批判。16大規(guī)模的流血和死亡，不同黨派和不同政見者之間彼此殘殺，不但摧毀了傳統(tǒng)中彌足珍貴的倫理道德和社會風俗，同時塑造出一種非常不寬容的政治文化，革命雖然名義上追求自由、民主和博愛，但事實上，往往會演化為，罪惡借自由之名大行其道。所以，保守主義思想家往往傾向于漸進的改造和變革，提倡一點一滴的進行改良，反對對社會文化和傳統(tǒng)造成巨大破壞的革命，因為革命造成的社會破壞，可能在未來很多年中都無法恢復，而革命留下的不寬容，又會影響一個民族未來文化的發(fā)展方向。

　　不可否認，摩爾理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暴烈思想的回歸，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了很大反響，基本上可以算是美國思潮轉折的重大標志。但是，我們也需要認識到，無論對暴力革命的肯定還是反對，都可以找到相應的經驗支撐，摩爾的暴力革命論和保守主義者的反對暴力論，實際上都有其邏輯自恰性，也有其充分的理論解釋力。暴力革命的意義可能也要在兩者之間去探討，進一步深入思考，摩爾給我們開辟了一個思考問題的空間，我想，這也許正表現出這本書開放的品格，也體現出真正經典的魅力之所在。

　　 1 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拓夫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

　　　　2 布萊克：《現代化的動力》，景躍進、張靜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 同注1，第334頁。

　　　　4 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第一卷，三聯(lián)書店，1992年版。

　　　　5 同注1，譯者前言，第3頁。

　　　　6 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頁。

　　　　7 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譯，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頁。

　　　　8 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頁。

　　　　9 米格代爾：《農民、政治與革命——第三世界政治與社會變革的壓力》，李玉琪、袁寧譯，姜開君校，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

　　　　10 同注9，第195頁。

　　　　11 同注7，371頁。

　　　　12 同注9，第213頁。

　　　　13 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拓夫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頁。

　　　　14 同注1，第355頁。

　　　　15 同注1，第349、350頁。

　　　　16 伯克，《法國革命論》，何兆武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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