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過去30 年中國取得的成就是由政治轉軌造就的。本文討論的主題是從中國政治發(fā)展道路的兩次轉軌來審視過去30 年中國道路所處的歷史方位， 并藉此展望未來中國發(fā)展道路可能的走向。過去30 年中國道路的歷史方位應放在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來觀察，而所謂“宏大”，一是指整個中國的歷史，二是指近代以來西方世界的歷史。中國政治兩次重要的轉軌發(fā)生在19 世紀末和20 世紀70 年代末，“對抗”與“和解”是兩次轉軌最重要的特質。

　　關鍵詞:政治發(fā)展 轉軌 對抗和解

　　本文討論的主題是從中國政治發(fā)展道路的兩次轉軌來審視過去30 年中國道路的歷史方位，并藉此展望未來中國發(fā)展道路可能的走向。過去30 年中國道路所處的歷史方位應放在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來觀察，而所謂“宏大”，一是指整個中國的歷史，二是指近代以來西方世界的歷史。

　　用大歷史觀的眼光來看，19 世紀末和20 世紀70 年代末是中國政治發(fā)展兩個極為重要的歷史轉折點。第一次轉軌改變了二千年來帝國政治的發(fā)展軌道，從此，中國人受到理想主義、政治浪漫主義及對抗思維的支配。告別帝制，是為了尋求更理想的社會，當中國人在追逐理想的道路上面對各種陷阱與路障時選擇了對抗、沖突或革命，希望藉此打開通往天堂之門。第二次轉軌則是告別烏托邦式的理想，放棄對抗，由政治浪漫主義轉而走向務實、和解，由政治掛帥轉為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這就是當下中國所處的歷史方位。

　　一、第一次轉軌：告別傳統(tǒng)追求理想走向對抗

　　中國政治步入一個穩(wěn)定的發(fā)展軌道始于秦帝國的創(chuàng)建。在二千多年的帝國時期，歷代王朝大多推崇儒學，以儒家的“仁政”作為治國的理念，“以民為本”是治國的要義，“大一統(tǒng)”、“國泰民安”是當政者的政治理想，“中庸”、“仁愛”、“禮教”等是歷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價值。政治對抗的出現(xiàn)通常是在歷代王朝的末期，即由“仁政”走向“暴政”，暴君受到天譴民伐，于是有人“替天行道”，隨著改朝換代的完成，新的帝王繼續(xù)“奉天承運”。但帝國時期的改朝換代，其實只是換皇帝而不改制度，基本不偏離既有的帝國政治的軌道�？傮w來看，官與民、民與民相安無事是常態(tài)，對抗是地方性或短暫的，這是帝國政治的基本特征。

　　這一基本特征得以維繼，一方面緣于帝國體系的設計（如央地關系、君臣關系、官民關系等）較為合理；
另一方面帝國體系從未受到外部更為先進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理念的挑戰(zhàn)，缺少一個彼此可以觀照的“文明的他者”。帝國時期雖然也受到過外部的挑戰(zhàn)，但結果不外乎以華化夷。然而，到了近代，帝國體系受到西方更為強大的文明實體的挑戰(zhàn)，危機也由此而生。

　　鴉片戰(zhàn)爭以后，帝國體系的隱患開始顯露。自19 世紀中葉國人一直致力于對帝國體系的修補，王朝的發(fā)展戰(zhàn)略是“中體西用”，所謂“體”即大一統(tǒng)的王朝體系。朝野的主流思想是試圖延續(xù)固有的帝國體系，政治發(fā)展的軌道并無根本的改變。其間，最為積極的作為就是持續(xù)數(shù)十年的自強運動。自強運動的展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林則徐時代中弱西強的格局，中華帝國與西方出現(xiàn)了數(shù)十年的相對均勢。唯其如此，時人稱這一時期為“同光中興”。但此種均勢到1894 年被中日甲午戰(zhàn)爭所打破。其后，革新派喊出的“保國、保教、保種”等口號足以說明，因割地賠款、全面開放市場等，導致帝國體系面臨極為深刻的危機。越來越多的人對帝國體系有無修補的價值與可能性產生懷疑，中國政治的重大轉軌開始了。

　　為什么說是甲午戰(zhàn)爭以后中國才開始第一次轉軌呢？孫中山是最好的例證。他雖在遺囑中講“余致力于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實際上他在1885 年并無也不可能有異動，因為那時王朝正處在“同光中興”時期。孫中山組建試圖顛覆帝國體系的興中會正是在甲午中國戰(zhàn)敗以后。隨后康、梁發(fā)動的變法遠遠越出傳統(tǒng)意義上變法的邊界，實際上是想以“西政”取代“秦政”，對帝國體系進行釜底抽薪式的重造�！鞍偃站S新”受挫后不久，便發(fā)生了義和團事件，接著朝廷啟動了長達十年的“新政”。這一系列的變故與異動，使得中國政治偏離了原有的帝國政治的軌道，即要拋棄帝國體系，尋求全新的政治制度。隨著對帝國體系認同危機的加深與“振興中華”口號的提出，對抗、緊張、暴力、怨憤等由地方性、臨時性的現(xiàn)象轉為全國性、長期性的現(xiàn)象并模式化，改朝換代的思維被改朝換制的思維所取代，傳統(tǒng)意義上的“革命”被賦予了新的意涵，即要廢除帝國的專制政治體系，由專制走向民主共和，社會運動與政治對抗從此接連不絕，“畢其功于一役”逐漸成為大眾期盼。中國政治由此步入了一個長時段的追求理想而又充滿對抗的時期。

　　1. 對抗的表現(xiàn)

　　從對抗的主客體來看，可以歸類為以下三類對抗：

　　（1）中國與西方的全面對抗

　　中國與西方的對抗，也表現(xiàn)為弱者與強者的對抗。如20 世紀以來發(fā)生的義和團運動、各種抵制洋貨（美貨、日貨）運動、“五四”愛國運動、反洋教運動、工人運動（如1925 年的“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等）、“九一八”以來持續(xù)14 年的抗日戰(zhàn)爭等，1949 年以后的抗美援朝、1957 年中蘇關系破裂后持續(xù)地反對蘇聯(lián)修正主義、60-70 年代支持印度支那國家反抗法國及美帝國主義等。

　　此種對抗到了毛澤東晚年才略有改觀，主要表現(xiàn)為1972 年中日、中英建交和中美關系出現(xiàn)緩和的跡象。中國與西方大國的雙邊關系看似朝著正�；�的方向發(fā)展。但，此種變化并非從根本上放棄與西方的對抗，而是希望中國跟歐美及日本加強戰(zhàn)略合作，搞一條橫線，這就是聯(lián)合反對蘇聯(lián)霸權主義的“一條線”戰(zhàn)略。

　　1957 年是中蘇關系由親而疏的轉折點。是年11 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大會上，最后一次出國的毛澤東不贊成赫魯曉夫“和平過渡”的主張。他說：“現(xiàn)在我感覺到國際形勢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世界上現(xiàn)在有兩股風：東風，西風。中國有句成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我認為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于帝國主義的力量占了壓倒的優(yōu)勢�！盵1]但蘇聯(lián)不接受毛澤東的判斷，中蘇關系由分歧到對抗�；�于此，毛澤東晚年有意擴大反蘇力量。1974 年2月，毛澤東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戰(zhàn)略思想。他說：“我看美國、蘇聯(lián)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盵2]中國作為第三世界的領袖，堅決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反對霸權主義的斗爭，支持第二世界國家反對超級大國干涉和控制的斗爭。中國對美國實行又聯(lián)合又斗爭的方針，部分出于地緣政治的考慮，重點打擊蘇聯(lián)霸權主義，牽制蘇聯(lián)的擴張主義勢力。

　�。�2）中國人之間的政治對抗

　　此種對抗集中表現(xiàn)為各種政治力量、政治派別、不同階級之間的對抗。自清末有革命黨與立憲派、革命派和立憲派與朝廷的對抗；
進入民國，有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集團與袁世凱北洋集團、國民黨與后袁世凱時期各派軍閥的對抗；
國共合作時期兩黨與北洋政權的對抗；
國共分裂后兩黨長期對抗，尤其是1931 年11 月毛澤東在江西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被蔣介石視為“國中之國”，故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政策，繼而發(fā)動五次大圍剿；
抗戰(zhàn)期間兩黨雖然達成了第二次合作，但兩黨間、延安與重慶間的對抗并沒有中止；
抗日戰(zhàn)爭結束，國共兩黨展開了空前規(guī)模的內戰(zhàn)。

　　1949 年以后中國人之間的對抗主要存在于無產階級與剝削階級（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政治路線方面的“左”和右及紅與黑、無產階級與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當權派、勞力者與勞心者之間。這些對抗通常摻和著“祖?zhèn)鞯某鸷蕖盵3]，為不可調和的敵我矛盾，毫不妥協(xié)，用毛澤東的話說是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將敵對勢力干凈徹底地消滅掉。中國人之間的對抗還反映在兩岸關系、國共兩黨關系上，大陸方面始終堅持“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而臺灣方面則是要“光復大陸”。

　�。�3）現(xiàn)實與歷史的文化對抗

　　現(xiàn)實與歷史的對抗集中表現(xiàn)在文化領域。從清末的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戰(zhàn)將、再到毛澤東“繼續(xù)革命”年代的革命兒女，不斷傳遞著反傳統(tǒng)的接力棒。傳統(tǒng)的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習俗等被貼上落后、愚昧、迷信、封建、腐朽、專制的標簽而受到持續(xù)的批判與清算，延續(xù)數(shù)千年的文字也因書寫煩瑣而被不斷簡化，甚至有人提出廢漢字改用拼音，傳統(tǒng)被妖魔化了。被毛澤東奉為“現(xiàn)代中國的圣人”[4]魯迅在其雜文《華蓋集——青年必讀書》勸青年不要讀中國書：“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尸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看——或者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痹诖朔N思維的引領下，國人對自己的歷史采取虛無主義的態(tài)度，把自己的歷史說成是“糟粕”，好似只是一堆罪惡的垃圾。

　　現(xiàn)實與歷史的對抗最具表征意義的是反孔。從“五四”吳虞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到毛澤東提出“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萬世師表”的孔子變成了民族的罪人、社會進步的路障�！翱准业�，是沒落奴隸主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反動的破爛的思想武庫，是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用來進行復辟活動的黑店。1919 年的五四運動，給了孔家店以沉重的打擊，可是數(shù)十年來，孔家店的幽靈卻一直未滅。一切剝削階級先是千方百計保護它，使它免于死亡，繼則高唱挽歌為它招魂，使它復辟�！盵5]

　　2. 對抗正當性的構建

　　其實，在20 世紀不僅中國社會表現(xiàn)為高度的對抗性，世界亦然�！霸诮^對意義上，20 世紀發(fā)生的集體暴力比過去十個世紀發(fā)生的還要多�！痹�1900-1999 年之間，世界上爆發(fā)了250 場國際的和國內的新戰(zhàn)爭�！按蠹s1 億人直接死于由政府支持的、由軍事單位組織的集體暴力”，故而蒂利稱20 世紀為“暴力的世紀”[6]�；舨妓辊U姆則將1914－1991 年人類的歷史稱之為“極端的年代”，但就一個國家而言，像中國這樣長時段的高度對抗實屬罕見。

　　對抗、沖突、暴力等何以延續(xù)？對抗的發(fā)動者總是認為自身的價值具有唯一的正當性，通過對抗，表達怨憤，以期實現(xiàn)正義的凱旋，達到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與鞏固。如，拉登與美國及西方世界搞對抗，以“圣戰(zhàn)”來證明其正當性。美國要消滅拉登，理由則是鏟除恐怖主義。在此思維的驅使下，妥協(xié)、和諧、互動、共贏的空間是極小的，因為他們視對方的價值不具有正當性。

　　在20 世紀的中國，對抗正當性的建構與表達，大多與意識形態(tài)有緊密的關聯(lián)，或者說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對不同時期的對抗提供了強有力的正當性支援，惟其如此，對抗大都具有社會運動的特征。

　�。�1）中國與西方的對抗——“主義”之爭

　　中國與西方對抗的表征是民族主義運動的持續(xù)高漲，但在這一表征的背后還隱含著先進制度與落后制度的較量。在世紀之交的轉軌之際，中國人認為自己的帝國體系是世界上最陳腐的政體，但自共和制建立以來，重新建立的制度則是世界上最先進的（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至少在理論形態(tài)上足以與西方先進的政體比肩。

　　中國與西方對抗的正當性集中表現(xiàn)為“主義”之爭。清末表現(xiàn)為反對列強、（民族）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孫中山時代尤其是國民黨“一大”以后，表現(xiàn)為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北伐戰(zhàn)爭時期的口號之一是“打倒列強”），繼而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修正主義之間的對抗。概而言之，“主義”之爭依次表現(xiàn)為民族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抗。

　　給人類文明帶來巨大變化的資本主義在中國從來就沒有取得正當性。20 世紀初年“資本主義”一詞從日本傳入中國時即是一個負面詞匯，它與貧富分化、恃強凌弱、爾虞我詐等有著天然的親緣性。孫中山也明確排斥資本主義，他要以“平均地權”、“節(jié)制資本”的民生主義取代分配不均的資本主義。共產黨人則是以消滅資本主義、建立共產主義為神圣的使命。

　　自清季嚴復將天演論輸入中國，各種社會發(fā)展理論、進步主義、制度或文明的新舊輪替等支配著中國人的思維，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循著單一的軌道或秩序不斷向前發(fā)展的過程[7]�！疤煅葜�跡，進化之理，窮變通久之道，國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8]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五種社會形態(tài)說。

　　由斯大林歸納的五種社會形態(tài)、五種生產方式理論于30 年代后期傳入中國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為中西的對抗提供了更具理論性和權威性的支撐。1938 年斯大林發(fā)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同年，他又在《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給出了一個權威的公式：“歷史上有五種基本類型的生產關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盵9]此說把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歷史歸結為階梯狀的演化圖式（馬克思從未對人類社會發(fā)展作此種機械的階段性劃分）。經(jīng)由始于1941 年的延安整風運動，共產黨人明確將自己的歷史、現(xiàn)實及未來嵌入這一圖式，對中國歷史的敘事是：經(jīng)過了原始、奴隸、封建三個時代，現(xiàn)實的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出路必然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爸挥猩鐣�主義才能救中國”，不僅成為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且成為民族的集體記憶。

　　總之，國共兩黨各自認為“主義”領先于過時的、充滿危機的、沒有前途的資本主義。由此，中國與西方的對抗也就是新舊兩種社會制度、社會形態(tài)及文明實體的對抗。惟其如此，對抗具有天然的正當性。

　　毛澤東還揭示了弱者能夠對抗強者的邏輯：“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讓位給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變成大的，因為大多數(shù)人要求變。美帝國主義力量大要變小，因為美國人民也不高興本國的政府�！薄按�，不可怕。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變大。”“力量小的，同人民聯(lián)系的，強；
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如孫中山之于清王朝、共產黨之于蔣介石、全世界人民之于美帝國主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懊赖蹏�主義是紙老虎”[10]。

　�。�2）中國人之間的對抗——“革命”之爭

　　此種對抗通常被賦予了民主與專制、進步與反動、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抗的意涵，凡此均可上升為或等同于革命與反革命的對抗，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敘事就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一切現(xiàn)代性均凝聚為“革命”。清末的革命黨人與立憲派以民權、民主自居，王朝成了專制的代名詞。進入民國，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與袁世凱及北洋軍閥以及各地方軍閥勢力的對抗同樣表現(xiàn)為民主與專制、革命與反革命的對抗。國共分裂后，兩黨均以革命黨自居，并將對方妖魔化，以反革命或“匪”視之，將對方設定為革命的對象。

　　毛澤東早年就信奉斗爭哲學，“與天斗，其樂無窮；
與地斗，其樂無窮；
與人斗，其樂無窮”。毛澤東晚年在總結一生成就時突出了兩件充滿對抗的大事。一是把蔣介石趕到幾個小島上去，“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
二是“發(fā)動文化大革命”[11]。

　　革命、對抗是毛澤東一生的追求與牽掛。

　　中國人之間的對抗還與階級學說有緊密的聯(lián)系。階級學說于“五四”時期傳入中國，及毛澤東1925 年發(fā)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后，階級、家庭成分、階級地位成了識別“朋友”和“敵人”、革命與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唯一尺度。階級學說客觀上將社會成員劃分成兩個陣營，“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鄙鐣�運動學者將其歸為“怨憤理論”。

　　階級學說對中國革命運動的生成與展開功效巨大。然而，到了1949 年以后，階級分析法、階級斗爭理論繼續(xù)支配著整個中國大陸，從而使得本應結束或弱化的社會對抗持續(xù)加劇，階級斗爭成為解決一切問題的良方。如，1955 年10 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再次把農業(yè)合作化上升到階級斗爭的高度，以期用社會運動的方式來加速推進集體化的進程�！澳眠^去一年國內的階級斗爭來說，我們主要做了四件事：一個是進行反唯心論的斗爭(發(fā)動反對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一個是鎮(zhèn)壓反革命，一個是解決糧食的問題，一個是解決農業(yè)合作化的問題。在這四個問題上的斗爭，都帶著對資產階級作斗爭的性質，給了資產階級嚴重的打擊，并且在繼續(xù)給他們以粉碎性的打擊�！盵12]

　　“階級斗爭為綱”、“階級斗爭一抓就靈”、“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等，在大陸耳熟能詳、深入人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是階級關系、朋友和敵人的關系。敵人與朋友、革命與反革命、左和右、紅與黑、唯物與唯心的對立，使整個社會趨于兩極化。這樣國內政治力量間的對抗、沖突、造反也就具有了正當性，而一切主張緩和、調和的主張則被扣上階級調和論、不講階級斗爭，輕則是右派言論，重則是反革命。如劉少奇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四大自由”（土地租佃和買賣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以及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論”等均被上升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階級斗爭是歷史發(fā)展的動力的思維的引領下，1949 年以來大陸的政治沖突與政治對抗從未停止，發(fā)展到極致的是全民深度參與的“文革”運動。

　�。�3）現(xiàn)實與歷史的對抗——“文明”之爭

　　此種對抗的正當性同樣是基于進步主義，即新制度必然要取代或埋葬舊制度，包括舊的文化。新舊對立有兩個面向：一是追求理想與文明，二是“鄙視既往”，“既往”成了“文明”的對立面。1949 年以后，雖然完成了制度變革，但總認為舊的文化不可能隨著舊制度的滅亡而進入墳墓，舊的思想觀念是根深蒂固的，無產階級文化與封建主義文化的對抗是長期存在的，消滅封建文化的任務十分艱巨。故而在思想文化領域不斷發(fā)動各種名目的思想改造運動、大批判等，直至“文革”時期的“靈魂深處鬧革命”。

　　此種“鄙視既往”的心態(tài)誠如1957 年“鳴放”時期無黨派人士、教育部部長張奚若所揭示的：“歷史是有繼承性的，人類智慧是長期積累起來的。但許多人卻忽視了歷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條。他們把歷史遺留下來的許多東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他們認為，新的來了，舊的不能不打倒。其實，我們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而他們對中國歷史和新社會都很少了解�！盵13]

　　自19 世紀末中國進入這樣一個大對抗的軌道，各種社會運動接連不斷，其積極的影響是贏得了民族獨立、捍衛(wèi)了主權的尊嚴，這一點非常重要。在那樣一個“極端的年代”，整個國際社會都是在對抗中度過的，與列強的對抗不僅是難免的，且是必須的。接受合理的國家間的對抗，排斥國家內部不必要的對抗，這只能是一種后見之明。在那樣一個民族矛盾、社會矛盾尖銳交錯的時代要做到這一點恐怕并不容易，這不僅需要領袖的政治智慧，且離不開對經(jīng)驗的體察。

　　二、第二次轉軌：化解對抗走向和解政治讓位于經(jīng)濟

　　在毛澤東主政的末期，此種對抗?jié)u顯難以維繼的端倪。1973 年鄧小平復出后，顯示出糾正“文革”路線的取向。毛澤東去世后，鄧小平再次復出，糾“左”的力量逐步積聚，中國的政治發(fā)展軌道終于發(fā)生了根本的轉向，即由政治掛帥轉向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由對抗（非友即敵）轉向和解（和而不同）。30 年來化解對抗的努力同樣表現(xiàn)在前面提到的三個方面。

　　1. 和解的表現(xiàn)及舉措

　　（1）化解中國與西方的對抗

　　當今世界全球化的浪潮具有不可逆性，任何國家的發(fā)展都離不開世界，而要融入世界必須放棄只有對抗沒有合作的思維。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毛澤東時代“備戰(zhàn)備荒”、“時刻準備打仗”的思維，逐步讓位于鄧小平提出的“和平與發(fā)展是時代的主題”。

　　1983 年，鄧小平明確告誡各級領導：“現(xiàn)在的問題是要注意爭取時間，該上的要上。大戰(zhàn)打不起來，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險的問題。以前總是擔心打仗，每年總要說一次�，F(xiàn)在看，擔心得過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來�！盵14]可以說自此中國共產黨的戰(zhàn)略開始由戰(zhàn)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fā)展轉變。到1985 年，鄧小平已經(jīng)明確地形成了和平與發(fā)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的戰(zhàn)略思想�！艾F(xiàn)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zhàn)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jīng)濟問題或者說發(fā)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fā)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15]同年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宣布裁軍百萬，向國際社會發(fā)出和解的信息，對西方世界的態(tài)度由“對抗”轉為“開放”。隨著1979 年中美建交，中國與許多西方國家紛紛建立起正常的外交關系。其后，雖然也有過短暫的緊張關系，如1999 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2001 年的中美撞機事件等，但政治領袖均能機敏地處理相關事務，力求在不失國家利益與維護國家尊嚴的前提下化解緊張關系。

　�。�2）化解中國內部的對抗

　　1977 年底中央宣布恢復停止了10 年的高考政策，570 萬人走進考場，階級成分論逐漸淡出。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胡耀邦主政時期大量糾正毛澤東時代的冤假錯案，對當事人落實政策，安排工作，數(shù)以千萬受株連的無辜干部和群眾得到解脫。自1979 年起，約3000 萬在農村插隊的知識青年逐步返城，無數(shù)破碎的家庭得以重圓。這一切均大大紓緩了社會的緊張關系，社會成員內心的怨憤得到有效的釋放，受傷的心靈得到撫慰，人與人之間的階級關系逐漸向正常的社會關系回歸。與此同時，中央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寬松的經(jīng)濟政策，人們的注意力與精力逐步從政治領域轉向經(jīng)濟領域，民眾言論與行動自由的空間均在逐步放大，這也在相當程度上緩和了社會成員之間的緊張關系。

　　化解對抗也反映在兩岸關系上，原先敵對的雙方開始接觸、互動。“和平統(tǒng)一”取代了“武力解放”成為首選的對臺方略。1981 年9 月30 日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提出和平統(tǒng)一的九條主張，終結了30 余年的“解放臺灣”的提法。中共十六大以來，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兩岸緩和的進程明顯提速，并促成了國共兩黨領袖的會見。2008 年5 月28 日胡錦濤總書記在與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會談時又提出“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chuàng)雙贏”的處理兩岸關系的十六字主張，同年年底兩岸期盼已久的“大三通”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3）化解現(xiàn)實與歷史的對抗

　　相對于前兩個對抗，化解現(xiàn)實與歷史的對抗則相對滯后。在整個80 年代，國人痛定思痛，反思“文革”的教訓，視“文革”為封建主義盛極的表現(xiàn)。1980 年鄧小平代表中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認為，中國政治生活中的種種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拔覀冞M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tǒng)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后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F(xiàn)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xù)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盵16]反傳統(tǒng)的思維在80 年代一直在延續(xù)。

　　自進入90 年代，隨著經(jīng)濟的穩(wěn)步增長，綜合國力的提升，國人的自信心也在復蘇，由此國人對傳統(tǒng)文化的認知也在發(fā)生變化，現(xiàn)實與歷史的和解明顯加快，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呼聲越來越強。古典名著均拍成電視或電影，古跡得到修復，傳統(tǒng)的祭祀儀式得到恢復，祭孔、祭黃帝炎帝等場面越來越大，傳統(tǒng)節(jié)日也不再視為迷信，自2008 年始清明、端午、中秋上升為國家法定的假日。最近十年歷史題材的電視劇進入了一個空前的盛世。當年被毛澤東貶損的“唐宗宋祖”、“秦皇漢武”，如今成了熒屏上的主角�？滴醮蟮�、雍正王朝、唐太宗、大漢天子、秦始皇等紛紛登場，且多成為頌揚的對象。各地電視臺還爭相效仿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開設類似的節(jié)目，研究傳統(tǒng)的名嘴登臺宣講中國傳統(tǒng)，弘揚國粹。

　　2. 和解正當性的構建

　　19 世紀末以來，對抗的持續(xù)與升級總是伴隨著政治浪漫主義。政治浪漫主義在對抗時期突出表現(xiàn)為國人對強國夢的非理性的期盼。維新時期康有為向光緒帝進言：“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治體，日本效歐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體，若以中國之廣土眾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規(guī)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業(yè)定矣�！盵17]20 世紀初革命黨人陳天華堅信：“中國醒悟之后，發(fā)奮自雄，五年小成，七年大成�！盵18]孫中山在民初也放出豪言：“以我五大族人民既庶而富，又能使人人受教育，與列強各文明國，并駕齊驅，又有強兵以為之盾，十年后當可為世界第一強國�！盵19]順此推演，也不就不難理解大躍進時期舉國為毛澤東提出的“超英趕美”而癡狂，繼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響徹神州。

　　脫離經(jīng)驗的浪漫主義所能依憑的恐怕只有激進的社會運動，通過持續(xù)的社會運動為人們提供不竭的精神支援。然而，激情終究不可能替代人們對物質的本能渴求。經(jīng)由1978 年一場“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人們終于開始回歸理性，直面現(xiàn)實，求證于經(jīng)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凡是科學的理論，都不會害怕實踐的檢驗。”“自吹自擂證明不了真理，大規(guī)模的宣傳證明不了真理，強權證明不了真理�！薄皣�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各個革命政黨的路線是否正確，同樣必須由社會實踐來檢驗�！薄拔覀円�有共產黨人的責任心和膽略，勇于研究生動的實際生活，研究現(xiàn)實的確切事實，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盵20]這些在今天看來都是常識的判斷，在當時仍有不少人認為是大逆不道。然而，經(jīng)驗的力量畢竟要強于無法兌現(xiàn)的各種口號。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雖然沒有完全拋棄主流的革命話語，但其確立的以實踐來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命題已隱含著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的否定。從此，鄧小平的“貓論”及“摸著石頭過河”也就取得了正當性。此處的“實踐”可以理解為英美政治傳統(tǒng)中保守主義者所講的“經(jīng)驗”。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柏克總是強調要以經(jīng)驗或傳統(tǒng)作為行動的出發(fā)點。柏氏樂道“經(jīng)驗曾教導過我們”，強調用經(jīng)驗來檢驗現(xiàn)實�！坝⒏裉m的人民并不要模仿他們所從未試驗過的款式，也不會回到他們經(jīng)過試驗而發(fā)現(xiàn)是災難性的款式�！盵21]

　　講到“實踐”，其實20 世紀中國的革命也是建立在“實踐論”的基礎之上。20 世紀初革命的發(fā)動，以實踐證明改良主義（變法維新）在中國行不通相號召。辛亥以后的一系列革命則以實踐證明革命不徹底為由再一次發(fā)動更為深刻而廣泛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以實踐證明，軟弱的資產階級不能獨立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
而社會主義革命則以實踐證明資本主義在中國行不通為提前的。這里的“實踐”固然有部分的事實根據(jù)，但也有明顯的工具論的色彩。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立論，更能經(jīng)得起歷史的檢驗與學理上的詰問。

　　歷史的轉折總是以一個特定的事件為標志，但轉折本身總是呈現(xiàn)為一個過程。對抗之興起如此，終結亦然。

　　1978 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從1979 年起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會議高度評價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強調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fā)，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一論斷至少表明中央層級在觀念上將逐步放棄持續(xù)了大半個世紀的對抗思維。

　　1981 年中共中央全體會議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黨的文件形式徹底否定了“文革”。1982 年頒布的《憲法》，在序言中刪除了“七八憲法”中“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提法，明確了“今后國家的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1997年修改《刑法》時，刪去了反革命罪。2002 年十六大報告首次將“社會更加和諧”列為努力的目標，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告別對抗、追求和諧，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當然，對抗與和諧永遠都是相對的，也是可以人為構建的。當下的中國努力的方向則是對已然的對抗用和諧的思維來化解它，而非激化它，更不是人為構建新的對抗。

　　三、是否存在第三次轉軌？

　　前面討論的兩次轉軌已成為實然，從應然的角度來看，當下中國是否要經(jīng)歷第三次重大的轉軌呢？

　　2005 年2 月19 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指出：目前中國的社會是“發(fā)展的黃金期”和“矛盾的凸顯期”。問題是矛盾是怎么產生的？如何處置？過去的30 年，黨和政府的工作中心是經(jīng)濟建設（相對此前30 年的“政治掛帥”而言），造就了長達30 年、平均增速超過9%的經(jīng)濟增長時期。隨著中國經(jīng)濟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客觀上產生了新矛盾，就業(yè)壓力越來越大、通貨膨脹、貧富不均、分配不公等。惟其如此，早在1990 年鄧小平就發(fā)出警告：“社會主義不是少數(shù)人富起來，大多數(shù)人窮�！�…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qū)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fā)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fā)展，就可能出亂子�！盵22]

　　鄧小平一代對19 世紀末以來漫長的革命道路記憶猶新。革命往往是由怨憤培育起來的，怨憤的增量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出亂子”。所謂“亂子”，其實就是社會動蕩或社會運動。

　　人類的經(jīng)驗也表明，經(jīng)濟的增長與國家的長治久安并非始終相向而行，經(jīng)濟增長的時段總是有限度的。19 世紀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分析值得警惕，即社會大動蕩并非總是發(fā)生在經(jīng)濟長期停滯的地方，而是經(jīng)歷過長期經(jīng)濟增長的地方，特別是經(jīng)濟增長一段時間后出現(xiàn)了拐點，法國革命即發(fā)生在這一時刻，這就是所謂“倒J 字型假設”。故而近年來學界有關“經(jīng)濟建設時代轉向國家制度建設時代”的呼聲越來越強。胡鞍鋼教授早在2005 年就提醒當局：“黨的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意義并不在于作為執(zhí)政黨給人民帶來正面的利益，受到人民的支持與擁護；
而在于當其不能給人民帶來積極利益的時候，甚至產生負面的和消極的利益的時候，人民能夠與之達成諒解，不起來推翻其統(tǒng)治。不要以為只要蛋糕做大就能夠化解一切矛盾或危機。隨著經(jīng)濟市場化和全球化，政府控制國民經(jīng)濟的能力會愈來愈弱，如果繼續(xù)將合法性建立在經(jīng)濟增長上，無異于把自己的命運托附于其他的力量。”[23]

　　如此說來，中國的確到了一個新的轉型期，問題是轉型是否必要？是否可行？

　　由“經(jīng)濟建設”轉向“制度建設”的提法看似符合常理與普遍的經(jīng)驗，但未必充分顧及到中國的實情與特質。過去30 年的經(jīng)驗表明，經(jīng)濟建設固然是中心，但國家的制度建設并未止步。歷史的經(jīng)驗表明，帝國時期的中國既沒有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沒有民主觀念的傳承，或“使民主運轉起來”的社會資本。自清末轉軌，歷次重大的社會運動大多以舶來品“民權”、“民主”、“人民主權”、“人民當家作主”等為號召，民主也成了社會運動的催助器，以“民主”相號召的歷次社會運動首先是摧毀既有的并冠之“專制”的秩序，結果是舊的秩序瓦解了，但新的秩序并不如人愿。從這個角度看，“文革”運動有其久遠的歷史根源。上個世紀70 年代末開始的第二次轉軌，實施的一系列改革首先是一個秩序恢復與重建的過程，同時伴隨著新的制度供給，這本身就是一個國家制度建設的過程，舍此無法想象會造就一個“發(fā)展的黃金期”。其實，自1980 年鄧小平發(fā)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始，國家的制度建設從未止步，但國家制度建設的現(xiàn)狀與民眾的期待的確有一個不小的落差。

　　綜觀先行者，現(xiàn)代國家的制度構建有疾有緩，這取決于一國的政治遺產、規(guī)模、經(jīng)濟發(fā)展的狀況、實施國家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從這四者出發(fā)大致可估量出推進國家制度建設遭遇到的阻力的大小。經(jīng)驗表明，阻力大宜緩進，阻力小則可速進；
反之，要么欲速則不達，要么錯失良機。以中國目前的情勢判之，前進的阻力并不小，因應之策與其說是轉軌或轉型，不如說是在繼有的雙輪軌道上（經(jīng)濟建設與制度建設）穩(wěn)步前進。換言之，通過30 年探索所形成的軌道與主題無需轉換。

　　軌道與主題如常，但腳步不能停頓。就經(jīng)濟面而言，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給那些迷信市場的人上了生動的一課，但中國的市場化距離終點還有相當?shù)木嚯x，中國的問題是一方面要繼續(xù)推進市場化的進程，另一方面加強對市場的監(jiān)管，使市場興利除弊，既有利于民生，又能保增長。就政治面而言，當今世界正處在一個迷信民主的時代，民主固然是個好東西，但經(jīng)驗表明，這一“好東西”是經(jīng)過長期的試驗與爭議才被確認的，“好東西”不可能無條件地帶來好的結果。20 世紀初至少是“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從來沒有拒絕過民主，民主的價值問題在中國早已解決，但這遠不足以使民主運轉得很好，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為國家的制度安排不斷提供有益而又有序的民主增量。在制度安排上諸如權限的劃分、權力的平衡、權力的授予、權利的保護、權力的監(jiān)督、選舉規(guī)則及程序、決策機制等，凡此，一方面要結合本土的實情從學理上加以研究，另一方面要在實務上進行模擬、試驗，以期成熟推廣之，在學理與經(jīng)驗的互動中為構建一個和諧社會而推進國家的制度建設。

　　　　注釋

　　　　[1]《國際形勢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版，第291、299 頁。

　　　　[2]《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北京〕《人民日報》1977 年11 月1 日。

　　　　[3]〔美〕西德尼·塔羅：《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斗爭政治》，吳慶宏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年版，第5 頁。

　　　　[4“] 孔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現(xiàn)代中國的圣人。”《論魯迅》，《毛澤東文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3 頁。

　　　　[5]史反修：《孔家店的幽靈與現(xiàn)實的階級斗爭》，〔北京〕《人民日報》1969 年7 月29 日。

　　　　[6]〔美〕查爾斯·蒂利：《集體暴力的政治》，謝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51 頁。

　　　　[7]孫中山將人類文化生活進化分為三級：需要、安適和奢侈。《孫中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64 頁。

　　　　[8]李大釗：《民彝與政治》，《民彝》創(chuàng)刊號，1916 年5 月15 日。

　　　　[9]聯(lián)共〔布〕中央審定：《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137 頁。該書在1939 年譯成中文，并成

　　　　為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學習材料，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1942年）中曾引用該書的文字。

　　　　[10]《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1956 年7 月14 日毛澤東同兩位拉丁美洲人士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289-292 頁。

　　　　[11]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版，第1781-1782 頁。

　　　　[12]《農業(yè)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毛澤東選集》第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199 頁。

　　　　[13]《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統(tǒng)戰(zhàn)部繼續(xù)召開的座談會上提出尖銳批評和改進工作的積極建議》，〔北京〕《人民日報》，1957年5 月16 日。

　　　　[14]《視察江蘇等地回北京后的談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5 頁。

　　　　[15]《和平和發(fā)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5 頁。

　　　　[16]《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334-335 頁。

　　　　[17]《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第222 頁。

　　　　[18]思黃（陳天華）：《論中國宜改創(chuàng)民主政體》，《民報》第1號，1905 年10 月。

　　　　[19]《在北京袁世凱宴席上的答詞》，《孫中山全集》第2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版，第419 頁。

　　　　[20]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北京〕《光明日報》1978 年5 月11 日。

　　　　[21]〔英〕柏克：《法國革命論》，何兆武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版，第34 頁。

　　　　[22]《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fā)展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64 頁。

　　　　[23]胡鞍鋼：《第二次轉型：國家制度建設》，〔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第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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